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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广东)第十批援加纳医疗队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建制组派,包括了麻醉科、骨科、放射科、妇产科、眼科、普外科、针灸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学科或专业在内的共11名队员。医疗队工作的医院是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特西(Teshie)地区的中加友好医院,该医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捐资兴建、于2010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市级议会医院,拥有110张床位、2个手术间、20名固定医师。加上中国医疗队医师,该院医师也只有约30人,面对的却是该地区约40万居民的医疗需求,临床工作量非常大。自2021年1月7日抵达加纳至2021年8月底,医疗队与加纳同事共处近8个月,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每名医疗队队员独立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许多工作也需要共同协作,其中最能体现团队协作精神的当属外科诊疗。 攻坚克难的手术团队医疗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外科团队于2021年3月12日主导开展的第一例手术是“跟腱断裂修补+石膏托外固定”的骨科手术。此后,医疗队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克服手术资源严重不足的种种困难,为每一位来中加友好医院就诊的外科患者实施了手术救治。截至2021年8月底,外科团队主导开展或协助指导完成手术400多例(不含眼科和妇产科手术),其中的胃癌根治手术(1例)、胃肠间质瘤切除手术(1例,肿瘤直径达21厘米)、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1例)、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1例)、不同部位的截肢手术(10余例)和骨折错位克氏针内固定手术(2例),均填补了中加友好医院同类手术的空白,这为外科团队塑造了不畏艰难、技术精湛的良好形象,也更好地诠释了医疗队救死扶伤和大爱无疆的精神,为中国医生赢得了荣誉。外科团队也因此被队友们亲切地称为“外科天团”。在中国医生到岗之前,中加友好医院每个月大约有60例普外科手术,但都较为简单,包括择期的疝气修补手术、乳腺肿物活检手术、脂肪瘤切除手术,偶尔也做乳腺癌手术和甲状腺手术,急诊手术则主要为急性阑尾炎切除;虽然有时也收治消化道穿孔或者有其他急腹症的患者,但往往限于缺少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和简陋的术后监护设备,而不得不将患者转至更大的医院救治。援加纳医疗队的到来,大大缓解了中加友好医院大型手术无法开展的尴尬局面,极大地解决了危重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困境。其中原因,正如外科主任扎克(Zack)在一次访谈中所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团队,这支中国医生团队让我们很开心,因为这支医疗队有麻醉经验非常丰富的教授级医生庄少惠,临床经验十分丰富、手术技巧极其娴熟的胃肠肿瘤外科医生杨填,热心而优秀的骨科医生郑创义和优秀的手术室护士兼医疗队翻译邹观发。”由于手术的需要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外科团队经常无法按时回到驻地吃午餐,有时甚至连正常的晚餐时间也会错过。每1例成功手术的背后都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的艰辛曲折、惊心动魄和巨大的压力每一名队员都在承担。正是因为医疗队拥有了完备的麻醉、手术和护理人员,才使得在有限的条件下和简陋的手术室环境中完成各类复杂手术成为可能。 服务患者的奉献精神众多手术中,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巨大胃肠间质瘤切除手术。患者是一位66岁的退休老人,多年来反复遭受腹痛的困扰,2021年2月时症状逐渐加重,进食也越来越困难。他一直辗转求诊于加纳各大医院,然而由于病情过于复杂,没有哪家医院愿意收治。后来他听闻医生朋友说,在中加友好医院来自中国的医生能够治疗腹部肿瘤,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这位患者时,他的情况确实将我们吓了一跳。杨填为老人查体后发现,他的腹部膨隆明显,可扪及一个巨大的质地坚硬而且固定的肿块,肿块几乎占据了整个腹部,与周围分界不清,同时他已经有了恶液质的表现。杨填和医疗队队长庄少惠当即表示,作为医生我们必须要在寻求救治和避免伤害之间做权衡,像这样的危重患者,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经验和同情心,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达成治疗共识,从而为患者提供明确又实在的治疗。庄少惠当天就决定和加纳同事进行一场术前会诊会议,讨论手术切除肿瘤的可能性。首先,放射科黄瑞滨医师在查看了患者的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片后提出了专业的判断,他高度怀疑该肿瘤为高风险性胃间质瘤(后来查阅文献得知,胃间质瘤在非洲是非常罕见的疾病,肿瘤长得如此巨大的更是少之又少,别说中加友好医院没遇见过,连加纳最大的科里布教学医院对此都束手无策)。在庄少惠的统筹安排下,杨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手术可行性方案;在此基础上,庄少惠负责完善手术麻醉前的整体评估和优化管理方案;心内科郑锦滨医师重点评估患者的心肺功能;邹观发负责手术所需器械、耗材和药物的申请和准备。经过一周时间的仔细准备,手术于2021年4月14日进行。手术中,团队成员的沟通在轻声细语中进行,唯一清晰的背景声音是来自心电监护仪上有节律的心跳声。庄少惠在完成硬膜外置管后,顺利地完成了插管全麻和深静脉穿刺。郑锦滨担负着维持手术过程中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的首要任务,时刻关注着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不时调整血管活性药物。手术台旁,杨填精神高度集中,用他扎实的手术技能一点一点地分离肿瘤。老人有宗教信仰,术前他一再强调坚决不输血,而在中加友好医院里,没有合适和足够的胶体溶液可以替代,因此手术团队必须竭尽全力,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尽量减少出血量。当肿瘤一点一点地暴露在大家眼前时,情况远比我们预料中的要复杂得多,在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全力以赴共同面对这个“敌人”。邹观发也集中精神,半步不敢离开手术间,随时完成同声翻译、准备药械和一次性材料等工作。从切开皮肤,到分离、凝血、止血,大约3个小时之后,一个直径达20多厘米的巨大肿瘤终于被完整地切下来了。整个手术过程没有发生任何不良事件,肿瘤没有破裂,器官没有损伤,出血量很少,患者的生命体征一直非常稳定。术后第二天,患者已经能跟我们谈笑了。接下来,每次查房的时候,老人家见到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谢谢”。一周后,老人已经能够正常进食,正常排便了。出院那天,他远远看见中国医生就已经笑了,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影,还让庄少惠给他写上我们的名字,他说他要收藏起来。这个手术轰动了整个医院和加纳的媒体,征得老人同意后,媒体记者来到医院采访老人,采访医院的主管、中国医生和加纳同事,并在当地媒体进行报道宣传。Zack后来经常和我们说:“你们的手术做得太好了,我经常和朋友们说,中加友好医院有一支由中国医生组成的了不起的外科团队,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朋友有人需要手术治疗,找中国医生帮忙一定没错!”很多人把外科医生视为英雄,就是因为面对困难,外科医生总能利用手术刀创造奇迹,创造更多生的机会。中国(广东)第十批援加纳医疗队的“外科天团”并非无所不能,只愿辛勤付出能给非洲百姓带来更多的安康和幸福!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邹观发 庄少惠
    发布时间:2021-12-31
  • 杜寿玢,1925年4月出生于湖北宜昌,是我国著名临床营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际需要,杜寿玢在国内研发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开展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提出在医院成立多学科营养支持小组。她为我国临床营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求学迎来人生转折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杜寿玢:我出生在湖北宜昌,兄弟姐妹共有12个,但最后只有3个男孩和3个女孩活了下来,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我的父亲虽然出生在乡下,但自学成才,最后考入了公职,在海关工作。当时家人觉得这是个“铁饭碗”,祖父说考上海关能挣钱了,就不用再念书了。父亲是想念书而念不成,所以他说不管多困难,都得让我们每个人有上学的机会,后来我们兄妹6人都考上了大学。我小学是在宜昌念的。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到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我们全家也都跟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宜昌,后来战火蔓延,又从宜昌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最初我们住在万县城里,后来遇到了空袭,就想办法搬到了乡下。 这一时期,南京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也搬到了万县的乡下,我从初三到高三都就读于这个中学。这个中学从师资、教学质量以及办学历史来讲,都是很有名的,在校期间我每年都考第一名。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每年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直接保送到金陵大学,我有充分的自信,觉得一定可以被保送。