见过徐杰的人都会立刻被他的风度与睿智所吸引。作为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医学中心的学科带头人，徐杰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30个年头。今天的他，是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脊柱外科、关节外科与显微外科专家，也是“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省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福建省直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这些头衔和光环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耕耘与积累，是不忘初心、忠诚于党的信仰与情怀，更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品格与精神。 技术，让医学可靠作为一名外科医师，徐杰的医学道路是从显微外科开始的。这种对精细、审慎与耐心要求极高的外科学专业，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但是，年轻的徐杰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不服输的精神。显微外科的训练为他塑造了一双足以媲美能工巧匠的手，能够进行长时间复杂、细致而稳定的手术操作。更重要的是，烦琐而辛劳的工作锻炼了他的耐性，培养了他的执着。在显微外科的学习过程中，徐杰掌握了极为扎实的外科基本功。这不仅是他作为一名医师的立足之地、立业之本，更是他强大的、持续的自信心的真正来源。在近30年的从医道路上，徐杰从未放下过本职工作。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教授在他的名著《生活之道》中提到自己年轻时的职业理想总结起来分为两点：一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师；二是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实用的临床体系。仔细想来，徐杰的行医生涯与这位伟大的前辈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持之以恒地训练自己的手术技巧和临床思维以外，他也十分重视在病房与手术室建立起一套具有骨科诊疗特色的规范化流程。只有在医学的每个细节、每个环节都进行不断的精确和优化，才能使整个治疗过程得到充分的安全和可靠的疗效。得益于扎实的学术基础、规范精准的治疗流程，福建省立医院骨科稳扎稳打，不断进步。多年来，徐杰一直致力于将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建成国内外一流的脊柱外科中心，并力求把脊柱外科神经系统并发症降到全国最低。他深知手中的技术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石，也是自己最不能放弃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个无影灯下的不眠之夜，也不知反复研究了多少次患者的资料、辗转思考了多少回手术的方法……我们看到的只有从小号变成大号的手套，只有多年劳损的职业病，英俊的脸庞有了皱纹，可是那双眼睛却始终清澈、坚定。正所谓“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对徐杰和他的团队来说，有了病例的不断积累，才有了真正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 创新，让医学进步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徐杰幸运地找到了一条非常适合自己的医学之路：那就是充分融合了显微外科理念的骨外科技术。传统的骨科手术，患者创伤大、恢复慢、并发症多。而受过高强度、高难度显微外科训练的徐杰，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开发出一系列匠心独具的骨科微创手术方式，包括：在国内早期开展脊柱外科高水平的颅底寰枢椎疾病、脊柱侧弯畸形矫形和腰椎滑脱、椎管狭窄症、脊椎间盘疾病的显微微创手术；在国内早期开展脊柱神经显微外科手术；建立福建省神经手术电生理安全监护中心；在国际上报告脊柱椎管内哑铃型神经肿瘤与硬膜下肿瘤完整切除的微创锁孔（Keyhole）手术和在斜向经腰椎椎间融合（OLIF）手术中进行直接减压的手术；在国内早期应用直接前侧入路（DAA）微创髋关节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并完成了一系列国内外的创新手术。上述手术通过不同入路、不同角度、不同力学原理的原创或改良，使越来越多的骨科手术得以高速、高效地完成。患者术后创口小、出血少，恢复快，显著提高了生活质量和预后水平。每一次小小的进步背后都是反复的思考、实践甚至失败，而正是这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最终汇聚成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徐杰一直秉持着对专业的自信和对创新的渴求。他非常明白，在医学研究上，故步自封是最可怕的，只有创新才能让医学的道路活跃、丰盈起来，并最终造福患者。除了开发新的手术方式，徐杰也热爱发明创造。在工作中，他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发明或改良了多种手术器械，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虽然身为骨科医师，因为专业限制不能亲临一线抗疫，但徐杰从未忘记医者使命。当看到抗疫人员的皮肤因为长时间穿戴防护服而伤痕累累时，他便想到设计一种全新的防护用具，能够同时满足防护与手术需要。徐杰不辞辛劳，带领同事日夜研究，发明了一套正压防护与手术两用头罩系统，可以解决抗疫医务人员的面部压痕与空气通风问题，还可以同时视野清晰、循环通畅地进行手术操作。