但是没想到,我高中毕业时,由于金陵大学没有女生宿舍,所以不收女生,我就被保送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化学系,这也是当时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后来,受战争影响,燕京大学也从北平搬到了成都,我想去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两个学校都有化学系,不能转校,于是我选择了冷门的家政系,从而顺利考入了燕京大学。1946年跟随学校搬回了北平。 北京协和医院: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哪些难忘的回忆?杜寿玢:燕京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那里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学后,燕京大学举办了迎新会,有很多小社团来招收我们新生参加。这种小社团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宣传宗教,但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已经慢慢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有很多地下党员在里面组织活动、联系群众。去燕京大学之前,对我来讲,把书念好就行了,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过问。但来到燕京大学后给了我很大一个改变,就是念书之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迈进临床营养大门北京协和医院: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您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杜寿玢: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有分不开的联系。北京协和的医学预科、护士预科都在燕京大学,营养专业也是这样。我先在燕京大学念营养专业,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有一个营养师培训班,就是把所学的营养知识再继续深入,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就和3个同学一起报名,经过1年培训,结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营养师培训班。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营养科是和医院同时成立的,成立后就有营养师培训班,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停办,这个培训班也就停止了。直到1948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著名营养学家周璿当了营养科主任以后,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培训班,我们就是培训班恢复后的第一批学员。这个培训班的培训制度和美国的完全一样,用的教材是美国的教材,实习也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培训班有两位老师,一位就是营养科主任周璿,她用中文主讲;还有一位外国的营养师,她用英文讲,这样我们对专业知识就能从中英文两方面同时了解。除了专业教师之外,还会请各科的教授来讲各自的专业知识,比如像妇产科的林巧稚教授、外科的曾宪九教授等。我们班只有7个人,是小班,按道理讲派一位讲师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很重视营养,都亲自来讲。特别是曾宪九教授,他说根据几十年的外科工作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有一些外科的重症患者,虽然安排了优秀的医疗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但最后还是去世了。他发现,这些患者不是死于他本身的疾病,而是死于营养不良。所以,他说营养很重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的教导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外科设立了外科代谢与营养实验室,使营养学又前进了一步,这在国内是领先的,有许多过去认为根本没法治疗的患者,因为营养的改善转危为安。 北京协和医院:培训班除了上理论课以外,还有哪些内容?杜寿玢:我们先在厨房实习,了解厨房的工作事务,比如,每一个岗位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达到顶班劳动的水平后才有资格到病房去。到病房除了看病历、了解各项检查指标外,还要了解患者的籍贯、喜好,这些都了解清楚后才能开始设计膳食。但我们没有处方权,老师要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经过她们签字确认后才有处方权,所以营养科的要求很严格。周璿主任告诉我们,她在实习时,当时的营养科主任跟她讲,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就是一个“严”字,一定要“严”字当头。以前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理论,比如蛋白质是干什么的、脂肪是干什么的,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患者以后,我才了解到营养究竟起什么作用,理论就联系实际了。营养培训班在1948年以后办了4期,但每期人数都很少,一共才培养了22个人。实习结束后,我们变成正式的营养师,这样我就开始了临床营养工作,一干就是60多年。 临床研究填补国内空白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和临床科室合作开展研究的情况。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有很多专家非常重视营养,像内分泌专家刘士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其中有不少关于营养的内容。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到底吃了多少、剩了多少,而不是单看供给患者多少膳食。所以他就建议周璿主任设计一个代谢膳食,这在当时别的医院是没有的,只有我们有,这也是科研需要。我配合刘士豪教授做了“严重烧伤患者氮摄入量”的研究。一般来讲,烧伤面积超过50%救治的希望就不太大了,但如果加上营养改善,救治希望会大幅提高。烧伤面积越大,需要的蛋白质就越多,这是书上都有的知识,但究竟需要多少呢?当时国内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在刘士豪教授设计的这个研究中,吃的部分全由我负责,排出去的部分由外科实验室负责,我们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讲明了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什么叫科研?很多人把科研看成是高精尖的、少数专家的事情。但我认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问题,去钻研它、解决它,这就叫科研。 北京协和医院:您早期在国内开展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研发了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一种简化的饮食管理工具),请谈谈这两项研究。杜寿玢:营养治疗在国外有很多研究。1981年,加拿大有一位博士提出了“血糖指数”的概念。他做了血糖指数的研究,发现吃同样的碳水化合物,到人体内所引起的血糖高度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我想中国的食物和外国不一样,结果应该也不一样。于是,在1985年,我就开始研究中国食物在人体内的血糖指数,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进度和国外接近了。过去糖尿病治疗采用主食固定法,控制食物摄入,少吃主食当然血糖就低下来了,甚至于不能吃水果,患者很痛苦。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况下80%的患者营养不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了。我们做完血糖指数的研究后,经过临床试验,可以为糖尿病患者选择食物提供依据。我们在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怎么才能更好地交流,那就是我讲的话患者能听懂,患者讲的话我们也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别的国家都有食物交换份法的运用,中国还没有。我先研究了国外的做法,认知到要使食物多样化、让患者和家属与医务人员有共同语言,每个国家的方法都应该不一样。美国是用15克碳水化合物作为交换份,日本是用80千卡热量作为交换份,我们不能抄人家的,必须设计我们中国自己的。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90千卡热量的交换份。为什么是90千卡呢?因为中国以前实行了一段粮票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吃多少粮食,正好半两粮食就是90千卡热量。所以,我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符合我们实际的食物交换份,让糖尿病患者得到一个平衡膳食,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后来我又设计了医用教学食物交换份模型。 促成中国首家疾病分类中心北京协和医院:1964—1966年您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请谈谈这段工作经历。杜寿玢:由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比较早,又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除了在营养科以外,医院把我调出来两次,其中一次就是让我到内科当党支部书记。这是对我的器重,因为内科是医院里的一个大科室,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认可。作为党员我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但又觉得我不能离开我的专业。因为营养专业被取消了,我担心后继无人,所以经过我再三的要求,后来又回到了营养科。 北京协和医院:您第二次离开营养科是去做什么?杜寿玢:1975—1979年,我调到门诊部当主任,门诊部有很多部门,比如病案室、住院处等。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宝,从建院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知道原来病案室的王贤星主任有一个想法,就是编写中国的“疾病分类”。于是我就找了内科的李恩生、外科的王述武、病案室的马家润等人,我们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来北京协和医院参观,他们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后,就让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的首家疾病分类中心(今WHO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60多年,您对临床营养专业有哪些寄语和期待?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是严肃、认真,医生都是兢兢业业守在岗位上,一刻也不离开患者。我们的主任也教导我们,只要接触临床,你就是医务人员,就得严肃、认真,差一点都不行。临床营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还要继续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患者的需要、临床的需要就是研究方向,要通过科研促进临床发展。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董 琳
    发布时间:2021-12-31
  • 战“疫”“老兵”患者李女士永远不会忘记2020年1月24日这个清晨。这天,她被通知排除新冠病毒感染。而在此前的3天时间里,36岁的李女士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的留观病房度过了异常煎熬的72小时。而确认并告知李女士并非“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这一消息的,正是瑞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谢青。感染病科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而谢青作为该科室主任更是冲锋陷阵的领头人。重症肝病、乙肝、丙肝,不明原因发热,传染病公共卫生防控,还有学术科研,只要是这个领域的难题,大家都会找她。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谢青率领的感染科团队挑起了疑似患者筛查和诊治的重任。他们是与患者“亲密”接触的人群之一。转移患者、腾空床位、做好消毒防护措施、设置特殊通道……从临危受命到2小时内率领感染病科成员完成病区患者分流清空,高效实现了从感染病房到新发突发传染病隔离病区转型,彰显了她带领的团队快速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能力和水平。那段时间,谢青几乎每天电话、信息不断,甚至时常在半夜被紧急电话叫醒。尽管很忙,但作为久经沙场、参加过各种战“疫”的“老兵”,谢青对正在经历的一切,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必须做好打赢这场硬仗的准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谢青率领的团队“临床+科研”双管齐下,在寻找各类抗病毒治疗药物、治疗方法中,摸索出诸多经验,与呼吸科同仁以及全国16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一起,经过3个多月的挑灯奋战,率先完成了多中心的羟氯喹随机对照治疗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并对全球同行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合理用药,提供了真实和确切的依据。“医生不仅要治病,还应该具备科研能力,更应该具有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创新能力。”谢青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她对科研有了更深的感触。 “有重肝,找瑞金”30年前,谢青懵懵懂懂地踏上学医路,认真刻苦的学习习惯给了她很大帮助。医学院的理论课虽然枯燥,但是谢青好学,她和室友结伴,互相勉励、刻苦学习成了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在大学生涯中,她获得了3次一等奖学金,并获得了研究生的推免机会。那时,感染病科在人们眼里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但是谢青选择了留下来。瑞金医院感染病科是在1930年创立的,在同样历史悠久的感染病楼里,有90多张病床、一个小型的重症肝炎研究室。1985年谢青入科时,流行一时的血吸虫病、白喉都已经很少见了,感染病界的焦点放在了难啃的“硬骨头”——重症肝炎上。当时重症肝炎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谢青经历了那段无能为力的时期。在每周的查房过程中,谢青会接触很多重症肝炎患者,“那些年轻的患者是家里的顶梁柱,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感觉非常惋惜。如果我们能挽救他的生命,就等于救了整个家庭。所以这个‘硬骨头’,我们要想办法啃下来。”30多年后的今天,重症肝炎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瑞金医院在重症肝炎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重肝,找瑞金”已经是很多患者及其家属的共识,每年都会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症肝炎患者来瑞金医院寻求治疗。在谢青的带领下,瑞金医院感染科团队把无数重症肝炎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让乙肝患者重获希望经过5年随访,患者小陈一切正常,病情没有任何反复,他郑重地接过谢青手中那枚“告别乙肝、重启新生”的金徽章。这是瑞金医院感染科送出的第56枚金徽章,这些患者都已达到了慢性乙肝临床治愈,成功摘掉了“乙肝帽子”。疾病、歧视、经济负担,是乙肝患者背负的“三座大山”。患者得了乙肝后,心理上的负担也会非常沉重,就业、婚姻、家庭等各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很多乙肝患者不愿意找对象,怕把疾病传染给对方,也怕被人歧视,甚至有的患者已经领了结婚证,但当对方发现自己是乙肝患者时,就马上离婚了。“这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实际上,乙肝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是社会公众对乙肝的认识误区有很多。经过抗病毒治疗以后,乙肝患者的血液里基本上检测不到病毒。”谢青说。目前大部分的治疗方式都是控制治疗,谢青正在带领团队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让乙肝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帽子”都摘掉,正常、快乐地生活在阳光之下。通过治疗方案的优化,在一些表面抗原低水平的人群中有1/3的患者可以把“乙肝帽子”摘掉。 寻找适合的治疗方法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医防结合与疾病防控能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热带病和寄生虫病诊疗联盟体系,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于2020年6月16日共同成立热带病和寄生虫病诊疗联盟。由谢青带领的瑞金医院感染病科也参与其中。随着上海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热带病输入、传播、复现和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日益加大,特别是食源性热带病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已逐渐凸显,热带病防治不容忽视。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知道,必须未雨绸缪。感染病科医生中常有种说法 :世界上“最难看”的病叫发热待查,每一个发热待查的患者,都是一个课题。而瑞金医院感染病科每周一都有个“发热待查门诊”,这里接待了无数疑难杂症患者。比如,45岁的患者王姐,高烧40℃持续不退,在来瑞金医院之前,她已经跑了5家医院,排查了肺结核、怀疑是白血病等,为此做了骨髓穿刺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又用了很多药,治疗却毫无进展。这是典型的发热待查病例。所谓发热待查是指发热时间持续3周以上,体温大于38.3℃,经过1 周以上完整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后仍不能确诊的病例。“这是大内科最棘手的疾病之一。”谢青说。王姐住进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病房两周后,化验、检查结果相继出来,都是阴性,换言之,依然没有找到病因。眼看临近春节,王姐的情况越来越糟,她的丈夫也开始焦虑起来,“怎么还找不到病因?”“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病?”他开始对着医务人员发脾气,甚至说不治了。但是,谢青不想放弃,经过和家属的耐心沟通后,医院又给王姐做了第二次骨髓穿刺术,终于找到了病因。王姐的发热是由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引起的,于是她被转到血液科做进一步治疗,很快病情便得到缓解。“乙肝、丙肝,还有其他的一些肝病,以前到最后大多数患者都会发展成肝癌,现在经过早期筛查,在疾病前期就经过规范的治疗和随访,肝癌发生率得以减少,相应的患者死亡率也就逐渐下降。”谢青说。但是,针对肝脏肿瘤的处置方式有手术治疗、介入治疗、射频消融、全身靶向治疗等各种治疗办法,且有各自独立运行的倾向。谢青及其团队的目标是想要让患者缩短诊断和治疗的流程,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多学科联合诊疗(MDT),选择最适宜的治疗方法。面对被认为“最多生存3个月”的肝癌晚期患者老周,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牵头联合了肝胆外科、介入科、移植科、超声科、放射科,进行多学科联合诊疗,竭力寻找可能的方案。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老周的肝脏肿瘤逐渐缩小、失活,他的生命不仅被延长了,而且生活质量良好,这连老周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患者从诊断到治疗结束出院,最快的大概是5天时间。肝脏肿瘤MDT是以患者为中心,优化就诊流程,给患者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谢青说,除了“感染性疾病及疑难肝病MDT”和“肝脏肿瘤MDT”,今年,她又邀请了消化内科加入,新设立了“肝硬化门脉高压MDT”。 凝聚人心重建科室2000年5月,担任感染病科副主任的谢青,作为瑞金医院中青年骨干获得出国学习机会,由医院资助到美国进修肝脏病学,那时她才39岁。2002年4月谢青回国时,正赶上瑞金医院感染病大楼重建,医生和护士被分散到周边医院工作,人心涣散。2002年6月,谢青被医院任命为感染病科主任,于是她挑起了重建科室的重任。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谢青将感染科从人员流失殆尽的状态一点点恢复起来,重开40张病床,重建实验室,又送年轻医师去国外进修,直到新的感染病大楼建好后,感染病科以新的面貌迎接患者,凭借患者对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的信任,门诊人次始终在上海市综合医院感染病科中排名靠前。在带领团队不断攀登的过程中,酸甜苦辣每一种滋味谢青都体会过了。“第一,我要以身作则;第二,我要鼓励大家在艰难的情况下不放弃,做到齐心协力。一个科室想要发展好,科主任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全心全意为大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今天的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前。谢青认为,这得益于平台的卓越、领导的信任、同事的不弃,还有自己的努力。“我会冲在最前面,也会为年轻人创造各种机会。”谢青目光沉着而坚毅地说,她希望年轻医师能够越走越好,也希望感染病学科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朱 凡 李 东