该项发明亦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在创新研究上，徐杰始终坚持“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原则，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显微外科的技术和理念贯彻到骨科手术的方方面面，创造真正对临床有价值、有帮助的科研成果。手术是外科医师都掌握的技术，但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改良手术、优化手术、重塑手术，却并非人人做得到。2020年，福建省立医院被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为加速康复外科骨科试点医院。这不仅标志着学科人工关节置换加速康复应用和创伤救治水平达到了新高度，更是卫生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对徐杰教授团队多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 团结，让医学传承外科学是一门需要传承的科学。每一位外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老师，也都必然有自己的学生。这与医学，尤其是外科学的学科特性是分不开的。一位杰出的外科医师的成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带教、培训和指导，离不开多学科专家的教学工作。徐杰时刻牢记自己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学习时多位老师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因此，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重培育学生、教导新人、锻炼团队。医师兼任老师，是这个行业的不凡之处。这虽然加重了医师的工作量，但其中益处更多。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加深了思考，学生的问题又反馈到临床中，促进了临床工作的改良和进步。教学相长，在临床医学中尤为显著，老师不仅教“学”，更教“思”和“行”；不仅指导手术，更注重医疗行为与流程的规范化培训；不仅教临床，还教创新，教科研，教学科建设和发展……在徐杰的多年努力下，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已经建立起一支梯队结构合理、人才配备充足、亚专科齐头并进的专业团队。熟悉他们的同事都知道，这还是一个气氛融洽、团结奋进的集体。在徐杰的带领下，他们实现了许多高难度手术的从无到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却时刻不忘初心，坚持以老带新，非常注重专业传承和团队建设。我们相信，这样的团队也足以让徐杰感到喜悦与自豪。除了加强团队建设与专科管理之外，近年来，徐杰也逐渐开始把一部分工作精力放在医院和学术机构的管理上。作为骨科学科带头人和分管科研、教学的院领导，他十分注重效率管理、流程化管理、预防性管理、环节质控管理等医学管理方向，每周定期召开质控会议，把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细节不断具体细化到每个质控流程中去，确保整个工作环节的畅通、有序。同时，徐杰身兼多个国家级、省级学术任职，通过传授手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形成优中再优的发展格局，加强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先进经验分享，同时帮扶医疗技术落后地区的医务人员，开展新手术、新方案的培训，并最终通过统一化、精细化流程管理，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爱，让医学温暖对医师来说，有几种素质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力量、耐心与勇气。但若要成为一名医学家，还有一种素质是必备的，那就是爱。爱是所有科学的养分，医学当然也不例外。在徐杰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爱、感受爱。这里所说的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人的爱，一种是对学术的爱。一方面是爱患者，一方面是爱医学，二者缺一不可。大医精诚，是对所有医师提出的道德要求；精于医术、诚于医德，也是福建省立医院的院训。其实，真正的医德就是爱，是发自内心对患者的感同身受：作为医师，生命存在的价值不全然是为了自己，还要让别人的生命也获得更多的幸福。因此，在爱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勇敢，是真正的勇敢；在爱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善良，亦是真正的善良。从业近30年来，徐杰为5000多例脊柱疾病患者成功进行了手术，使他们能够昂首挺胸地站立，重新拥有幸福的生活。这一切成果也都是基于他对人的爱，对患者的爱。此外，徐杰也多次参与或主导支援灾区和边远地区的医学建设工作。2008年，作为汶川地震福建省首批医疗救援队成员，他义无反顾前往灾区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后又两次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口医疗建设帮扶工作，先后获得“抗震救灾优秀个人”和“优秀援宁志愿者”荣誉称号。他积极帮扶基层医院，为基层骨科医师的培训和进修创造机会与平台。他还通过多方努力，积极筹建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脊柱健康公益项目，力求服务更多的患者。正是这份无言的大爱，拉近了医师与患者的距离。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江坚 俞云龙

在几内亚的难忘记忆日历向前翻页，那是2008年的夏天，我所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为主派单位，组建中国第21批援几内亚医疗队。当时身为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我有幸成为医疗队的一员。祖国重托、使命担当牵引着我背上行囊，踏上了那片热情的土地。在几内亚工作的两年中，停电是常态，来电是惊喜。我们往往要抓住短暂的来电时间，给当地患者施行手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医疗队驻地，我和三个男队员硬是把原来一个废弃的库房打扫、清洁、消毒，改造成了一间门诊手术室。就在那间简陋的手术室里，我们接诊并治愈了大量的几内亚患者，还为许多当地的华人和中资机构的同胞开展了有效的医疗服务。对于一些简单的手术，没有电时，我们就打着手电，进行手术操作。有一位几内亚老人，后背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物，痛得他睡觉时无法平卧，由于家中贫困，没钱去当地医院救治。听说中国医疗队来了，他就一路找上门来。没有手术铺单，我就撤下床单，清洗、灭菌，然后挑选器械，备妥药品。在第二天短短的有电时间段里，我配合两名外科医师成功把这位老人的肿瘤完整地摘除了。之后一段时间，我一次次地观察并为老人换药、护理，直至他伤口完全愈合。最终，老人没花一文几内亚法郎(当地货币)就痊愈了。当我护送着这位老人离开医疗队驻地时，他依依不舍，双手合十，对我连说了好几声：“真主保佑你!真主保佑你!”由于疟疾的高发，不少队员和同胞都或早或晚感染了疟疾。一天深夜，屋外大雨倾盆，队长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国经济援助人员因罹患疟疾、高烧不退。队长马上唤来队医和我，一起赶到患者宿舍。测量体温时，我平生头一次看到体温表被“烧”到了头。身边没有酒精，无法进行物理降温，情急之下我喊身边的人找来了一瓶“二锅头”，以酒代替医用酒精为患者降温，同时进行补液、抗疟治疗。之后的几天，只要下班，队长都会带着我上门看望治疗这位患者。一周多的时间，他终于退烧、病愈。看着这位在当地举目无亲的同胞，我心中顿生相助之情。经过队长批准，我把患者患病期间换下来的所有衣服和用过的被褥进行了清洗、晾晒，然后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整整齐齐。2009年10月1日，我们全体医疗队员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新中国60岁生日庆典，当雄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和战友们的热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脑海：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二次援非再出发2018年5月，我国恢复了与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在短时间内派出一支援布基纳法索医疗队，此项任务落到我们医院。这个消息于我而言犹如一把火，重新燃起了我的激情。心中装着五星红旗、耳旁响着出征号角，在组织的信任、家人的支持下，我第二次踏上了援非征程。布基纳法索是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这里自然资源匮乏，热带传染病及艾滋病罹患率居高不下，停水、断电乃至恐怖袭击不为鲜见。医疗队一行10人飞行上万公里，于2018年7月7日抵达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来到驻地，面对眼前一片要从零开始的局面，医疗队在大使馆复馆小组的领导下，迅速召开了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第一次会议。医疗队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王勇带领大家细致调研，明确了当下首要工作，迅速成立了财务、伙食、网络、消杀、采购、房屋修缮、对外联络等小组。队员们像战士一般迅速铺开作业面，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银行开户、房屋修缮、家具置办、开灶起火等驻地建设的系列工作。肩负着祖国的使命，越是艰苦、越是空白，队员们的干劲儿就越足，虽身在他乡却仿佛迎来了主场。看到受援医院许多基础设施长年废弃、诊疗信息化落后、日常运行管理处于半瘫痪状态，队长马上协调双方各相关专业进行对接，了解对方需求，紧接着有针对性地落实帮扶工作。肿瘤外科的高主任手把手传授当地医务人员使用中国制造的夹钳和腹腔镜切口牵开器操作微创手术，盛医师培训当地麻醉同行使用可视喉镜进行气管插管。“非洲光明行”公益活动的西非站选定了我们所在的受援医院。医疗队全程协同“非洲光明行”专家组，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138例，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表扬。基于“授之以渔，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力求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我们改变了既往的援助模式。作为手术室护理管理者，我观察到受援医院在患者安全管理方面存有一些隐患，考虑到当地同仁强烈的自尊心，采用经验介绍这种方式，给他们讲解示范了《手术患者安全核查》《手术物品清点》《患者转运安全》《手术室消毒隔离》等核心制度。同时，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手术安全核查内容翻译成法语与当地医务人员分享。正是通过这些举措，在援非期间，我耐心细心地传播了手术室科学管理的理念。首都100多公里外的库杜古医院是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大区医院，为周边15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这家医院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患者挤满了院子里的楼廊。