    发布时间:2021-12-02
  • 她年近九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坚持出诊;她与患者深入沟通,在聊天中观察患者的细微变化,用暖心的话语打开医患信任的关口;她在诊疗中为患者省钱,甚至垫付医药费;她从医60多年,参与17部著作撰写,发表论文130多篇;她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为结核病防治事业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她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学专家马玙。2021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给马玙教授的回信中说,您从事结核病诊治、科研和教学工作已有60多年,始终奋战在结核病防治一线,如今90岁高龄仍从事临床工作,您的医者情怀令人感佩。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中,“每月人物榜”发布8月榜样人物名单,尽己所能为民解疾的马玙光荣上榜。60多年来,马玙用精湛的医术缓解甚至消除患者的痛苦,更用真心温暖着每一个患者,用一辈子诠释着服务患者的初心。 初心不改,服务患者60余载1955年,马玙大学毕业便来到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工作,开启了60余载的从医生涯。从普通医师到科室主任,直至成为享誉国内外结核病学界的权威专家,马玙“济世救人、服务患者”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起初接诊结核病患者,马玙觉得诊疗很简单,参考临床症状、胸部X线片、痰涂片或培养结果就可以诊断;治疗只需要“三大法宝”,即链霉素、异烟肼、对氨基水杨酸。然而,接诊更多的病例后,马玙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脑膜炎以及淋巴结核等让当时的她束手无策。面对困难,马玙没有退缩,她暗下决心,要与这些可怕的疾病战斗到底。1960年,马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在思想和行动上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面对蚊虫叮咬、严寒酷暑、设备老旧、药品短缺等很多不利的条件,马玙迎难而上。下乡接诊,她要背着设备、药品;遇到拿不出药费的患者,她就自己垫付,而自己则省吃俭用来克服困难。马玙回忆,有一次她开完药,患者就匆忙离开了,半个小时后才回来,原来这位患者去自己家的鸡窝里捡了鸡蛋拿出去换钱凑药费。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她。后来,她就准备了一些钱装在药箱里,碰到凑不够药费的患者,就用这个钱给补上。曾经有一位患者右肺发现病灶,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就诊,马玙初步诊断后觉得该患者不太像得了结核病,她认为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然而,到复诊时,她却找不到该患者。情急之下,她便发动医生、护士一起想办法,总算是把这个患者找到了。后来,该患者被确诊为肺癌,因治疗及时,预后效果非常好。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马玙也坚持出诊。为了给患者尽快做出准确诊断,她经常到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室去看更清晰的电子影像。诊断后,她会及时给患者打电话告知病情,让患者安心。她常说:“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效的处方是爱。只要医师的态度有一点点改善,就可能改变患者的一生。哪怕是医师一个小小的亲近动作,都可能在患者心里播撒一片阳光。”带着关爱患者的理念,马玙走过了60多个春秋,很多患者成为了她的朋友。她说,成为一名医师是她的幸运,服务患者是她一生的追求。 脚踏实地,献身我国结核病防控事业为了掌握精湛的医术,马玙一直坚持学习,下乡期间随身携带一本《实用内科学》。为了能阅读国外相关文献,她自学英文,攻克了语言上的难关。多年来,从基础到临床,从本专业到其他专业,她孜孜不倦地汲取着医学知识。耄耋之年的马玙还经常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全程听课做笔记;查阅结核病诊治相关国内外文献,了解前沿信息。她说 :“活到老学到老,虽说我们是专科医师,但患者可能伴发其他疾病,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如此方能更好地服务患者。”在基础医学研究方面,遇到新课题、新观点,马玙总要弄个明白。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玙一直掌握着结核病防治的前沿知识。1980年到1982年,马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进修两年,回国后开始进行结核病的免疫学研究。她先后开展了结核病的血清学诊断、结核分枝杆菌及其他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的分离、鉴定,以及单克隆抗体、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和免疫治疗的研究等。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马玙在结核病的分子生物学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包括耐药基因以及脱氧核糖核酸(DNA)指纹技术的研究,并完成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项,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8项。她还主编了《实用肺癌防治指南》和《结核病》。马玙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虽然扎根结核病临床第一线60余年,持续开展相关基础研究,但是马玙并不满足于此。现在,她仍希望趁着身体硬朗还能加深对结核病流行病学的了解。她持续前行的动力不是荣誉和头衔,而是一位医学专家对我国结核病防控的责任。 循循善诱,桃李满天下除了是一名医者,马玙也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她的学生中很多已经成为全国各大医院结核专业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这些学生不仅学到了精湛的诊疗技术,也领悟了她对患者细致耐心服务的精神。她对学生说,身在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光靠原有的医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医师。对待学生,马玙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她经常用自己的工资给学生买东西。每到过年过节,她更是不会忘记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学生遇到困难、受到挫折的时候,她就会主动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一位学生曾这样评价马玙:她生活上很简单,做人很低调;在学习上她是我们的良师,在生活上她是我们的慈母,她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从她那里,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她要求学生们“做事之前先做人”。正是这句质朴又耐人寻味的话,激励了许多学生前进的步伐,让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找到心灵的方向,使工作的意义得到升华。她的一个学生开玩笑地说:“我们都是幸福的小马,马老师一手拿着糖果,一手拿着鞭子,我们就快乐地转个不停。”多年来,马玙培养了硕士10名、博士4名,还和其他导师联合培养了很多硕士和博士。即便现在90岁高龄,她仍然会晚上爬6层楼给研究生授课。她是现代医学教育领域的楷模。曾经有人问马玙,90岁是不是应该享受退休生活?她说,作为一名医师,要量力而行,医师的责任就是诊断正确、治疗有效,当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不能很好地为患者服务的时候,就是退休的时候;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不可抗拒的,结核病防治事业要前进,最终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结核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老卫生工作者,马玙说:“虽然今年90岁了,但我仍时刻听候党的召唤!”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文 / 丛 林 记者 毛海洋
    发布时间:2021-12-02