我们每两周去巡诊一次，针对疑难杂症，医疗队的专家们以多学科诊疗（MDT）模式帮助当地医师提升诊疗水平。尽管雨季时的土路坑洼不平，泥泞满地，一天往返、颠簸一路的我们却苦中有乐。在骄阳似火的旱季，医疗队由大使馆带队下乡义诊。在走进村子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听说来了中国专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三四百人挤满了义诊场地。为了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同胞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平日里我们经常送医送药到他们的居住地、工作地；一有时间，我们就为当地中资机构、华人华侨进行健康义诊。 友谊如鱼水情深布基纳法索官方语言是法语，但是很多当地人讲的是土著语，沟通成为我们最大的困难。记得刚刚抵达瓦加杜古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和前台服务生对话，突然口语“卡壳”了，这时身后的一位黑人小伙子主动上前帮我解了围，后来这位名叫西塞的青年成了医疗队在当地的翻译。工作中，队长指导西塞如何用中国人的方式处理事务，高主任每天早晨带西塞朗读中文，年轻的医师则和西塞成为绿茵场上的球友。为了帮助西塞快速提升汉语水平，我联系家人在国内买好新华字典、成语词典托人捎来送给西塞，随时随地辅导他的中文阅读和写作……小伙子勤奋又聪颖，加上他不遗余力地为医疗队的事跑前跑后，很快便成为医疗队强有力的帮手。半年的朝夕相处，生活上的照顾，工作上的帮助，再加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西塞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和医疗队队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塞的年龄和我孩子仅差几个月，大家开玩笑说：西塞，你将来可不能忘了这个中国妈妈啊!每逢此时，内敛的西塞总是腼腆地微笑而低头不语。回国前，西塞送给了我一件礼物。由于时间仓促，直到回国后收拾行李时，我才打开礼物。那是一个母亲用双手托起孩子的铜雕，上面刻着：谢谢妈妈! 那一刻我心头一热，泪水模糊了双眼。我想我是理解西塞的，我会把这份礼物视作中非人民友谊的纪念，永远珍藏!带去的是热情，留下的是美好，珍藏的是友谊。虽然非洲条件艰苦，但作为一名中国援外医疗队员，有祖国的重托、使命的召唤，我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我国也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现在，我已经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两鬓斑白，但仍豪情不减。如果党需要我，祖国需要我，我会时刻准备着，勇挑重担。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心永远和祖国一起跳动，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周 茁

王荣金，1931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临县，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他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2014年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党务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协和医院特以访谈形式采访了王荣金，通过他的个人经历、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等，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情怀。 毅然入党参军北京协和医院：王书记，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王荣金：我老家是山西省临县冯家会村，在晋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山沟里。我懂事后，就跟着父亲种地，家里并不富裕。家人都不识字，但希望我能够有一点文化，所以，家人送我去识字班学认字，后来又送我到临县城里的小学学习。学完以后，我在村里就成有文化的人了。小时候我是儿童团团员，在村里进行一些抗日的宣传教育活动。1947年，晋绥军区所辖的地方进行土地改革，我积极参加，宣传土地改革思想。可能正因为在这两件事情上我表现得不错，所以经过村里的党组织负责人王荣显和武玉道的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6岁。 北京协和医院：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王荣金：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印象深刻，很向往这个组织，于是就加入了。加入以后接受了很多党的教育，包括后来到离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学习，又被选入机要学校学习，我想重要的一点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当时在离石县和机要学校学习的经历。王荣金：1947年，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在离石县办了一个师资训练班，村里推荐我去学习。学习还没结束，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魏三庆就到训练班招学习机要的学生。有一天他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当兵。虽然我那时还小，但是对当兵很向往，就同意了。机要学校的老师和学员都是军人，按照部队的要求对我们进行管理。