  • 辛育龄,“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战争时期,辛育龄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在和平年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辛育龄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是一名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优秀干部,他与党同龄、同行、同心,他的奋斗历程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励精图治的真实写照,是我国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的见证。在此,我们重温辛育龄同志的奋斗历程,号召卫生健康系统见贤思齐、立足岗位、奋发有为,践行崇高职业精神,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开拓新中国胸外科事业辛育龄是中国医科大学第20期学生,他于1942年在延安入学,1945年和学校一起离开延安,赴东北扎根。1947年,辛育龄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学校附属医院院长,之后留学苏联。1956年学成回国后,辛育龄主动要求分配到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结核病研究所,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工作。从留学归来一直到创建中日友好医院,中间的26年,辛育龄是在结核病研究所度过的。他尽医者之责,深耕胸外科领域,并且不断地创新发展。在结核病研究所,他历经了火热的建设年代和难忘的改革时期,组建了胸外科。作为一名胸外科的医师,他不断地改进手术方法,发明了支气管黏膜外缝合法。这种方法能够显著降低支气管残端瘘的发生率,使结核病手术安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被称为“辛式缝合法”。辛育龄敢为人先,同时也善为人先。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善于发现临床中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他讲究创新但不盲动,创新之前会成立临床基础实验室,在充分严格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开展临床创新。作为一名胸外科医师,辛育龄为我国胸外科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有很多发明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和技术革新奖。同时,辛育龄胸怀全局,奔走于全国,帮助各地医院建立了胸外科。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大部分省份医院还没有建立胸外科。经有关部门批准,辛育龄牵头在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此外,他还赴各地帮助40多家医院组建了胸外科,指导当地医师开展高难度手术。他亲自培训过的胸外科骨干将近2000名,这些骨干成为我国胸外科医学发展的种子。此外,辛育龄在临床中发现肺癌患者越来越多,因此向主管部门提出在全国开展肺癌早防早治,并把结核病研究所扩充为结核病与肺部肿瘤研究所。这也充分说明他作为一名医者的大局胸怀。筹建中日友好医院1982年5月,辛育龄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他着眼于国之大者,从此投身我国现代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与初创。中日友好医院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的,是日本援建项目,原计划的院名为北京现代化医院,要求做到三个“一流”,即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并与世界医学接轨。辛育龄从结核病研究所转战到中日友好医院筹建工地,奔波于木板房、工地、国际国内会场之间,带领团队全心全意投入到医院的创办工作中。1984年10月,中日友好医院以现代化、国际化的形象开院。在功能定位上,这是一所集医疗、教育、科研于一体,中西医兼备的国家级综合医院,是中国现代化医院的示范、中西医结合的基地、对外合作的平台。在规模上,当时的中日友好医院由13栋建筑构成,拥有1000张病床;医院还有200人编制的临床研究所以及每年招生300人的护校,这样的规模和配备在当时是国内领先的。在学科上,医院中西医并重,落实国家卫生工作方针,西医科室和中医科室相互对应,严格按照学科分类体系建设。中日友好医院建院之初就设立了几个超前的科室:一是康复治疗中心(今康复医学科),当时国内医院还少有康复治疗中心;二是医院开展了国际医疗服务;三是临床研究所,临床研究所占有一栋独立大楼,是支持临床医学研究多学科、多方向发展的平台。这些科室的设立是辛育龄主持筹建中日友好医院工作中研究形成的工作思路、工作理念,并把其带到了实践中,这些也是当时非常先进的理念。同时,辛育龄带领团队,经过多次谈判,用较少的资金引进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设备和精密仪器。中日友好医院还有一个创新举措就是设立了医工处,这个部门在很多医院都被称为设备处(科)。设备处(科)虽然是为医院提供设备的,但辛育龄主张将该科室命名为医工处,是为了把医学工程学术理念引入到医院发展中。他认为医工处不是一个简单的后勤部门或保障部门,而是要在医学技术创新上发挥引领作用。至今,中日友好医院医工处在医院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抓硬件建设的同时,辛育龄也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他不辞辛劳,到许多全国优秀的医院、科研院所和高校走访,吸引各专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中日友好医院的人才队伍中。他坚持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培养人才,推动了中日、中欧之间的学术会议举办和专家互访。至今,中日友好医院仍和日本以及欧美许多著名医院、医学院校、研究院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建院以来,中日友好医院已经派出2200多人赴日本进行交流学习。在文化建设层面,建院之初,辛育龄就确定了“患者至上”的办院理念,处处以患者为中心,采取了小门诊、大病房的格局。中日友好医院建筑内部和建筑之间的衔接设计得非常合理。例如,当时就考虑到未来老龄化的趋势,病房设置了无障碍设施。此外,医院还融入了园林设计,比如南园、樱花园、鉴真花园、长园等。在寸土寸金的医院里留出空地,建成环境优美的园林,是辛育龄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优美的环境可以给医师和患者留出休闲、放松、交流、谈话的空间,这本身也是医疗和康复配套的一部分。这些建院初期的创新举措,为中日友好医院发展成为在临床、科研等多方面位居我国前列的大型公立医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我国第一台肺移植手术为什么要做肺移植手术?作为胸外科医师,辛育龄在医疗实践中看到大量的肺终末期疾病,比如肺气肿、肺纤维化、肺动脉高压、毁损肺等,这些疾病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疾病不可能马上被治愈,可事情总是要有开端。20世纪70年代,在抗排斥药环孢素A问世之前,世界医学界做的42例肺移植都没有成功,大家都是在进行探索性的手术。辛育龄认为,我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于国外,也要进行相关探索。另外,他认为开展肺移植工作不是孤立的,还可以带动其他临床科研基础试验研究的发展。肺移植工作极其艰苦,辛育龄肩负着巨大压力。在大量动物试验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辛育龄最终开展了肺移植手术。他始终强调,做肺移植不是为了猎奇,外科工作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基本的科研能力,通过肺移植大量试验研究,比如灌注再损伤、免疫排斥、抗感染、循环管理、呼吸机支持等,可以推动重症医学的进步。在辛育龄的指导下,中日友好医院推动了很多医院开展肺移植工作以及肺癌的研究工作。辛育龄敢为天下先,勇于走在世界的前列开展肺移植研究。他认为,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在医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重要使命。悉心培养青年医学人才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辛育龄始终把对年轻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年轻人除了年龄优势外,敢想敢干、思想包袱比较少,所以要重点培养。辛育龄对年轻人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外科医师要把基本功摆在首位,做手术时不能只看重结果,手术姿势和拿器械的动作也十分重要。同时,他要求外科医师要精益求精。他常说,外科医师的一针一线牵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危和家庭幸福。所以,他会把一个技术问题上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除临床外,辛育龄也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科研能力的培养。辛育龄认为,外科医师至少要有两到三年的实验室工作经验,这样会开阔思路、终身受益。他还提到,要承认在许多方面我国的医学和国外还有差距,年轻医师最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这样可以开拓视野,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吸收进来。多年来,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中日友好医院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中日友好医院每年可以完成100例肺移植手术,肺癌手术每年能完成2500例。辛育龄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他的光辉事迹值得我国医务工作者学习和发扬光大。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毛海洋
    发布时间:2021-10-09