1948年，我在机要学校完成学习后被分配到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当译电员，主要工作是翻译，这就算正式当兵了。 跟随部队解放大西南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跟随部队南下的这段经历。王荣金：1949年，晋绥军区撤销，贺龙司令员率领部队南下。我们靠步行到了山西临汾，在那儿休整了半个多月，还开展了思想教育工作。从临汾出发继续南下时，我调到了新成立的贺龙司令员的机要科，做了机要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过秦岭那天下大雪，我乘坐的卡车上载满了人，我一条腿在车里、一条腿在外边，由于道路泥泞，结果翻车了。幸运的是，我因为一条腿在外边，车把我甩出来时我没有摔到沟里。于是，我就又坐别的车继续前进。一天夜里，我们到了成都周边一个县城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为了和平解放成都，我们要和国民党谈判，所以原地待命。天快亮时，国民党同意和平解放成都。第二天我们部队进入成都，受到路边群众的夹道欢迎。 北京协和医院：和平解放四川后，您又有了什么新任务？王荣金：和平解放四川后，我们部队地方化了，但我没有回到地方，而是被调到了第十八兵团工兵师司令部当机要员，并跟随部队解放西藏。解放西藏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因为没有路，我们需要一边走一边修路。过大渡河时，铁索桥只剩铁索，部队用艰难找到且为数不多的木板搭在铁索上让大家通过。而辎重部队只能到大渡河边后，把汽车拆了用橡皮舟运往对岸，到对岸后再安装起来。我们在河边住了半个多月，非常潮湿，早上起来被子上布满了雨点似的露水，当时我得了一身的疥疮，没有医药，只能硬挺着。但也许因为年纪小，抵抗力强，疥疮慢慢消退了。那段时间我确实觉得有点顶不住了，但大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西藏，还没到怎么能退缩呢？ 抗美援朝战争带来人生转折北京协和医院：进入西藏前，是什么新任务要求您转移战场的？王荣金：快到西藏时，迎来了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部队接到上级命令，为了支援朝鲜战场，需要调配一名机要员，就把我选上了。于是，我又原路返回，从重庆坐船到武汉，然后到北京。到北京后，我在中央机要处听从分配。正好这时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阴谋，我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中央防疫委员会需要一名机要员，我就服从分配留在了北京，并没去抗美援朝战争前线。 北京协和医院：您后来是怎么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王荣金：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原来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同志都来自部队，一部分学医或者学防疫的专业人员，又回到了部队。我虽然不是医师或者护士，但被调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安排我做保密室主任，管理档案。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转归地方管理，我的军人身份就结束了。1976年，我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担任内科支部书记。 北京协和医院：刚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适应吗？遇到了困难是怎么克服的？王荣金：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纯粹的临床业务单位，之前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做行政工作时，很少接触临床工作，对真正的医疗工作了解很少，并且我既没学过医，也没学过护理，我能行吗？当时没什么信心。内科支部书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干吧。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医师、护士尽量多接触。于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后，我都会参加病房的交接班工作，医学上的东西我不懂，但就用这种方法尽量多接触他们，多了解他们。那时候病房只有一个清洁工，大部分清洁工作护士也要做，我虽然参加不了医疗工作，但这些事我可以参加。 北京协和医院：您参加过内科大查房吗？王荣金：从担任内科支部书记，一直到后来做了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大查房我都会参加。我觉得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一些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典型病例，才能拿到大查房上去讨论。医师们都愿意来参加，因为大查房时既有专家、教授，患者也在现场，大家都会踊跃发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学习的大好机会。不是有一句话说“北京协和医院有治不了的患者，但没有诊断不了的患者。”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好几个科室的医师集中在一块，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病例，一些难诊断的患者病情就会逐渐清晰。 介绍张孝骞教授入党北京协和医院：1985年，88岁高龄的张孝骞教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您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请您谈一谈张孝骞入党的过程。王荣金：张孝骞入党经过一番周折。1976年10月之后张孝骞恢复了门诊和医疗工作，他对待患者、同事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改变。当时我在内科，发现他一直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好医师。后来我就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介绍张孝骞入党呢？我先找到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陈部长同时也是张孝骞的学生。我对他说了想介绍张孝骞入党的想法。陈敏章完全同意，他比我还了解张孝骞，我们就商量好由我们两个当张孝骞的入党介绍人。得到陈敏章的同意后，我就去找张孝骞谈。我一个人去他家问道：“有没有考虑过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掉泪了，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也提过这个问题，可是人家说我条件不够，所以后来就不敢再提了。如果说我条件够，我当然十分赞成、十分愿意。”介绍张孝骞入党，开始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想法，但因为张孝骞很有知名度，所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件事，也算是我为北京协和医院的党建工作出的一份力吧。 亲历北京协和医院步入发展快车道北京协和医院：1976年以后，您一直工作、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王荣金：我对北京协和医院感情很深。我从一个军人来到这儿干了几十年，北京协和医院确实培养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医疗系统工作过，第一次接触就到北京协和医院这样一个鼎鼎大名、高知云集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说让我的知识水平和修养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刚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时候，门诊就在老楼10楼大通道和16楼地下室。后来，医院扩建，第一个新建的就是门诊楼，开工典礼我参加了。后来建宿舍，开工典礼我也参加了。现在的新门诊楼和正在建的转化医学楼，开工典礼我都参加了。所以北京协和医院从原来那一点空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我都是见证人。1993年12月，我办了离休手续。我住的地方离北京协和医院也很近，不能说天天来来往往吧，但是这关系一直断不了。现在医院的同志对我也很关心，一些大型活动也会请上我，让我非常感动。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些经历我永远忘不了。 北京协和医院：您觉得年轻人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协和人？王荣金：要做一个合格的协和人，当然业务上要精益求精，要刻苦磨炼、学习。另外，政治觉悟要高。我就觉得张孝骞是挺全面的一个人，他不管是在困难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这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董 琳 王帅雨

孟繁强家里，常年有一个收拾好的行李箱，里面存放着心理危机干预需要的各种装备。“经常一个电话就要出发，这个行李箱能拿起就走。”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的一名年轻医师，心理救援是孟繁强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虽然从事心理救援时间不长，但孟繁强已经是心理危机干预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了。2019年，北京市西城区伤童事件，时年31岁的他第一次走上危机干预的“战场”，自此，开启了冲锋陷阵的日子。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小汤山医院（以下简称小汤山医院）、北京市新发地丰台隔离点、北京市大兴天宫院隔离点，都成了他穿梭不停地“战场”，一线救援的忙碌，使他快速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危机干预“战士”。 3个月不舍昼夜，24小时随叫随到 “旧鞋已经磨破，新鞋看来也‘命不久矣’……”这是孟繁强在小汤山医院精神心理组时的一句笑谈，也是他救援经历的真实写照。 早在2017年，孟繁强就代表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队参与京津冀重大自然灾害卫生演练心理救援工作，连续3年的演练，更加坚定了他心中的志向：投身心理救援，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始，作为北京市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第一批支援小汤山医院的医疗队员，孟繁强和同事两人临危受命，入驻小汤山医院精神心理组，负责全院区2000多人的精神心理健康。 两人照顾2000多人，压力可想而知。但孟繁强没有气馁，他和队友作为开荒者，从进驻到组建团队、搭建心理治疗室、制定心理干预流程、普及心理疾病预防知识……脚步不曾停歇。他和队友每天都要走遍30个病区，筛查几百名入境人员的心理状况，同时观察医务人员的整体状态。虽然有固定的心灵驿站和24小时心理热线电话，但“这样能更直观地了解医院每个角落的情况”。每天几万步走下来，孟繁强的鞋子磨坏了，脚也磨出了血泡，但与苦和累相比，“主动出击，让我们感觉更加踏实”。就这样，他们从默默无闻到全院皆知。