  • 见过徐杰的人都会立刻被他的风度与睿智所吸引。作为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医学中心的学科带头人,徐杰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30个年头。今天的他,是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脊柱外科、关节外科与显微外科专家,也是“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省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福建省直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这些头衔和光环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耕耘与积累,是不忘初心、忠诚于党的信仰与情怀,更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品格与精神。 技术,让医学可靠作为一名外科医师,徐杰的医学道路是从显微外科开始的。这种对精细、审慎与耐心要求极高的外科学专业,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但是,年轻的徐杰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不服输的精神。显微外科的训练为他塑造了一双足以媲美能工巧匠的手,能够进行长时间复杂、细致而稳定的手术操作。更重要的是,烦琐而辛劳的工作锻炼了他的耐性,培养了他的执着。在显微外科的学习过程中,徐杰掌握了极为扎实的外科基本功。这不仅是他作为一名医师的立足之地、立业之本,更是他强大的、持续的自信心的真正来源。在近30年的从医道路上,徐杰从未放下过本职工作。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教授在他的名著《生活之道》中提到自己年轻时的职业理想总结起来分为两点:一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师;二是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实用的临床体系。仔细想来,徐杰的行医生涯与这位伟大的前辈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持之以恒地训练自己的手术技巧和临床思维以外,他也十分重视在病房与手术室建立起一套具有骨科诊疗特色的规范化流程。只有在医学的每个细节、每个环节都进行不断的精确和优化,才能使整个治疗过程得到充分的安全和可靠的疗效。得益于扎实的学术基础、规范精准的治疗流程,福建省立医院骨科稳扎稳打,不断进步。多年来,徐杰一直致力于将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建成国内外一流的脊柱外科中心,并力求把脊柱外科神经系统并发症降到全国最低。他深知手中的技术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石,也是自己最不能放弃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个无影灯下的不眠之夜,也不知反复研究了多少次患者的资料、辗转思考了多少回手术的方法……我们看到的只有从小号变成大号的手套,只有多年劳损的职业病,英俊的脸庞有了皱纹,可是那双眼睛却始终清澈、坚定。正所谓“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对徐杰和他的团队来说,有了病例的不断积累,才有了真正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 创新,让医学进步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徐杰幸运地找到了一条非常适合自己的医学之路:那就是充分融合了显微外科理念的骨外科技术。传统的骨科手术,患者创伤大、恢复慢、并发症多。而受过高强度、高难度显微外科训练的徐杰,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开发出一系列匠心独具的骨科微创手术方式,包括:在国内早期开展脊柱外科高水平的颅底寰枢椎疾病、脊柱侧弯畸形矫形和腰椎滑脱、椎管狭窄症、脊椎间盘疾病的显微微创手术;在国内早期开展脊柱神经显微外科手术;建立福建省神经手术电生理安全监护中心;在国际上报告脊柱椎管内哑铃型神经肿瘤与硬膜下肿瘤完整切除的微创锁孔(Keyhole)手术和在斜向经腰椎椎间融合(OLIF)手术中进行直接减压的手术;在国内早期应用直接前侧入路(DAA)微创髋关节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并完成了一系列国内外的创新手术。上述手术通过不同入路、不同角度、不同力学原理的原创或改良,使越来越多的骨科手术得以高速、高效地完成。患者术后创口小、出血少,恢复快,显著提高了生活质量和预后水平。每一次小小的进步背后都是反复的思考、实践甚至失败,而正是这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最终汇聚成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徐杰一直秉持着对专业的自信和对创新的渴求。他非常明白,在医学研究上,故步自封是最可怕的,只有创新才能让医学的道路活跃、丰盈起来,并最终造福患者。除了开发新的手术方式,徐杰也热爱发明创造。在工作中,他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发明或改良了多种手术器械,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虽然身为骨科医师,因为专业限制不能亲临一线抗疫,但徐杰从未忘记医者使命。当看到抗疫人员的皮肤因为长时间穿戴防护服而伤痕累累时,他便想到设计一种全新的防护用具,能够同时满足防护与手术需要。徐杰不辞辛劳,带领同事日夜研究,发明了一套正压防护与手术两用头罩系统,可以解决抗疫医务人员的面部压痕与空气通风问题,还可以同时视野清晰、循环通畅地进行手术操作。该项发明亦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在创新研究上,徐杰始终坚持“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原则,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显微外科的技术和理念贯彻到骨科手术的方方面面,创造真正对临床有价值、有帮助的科研成果。手术是外科医师都掌握的技术,但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改良手术、优化手术、重塑手术,却并非人人做得到。2020年,福建省立医院被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为加速康复外科骨科试点医院。这不仅标志着学科人工关节置换加速康复应用和创伤救治水平达到了新高度,更是卫生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对徐杰教授团队多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 团结,让医学传承外科学是一门需要传承的科学。每一位外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老师,也都必然有自己的学生。这与医学,尤其是外科学的学科特性是分不开的。一位杰出的外科医师的成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带教、培训和指导,离不开多学科专家的教学工作。徐杰时刻牢记自己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学习时多位老师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因此,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重培育学生、教导新人、锻炼团队。医师兼任老师,是这个行业的不凡之处。这虽然加重了医师的工作量,但其中益处更多。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加深了思考,学生的问题又反馈到临床中,促进了临床工作的改良和进步。教学相长,在临床医学中尤为显著,老师不仅教“学”,更教“思”和“行”;不仅指导手术,更注重医疗行为与流程的规范化培训;不仅教临床,还教创新,教科研,教学科建设和发展……在徐杰的多年努力下,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已经建立起一支梯队结构合理、人才配备充足、亚专科齐头并进的专业团队。熟悉他们的同事都知道,这还是一个气氛融洽、团结奋进的集体。在徐杰的带领下,他们实现了许多高难度手术的从无到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却时刻不忘初心,坚持以老带新,非常注重专业传承和团队建设。我们相信,这样的团队也足以让徐杰感到喜悦与自豪。除了加强团队建设与专科管理之外,近年来,徐杰也逐渐开始把一部分工作精力放在医院和学术机构的管理上。作为骨科学科带头人和分管科研、教学的院领导,他十分注重效率管理、流程化管理、预防性管理、环节质控管理等医学管理方向,每周定期召开质控会议,把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细节不断具体细化到每个质控流程中去,确保整个工作环节的畅通、有序。同时,徐杰身兼多个国家级、省级学术任职,通过传授手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形成优中再优的发展格局,加强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先进经验分享,同时帮扶医疗技术落后地区的医务人员,开展新手术、新方案的培训,并最终通过统一化、精细化流程管理,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爱,让医学温暖对医师来说,有几种素质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力量、耐心与勇气。但若要成为一名医学家,还有一种素质是必备的,那就是爱。爱是所有科学的养分,医学当然也不例外。在徐杰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爱、感受爱。这里所说的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人的爱,一种是对学术的爱。一方面是爱患者,一方面是爱医学,二者缺一不可。大医精诚,是对所有医师提出的道德要求;精于医术、诚于医德,也是福建省立医院的院训。其实,真正的医德就是爱,是发自内心对患者的感同身受:作为医师,生命存在的价值不全然是为了自己,还要让别人的生命也获得更多的幸福。因此,在爱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勇敢,是真正的勇敢;在爱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善良,亦是真正的善良。从业近30年来,徐杰为5000多例脊柱疾病患者成功进行了手术,使他们能够昂首挺胸地站立,重新拥有幸福的生活。这一切成果也都是基于他对人的爱,对患者的爱。此外,徐杰也多次参与或主导支援灾区和边远地区的医学建设工作。2008年,作为汶川地震福建省首批医疗救援队成员,他义无反顾前往灾区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后又两次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口医疗建设帮扶工作,先后获得“抗震救灾优秀个人”和“优秀援宁志愿者”荣誉称号。他积极帮扶基层医院,为基层骨科医师的培训和进修创造机会与平台。他还通过多方努力,积极筹建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脊柱健康公益项目,力求服务更多的患者。正是这份无言的大爱,拉近了医师与患者的距离。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江坚 俞云龙
    发布时间:2021-10-09
  • 在几内亚的难忘记忆日历向前翻页,那是2008年的夏天,我所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为主派单位,组建中国第21批援几内亚医疗队。当时身为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我有幸成为医疗队的一员。祖国重托、使命担当牵引着我背上行囊,踏上了那片热情的土地。在几内亚工作的两年中,停电是常态,来电是惊喜。我们往往要抓住短暂的来电时间,给当地患者施行手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医疗队驻地,我和三个男队员硬是把原来一个废弃的库房打扫、清洁、消毒,改造成了一间门诊手术室。就在那间简陋的手术室里,我们接诊并治愈了大量的几内亚患者,还为许多当地的华人和中资机构的同胞开展了有效的医疗服务。对于一些简单的手术,没有电时,我们就打着手电,进行手术操作。有一位几内亚老人,后背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物,痛得他睡觉时无法平卧,由于家中贫困,没钱去当地医院救治。听说中国医疗队来了,他就一路找上门来。没有手术铺单,我就撤下床单,清洗、灭菌,然后挑选器械,备妥药品。在第二天短短的有电时间段里,我配合两名外科医师成功把这位老人的肿瘤完整地摘除了。之后一段时间,我一次次地观察并为老人换药、护理,直至他伤口完全愈合。最终,老人没花一文几内亚法郎(当地货币)就痊愈了。当我护送着这位老人离开医疗队驻地时,他依依不舍,双手合十,对我连说了好几声:“真主保佑你!真主保佑你!”由于疟疾的高发,不少队员和同胞都或早或晚感染了疟疾。一天深夜,屋外大雨倾盆,队长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国经济援助人员因罹患疟疾、高烧不退。队长马上唤来队医和我,一起赶到患者宿舍。测量体温时,我平生头一次看到体温表被“烧”到了头。身边没有酒精,无法进行物理降温,情急之下我喊身边的人找来了一瓶“二锅头”,以酒代替医用酒精为患者降温,同时进行补液、抗疟治疗。之后的几天,只要下班,队长都会带着我上门看望治疗这位患者。一周多的时间,他终于退烧、病愈。看着这位在当地举目无亲的同胞,我心中顿生相助之情。经过队长批准,我把患者患病期间换下来的所有衣服和用过的被褥进行了清洗、晾晒,然后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整整齐齐。2009年10月1日,我们全体医疗队员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新中国60岁生日庆典,当雄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和战友们的热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脑海: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二次援非再出发2018年5月,我国恢复了与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在短时间内派出一支援布基纳法索医疗队,此项任务落到我们医院。这个消息于我而言犹如一把火,重新燃起了我的激情。心中装着五星红旗、耳旁响着出征号角,在组织的信任、家人的支持下,我第二次踏上了援非征程。布基纳法索是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这里自然资源匮乏,热带传染病及艾滋病罹患率居高不下,停水、断电乃至恐怖袭击不为鲜见。医疗队一行10人飞行上万公里,于2018年7月7日抵达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来到驻地,面对眼前一片要从零开始的局面,医疗队在大使馆复馆小组的领导下,迅速召开了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第一次会议。医疗队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王勇带领大家细致调研,明确了当下首要工作,迅速成立了财务、伙食、网络、消杀、采购、房屋修缮、对外联络等小组。队员们像战士一般迅速铺开作业面,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银行开户、房屋修缮、家具置办、开灶起火等驻地建设的系列工作。肩负着祖国的使命,越是艰苦、越是空白,队员们的干劲儿就越足,虽身在他乡却仿佛迎来了主场。看到受援医院许多基础设施长年废弃、诊疗信息化落后、日常运行管理处于半瘫痪状态,队长马上协调双方各相关专业进行对接,了解对方需求,紧接着有针对性地落实帮扶工作。肿瘤外科的高主任手把手传授当地医务人员使用中国制造的夹钳和腹腔镜切口牵开器操作微创手术,盛医师培训当地麻醉同行使用可视喉镜进行气管插管。“非洲光明行”公益活动的西非站选定了我们所在的受援医院。医疗队全程协同“非洲光明行”专家组,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138例,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表扬。基于“授之以渔,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力求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我们改变了既往的援助模式。作为手术室护理管理者,我观察到受援医院在患者安全管理方面存有一些隐患,考虑到当地同仁强烈的自尊心,采用经验介绍这种方式,给他们讲解示范了《手术患者安全核查》《手术物品清点》《患者转运安全》《手术室消毒隔离》等核心制度。同时,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手术安全核查内容翻译成法语与当地医务人员分享。正是通过这些举措,在援非期间,我耐心细心地传播了手术室科学管理的理念。首都100多公里外的库杜古医院是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大区医院,为周边15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这家医院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患者挤满了院子里的楼廊。我们每两周去巡诊一次,针对疑难杂症,医疗队的专家们以多学科诊疗(MDT)模式帮助当地医师提升诊疗水平。尽管雨季时的土路坑洼不平,泥泞满地,一天往返、颠簸一路的我们却苦中有乐。在骄阳似火的旱季,医疗队由大使馆带队下乡义诊。在走进村子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听说来了中国专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三四百人挤满了义诊场地。为了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同胞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平日里我们经常送医送药到他们的居住地、工作地;一有时间,我们就为当地中资机构、华人华侨进行健康义诊。 友谊如鱼水情深布基纳法索官方语言是法语,但是很多当地人讲的是土著语,沟通成为我们最大的困难。记得刚刚抵达瓦加杜古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和前台服务生对话,突然口语“卡壳”了,这时身后的一位黑人小伙子主动上前帮我解了围,后来这位名叫西塞的青年成了医疗队在当地的翻译。工作中,队长指导西塞如何用中国人的方式处理事务,高主任每天早晨带西塞朗读中文,年轻的医师则和西塞成为绿茵场上的球友。为了帮助西塞快速提升汉语水平,我联系家人在国内买好新华字典、成语词典托人捎来送给西塞,随时随地辅导他的中文阅读和写作……小伙子勤奋又聪颖,加上他不遗余力地为医疗队的事跑前跑后,很快便成为医疗队强有力的帮手。半年的朝夕相处,生活上的照顾,工作上的帮助,再加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西塞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和医疗队队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塞的年龄和我孩子仅差几个月,大家开玩笑说:西塞,你将来可不能忘了这个中国妈妈啊!每逢此时,内敛的西塞总是腼腆地微笑而低头不语。回国前,西塞送给了我一件礼物。由于时间仓促,直到回国后收拾行李时,我才打开礼物。那是一个母亲用双手托起孩子的铜雕,上面刻着:谢谢妈妈! 那一刻我心头一热,泪水模糊了双眼。我想我是理解西塞的,我会把这份礼物视作中非人民友谊的纪念,永远珍藏!带去的是热情,留下的是美好,珍藏的是友谊。虽然非洲条件艰苦,但作为一名中国援外医疗队员,有祖国的重托、使命的召唤,我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我国也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现在,我已经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两鬓斑白,但仍豪情不减。如果党需要我,祖国需要我,我会时刻准备着,勇挑重担。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心永远和祖国一起跳动,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周 茁
    发布时间:2021-09-06