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这是病区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组成员常说的一句话，是表扬，亦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从小汤山医院筹建到“清零”关闭，孟繁强坚守到了最后一刻，3个月枕戈待旦，他和同事用实际行动，兑现了“24小时电话在线”“24小时随叫随到”的用心承诺。 半夜主动请缨，医治昏倒被隔离者 小汤山医院抗疫工作圆满结束，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还一直在路上。从北京市新发地丰台隔离点到北京市大兴天宫院隔离点，在区县的抗疫工作中也多次出现孟繁强忙碌的身影。 2021年1月27日深夜，寒风呼啸，当孟繁强与同事在北京市大兴天宫院隔离点结束一项应急干预工作时，已过深夜12点。两人还不曾喘息，隔离点的另一边又传来消息，一名新来的隔离人员不明原因晕倒在地，孟繁强自告奋勇说：“让我去吧。” 他熟练地穿上隔离衣，又一次走入隔离区。只见患者躺在床上紧闭双眼，表情痛苦，孟繁强在没有瞳孔笔的情况下，临时用对讲机灯泡代替，对患者进行了基础生命体征监测，结果显示其生命体征平稳。经过耐心询问，得知其患有贫血，一直身体虚弱。孟繁强结合患者当日被隔离的情况，考虑其晕倒很可能是疲劳、饥饿、紧张导致的，于是他及时给予患者高糖分饮料，同时帮助患者进行呼吸放松，使其精神状态逐渐好转，待急救车赶到之时，患者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已明显改善，急救人员经过检查，也验证了孟繁强的正确诊断。直到凌晨1点30分，孟繁强一天繁忙的工作才暂告一段落，疲惫与辛苦虽写在脸上，但喜悦与成就却印在心间。 方案编入文件，助力北京抗疫 2021年年初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复杂。北京市天宫院地区小区众多、人员密集，除了社区之外，集中的隔离点就有50个。 孟繁强与同事通过综合研判，迅速制定出《大兴区隔离人员心理援助工作方案》，采取了隔离点内外部人员紧密配合、心理援助服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方案采取“五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引导隔离人员自我学习、自主调节、热线咨询；驻点人员观察安抚、及时反馈；心理人员线上巡回普访；心理骨干线上特定干预和危机处置人员现场处置；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就诊等措施，实现所有人员心理援助全覆盖，预判问题风险，及时有效化解突发危机。孟繁强和同事作为这50个隔离点心理危机干预的中枢系统、心理骨干，需要随时应对突发的危机状况。这项工作抚慰了那些因隔离而不能回家人员的焦躁心灵。 这一方案的有效运用，保障了疫情形势的平稳度过，获得了一致认可，《大兴区隔离人员心理援助工作方案》也因此被编入了《突发疫情市级工作组现场工作预案（讨论稿）》，指导全市各级部门开展工作。 从医路上，孟繁强时刻坚守着治病救人、守护患者的初心，在心理救援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砥砺前行，青春无悔。他表示：“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坚守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圆满完成医疗救治服务，继续为健康中国建设尽心助力！”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朱秋艳

在专业领域，她是与疟原虫斗争的白衣战士；在塞拉利昂国民的心目中，她是中非友谊桥梁的搭建者；而在两个年幼孩子的眼中，她是温柔的母亲……她就是李艳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中国（湖南）第21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为期1年的援非任务延长了4个月。也正是因为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让李艳冰和医疗队队友的这次援非任务格外艰巨。“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而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也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鞭策我在未来的行医道路上砥砺前行。”回忆起这段援非岁月，握着塞拉利昂同事亲手编织的草凉鞋，看着上面编织的小花，李艳冰眼圈红了。 2020年12月21日，在湖南省第一届“寻找湖湘最美丝路青年”颁奖活动中，李艳冰获评“先进个人”，这或许是对她医疗援非、海外抗疫和传递中非友谊的最大褒奖。 医者“天职”：重任在肩，远赴非洲救死扶伤 2019年6月，李艳冰随中国（湖南）第21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辗转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受援国塞拉利昂中塞友好医院开展医疗援非工作。 当走进中塞友好医院的那一刻，看见众多患者在贫困和疾病挣扎中渴望的眼神，还有极其简陋的实验室，李艳冰马上理解了——这里真的很需要中国医疗队的援助。 这里的实验室只能开展为数不多的检验项目，李艳冰借鉴国内医院经验，严格把关实验室的质量控制，优化流程，同时建立和完善了标本储存制度。这些看似不复杂的工作，历时1个多月才完成。原本身材娇小的她，也瘦了一圈。 作为检验科中方负责人，李艳冰需负责塞拉利昂共和国赴中国留学生和公务人员的部分体检项目检测工作，包括艾滋病、肝炎、疟疾、伤寒等传染病的检测。这是为杜绝一些疾病传入我国而筑起的一道“墙”，必须严格把关。 李艳冰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当地患者或驻塞拉利昂华人患者的临床疑难、危重病例会诊，尤其是筛查疟原虫。塞拉利昂是疟疾高发地区，蚊虫叮咬防不胜防，每年数以万计的人遭受疟疾感染，因重症疟疾死亡的人数高达6000余人。 2019年10月，一名华人患者恶性疟原虫抗原试纸检测结果始终是阴性，无法确诊，患者病情一度恶化，甚至考虑启动应急支援系统送回国内诊治。李艳冰通过多次对比检测，最终发现了“卵形疟原虫”，使患者得以确诊。