  • 王荣金,1931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临县,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他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2014年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党务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协和医院特以访谈形式采访了王荣金,通过他的个人经历、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等,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情怀。 毅然入党参军北京协和医院:王书记,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王荣金:我老家是山西省临县冯家会村,在晋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山沟里。我懂事后,就跟着父亲种地,家里并不富裕。家人都不识字,但希望我能够有一点文化,所以,家人送我去识字班学认字,后来又送我到临县城里的小学学习。学完以后,我在村里就成有文化的人了。小时候我是儿童团团员,在村里进行一些抗日的宣传教育活动。1947年,晋绥军区所辖的地方进行土地改革,我积极参加,宣传土地改革思想。可能正因为在这两件事情上我表现得不错,所以经过村里的党组织负责人王荣显和武玉道的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6岁。 北京协和医院: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王荣金: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印象深刻,很向往这个组织,于是就加入了。加入以后接受了很多党的教育,包括后来到离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学习,又被选入机要学校学习,我想重要的一点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当时在离石县和机要学校学习的经历。王荣金:1947年,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在离石县办了一个师资训练班,村里推荐我去学习。学习还没结束,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魏三庆就到训练班招学习机要的学生。有一天他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当兵。虽然我那时还小,但是对当兵很向往,就同意了。机要学校的老师和学员都是军人,按照部队的要求对我们进行管理。1948年,我在机要学校完成学习后被分配到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当译电员,主要工作是翻译,这就算正式当兵了。 跟随部队解放大西南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跟随部队南下的这段经历。王荣金:1949年,晋绥军区撤销,贺龙司令员率领部队南下。我们靠步行到了山西临汾,在那儿休整了半个多月,还开展了思想教育工作。从临汾出发继续南下时,我调到了新成立的贺龙司令员的机要科,做了机要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过秦岭那天下大雪,我乘坐的卡车上载满了人,我一条腿在车里、一条腿在外边,由于道路泥泞,结果翻车了。幸运的是,我因为一条腿在外边,车把我甩出来时我没有摔到沟里。于是,我就又坐别的车继续前进。一天夜里,我们到了成都周边一个县城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为了和平解放成都,我们要和国民党谈判,所以原地待命。天快亮时,国民党同意和平解放成都。第二天我们部队进入成都,受到路边群众的夹道欢迎。 北京协和医院:和平解放四川后,您又有了什么新任务?王荣金:和平解放四川后,我们部队地方化了,但我没有回到地方,而是被调到了第十八兵团工兵师司令部当机要员,并跟随部队解放西藏。解放西藏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因为没有路,我们需要一边走一边修路。过大渡河时,铁索桥只剩铁索,部队用艰难找到且为数不多的木板搭在铁索上让大家通过。而辎重部队只能到大渡河边后,把汽车拆了用橡皮舟运往对岸,到对岸后再安装起来。我们在河边住了半个多月,非常潮湿,早上起来被子上布满了雨点似的露水,当时我得了一身的疥疮,没有医药,只能硬挺着。但也许因为年纪小,抵抗力强,疥疮慢慢消退了。那段时间我确实觉得有点顶不住了,但大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西藏,还没到怎么能退缩呢? 抗美援朝战争带来人生转折北京协和医院:进入西藏前,是什么新任务要求您转移战场的?王荣金:快到西藏时,迎来了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部队接到上级命令,为了支援朝鲜战场,需要调配一名机要员,就把我选上了。于是,我又原路返回,从重庆坐船到武汉,然后到北京。到北京后,我在中央机要处听从分配。正好这时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阴谋,我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中央防疫委员会需要一名机要员,我就服从分配留在了北京,并没去抗美援朝战争前线。 北京协和医院:您后来是怎么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王荣金: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原来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同志都来自部队,一部分学医或者学防疫的专业人员,又回到了部队。我虽然不是医师或者护士,但被调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安排我做保密室主任,管理档案。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转归地方管理,我的军人身份就结束了。1976年,我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担任内科支部书记。 北京协和医院:刚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适应吗?遇到了困难是怎么克服的?王荣金: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纯粹的临床业务单位,之前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做行政工作时,很少接触临床工作,对真正的医疗工作了解很少,并且我既没学过医,也没学过护理,我能行吗?当时没什么信心。内科支部书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干吧。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医师、护士尽量多接触。于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后,我都会参加病房的交接班工作,医学上的东西我不懂,但就用这种方法尽量多接触他们,多了解他们。那时候病房只有一个清洁工,大部分清洁工作护士也要做,我虽然参加不了医疗工作,但这些事我可以参加。 北京协和医院:您参加过内科大查房吗?王荣金:从担任内科支部书记,一直到后来做了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大查房我都会参加。我觉得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一些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典型病例,才能拿到大查房上去讨论。医师们都愿意来参加,因为大查房时既有专家、教授,患者也在现场,大家都会踊跃发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学习的大好机会。不是有一句话说“北京协和医院有治不了的患者,但没有诊断不了的患者。”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好几个科室的医师集中在一块,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病例,一些难诊断的患者病情就会逐渐清晰。 介绍张孝骞教授入党北京协和医院:1985年,88岁高龄的张孝骞教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您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请您谈一谈张孝骞入党的过程。王荣金:张孝骞入党经过一番周折。1976年10月之后张孝骞恢复了门诊和医疗工作,他对待患者、同事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改变。当时我在内科,发现他一直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好医师。后来我就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介绍张孝骞入党呢?我先找到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陈部长同时也是张孝骞的学生。我对他说了想介绍张孝骞入党的想法。陈敏章完全同意,他比我还了解张孝骞,我们就商量好由我们两个当张孝骞的入党介绍人。得到陈敏章的同意后,我就去找张孝骞谈。我一个人去他家问道:“有没有考虑过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掉泪了,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也提过这个问题,可是人家说我条件不够,所以后来就不敢再提了。如果说我条件够,我当然十分赞成、十分愿意。”介绍张孝骞入党,开始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想法,但因为张孝骞很有知名度,所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件事,也算是我为北京协和医院的党建工作出的一份力吧。 亲历北京协和医院步入发展快车道北京协和医院:1976年以后,您一直工作、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王荣金:我对北京协和医院感情很深。我从一个军人来到这儿干了几十年,北京协和医院确实培养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医疗系统工作过,第一次接触就到北京协和医院这样一个鼎鼎大名、高知云集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说让我的知识水平和修养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刚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时候,门诊就在老楼10楼大通道和16楼地下室。后来,医院扩建,第一个新建的就是门诊楼,开工典礼我参加了。后来建宿舍,开工典礼我也参加了。现在的新门诊楼和正在建的转化医学楼,开工典礼我都参加了。所以北京协和医院从原来那一点空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我都是见证人。1993年12月,我办了离休手续。我住的地方离北京协和医院也很近,不能说天天来来往往吧,但是这关系一直断不了。现在医院的同志对我也很关心,一些大型活动也会请上我,让我非常感动。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些经历我永远忘不了。 北京协和医院:您觉得年轻人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协和人?王荣金:要做一个合格的协和人,当然业务上要精益求精,要刻苦磨炼、学习。另外,政治觉悟要高。我就觉得张孝骞是挺全面的一个人,他不管是在困难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这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董 琳 王帅雨
    发布时间: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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