在医疗队的努力下，患者被治愈，为表达感激之情，他特意从国内定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医疗队。 在之后的工作中，医疗队又在几例恶性疟原虫抗原检测阴性的疟疾患者血液中找到了“卵形疟原虫”。李艳冰因发现塞拉利昂罕见疟原虫种类“卵形疟原虫”并及时向塞拉利昂卫生部上报，使该国的疟疾诊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授人以渔：教学培训，建立带不走的检验师队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医疗援非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教学与培训，提升当地医务人员业务能力，建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李艳冰非常重视教学与培训，她充分采用理论教学和现场操作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助力当地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她利用自身所学知识，讲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检验科定量、定性项目的质量控制”“疟原虫抗原快速检测（RDT）试验的意义及注意事项”“疟疾诊断方法与显微镜检”“疟原虫种类鉴别要点”“消化道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实验室诊断”等理论课程。现场操作培训主要包括仪器维护保养与质量控制、疟原虫厚薄涂片和镜检。通过李艳冰的培训，塞拉利昂同事学会了疟原虫的涂片镜检操作和镜下识别。 李艳冰与医疗队队员一起深入中塞友好医院周边社区进行疟疾防护知识宣教和传统中医介绍。塞拉利昂当地电视台《青年之声》栏目推出大众健康知识访谈，李艳冰作为访谈嘉宾，讲解了健康体检的相关知识。 在援非紧张而艰苦的环境下，李艳冰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她坚持以探讨科学问题来促进业务知识学习的精神，在工作之余进行数据采集、撰写论文并投稿，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科研成果。她还带领中塞友好医院检验科积极协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塞拉利昂监测队和塞拉利昂卫生部合作开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 苦中有乐的她笑称：“没有孩子的打扰，效率提高了很多。” 抗疫坚守：全力以赴，坚定胜利信心 援非工作紧张、丰富而卓有成效。按照计划，李艳冰和医疗队队员应该在援非工作满1年后回国。不曾想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打断了井然有序的援非工作。 2020年3月，当新冠肺炎病例陆续在非洲出现时，医疗队队员立即同塞拉利昂高年资医务人员一起组织了疫情防护培训。医疗队通过现场示范、视频观看等方式，组织学习、讨论和模拟穿脱防护服、样本检测等操作；多次召开部署抗疫准备工作会议，介绍中国抗疫经验，使医务人员充分认识病毒的传染性和危害性；提倡科学防护和“零感染、打胜仗”的抗疫精神，并以中国4万多名赴湖北抗疫的医务人员为榜样，激励塞拉利昂医务人员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2020年4月17日，中塞友好医院正式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以李艳冰为首的检验科医务人员承担起了血液检测工作和鼻咽拭子采集工作。然而，这里并不是物资完备的中国，没有生物安全柜，没有符合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有的仅是国内应急空运过来的个人防护着装。 鼻咽拭子采集常会刺激患者使其出现反射性剧烈咳嗽，被认为是医务人员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被感染风险性最高的医疗行为之一。李艳冰与检验科同事们不畏艰险，一同走入隔离区，坚决执行医嘱中的所有检测项目。在40℃高温天气下，穿着防护服的李艳冰和同事们全身湿透，但他们仍坚持着，即使汗流浃背，也绝不能松动防护着装。 受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精神上的紧张和生活上的不便，让本就辛苦的援非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医疗队的食物和水源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依旧要想方设法诊治患者；当所有的检测试剂都用完时，也要继续想办法为患者做诊断。从整理防护用品、打水、上前线，到返回时的消毒洗手服、淋浴，再到洗衣服、值厨做饭、消毒住宿区……李艳冰每天只有在算着时差给亲人打电话道平安时，才有片刻喘息。 电话那头，李艳冰的两个孩子即将开学，分别步入小学和幼儿园。孩子们在电话里用稚嫩的声音说：“妈妈既赶不上送我们入学，也赶不上我们的生日。”李艳冰的眼睛湿润了。而李艳冰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你们眼中的妈妈总是很温柔，但你们可知道，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你们的妈妈也可以成为一个英雄！” 医疗队队员和当地医务人员挺过了塞拉利昂2020年疫情最严重、患者最多、工作压力最大的危急时刻，所有医务人员均无感染发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在视频连线中对中国（湖南）第21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援非期间顶住疫情压力所展现的优异工作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曹璇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