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始终坚守临床救治最前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救治经验。她长期从事冠心病的临床和冠脉微血管的研究，在国内成功研制出左心声学造影剂，同时建立了心肌声学造影成像技术和分析方法，应用左心声学造影从心肌微循环水平对冠心病心肌缺血进行了系列基础与临床研究。她为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作出突出贡献，2022年被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授予“鲐背荣誉”。她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刘伊丽。 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坚守临床一线刘伊丽生于战火纷飞的1933年。1950年，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在中国东北边境。“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口号如燎原之火般熊熊蔓延到刘伊丽心中。高中时期的刘伊丽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后来，由于新中国更需要一批专业的医务人员，刘伊丽便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学医，开启了从医之路。大学毕业后，刘伊丽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东北军区第十一军医学校。那是一个刚刚创办不久的新学校，也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前身之一。刘伊丽在此处精心打磨临床诊疗能力，勤勤恳恳地服务临床一线的患者。“我喜欢临床，我一辈子揪着临床不放。”从医之路漫长而艰辛，刘伊丽一走就是70多年，即使后来脱下军装乃至退休多年，她依然初心不改。如今，90岁高龄的她仍然经常待在科室，只要医院有急危重症患者，哪怕是凌晨，她都随叫随到。许多接触过她的患者感慨道：“能遇到刘伊丽教授这样的医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世界也属于老年人！”作为科室里最年长和最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她一直不断学习，不断钻研。她认为：作为一名优秀医师，要有危机意识，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要站在知识的顶端，争取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守正创新，研发中国超声造影剂“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刘伊丽在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后开始走向研发领域，尝试将自己的经验与巧思运用到超声诊断的研究中。在阅读文献时，她偶然间发现一篇文章上说：将带有气泡的超声造影剂注射到血液里，可以更清楚地实现微细血管和组织血流灌注，达到与增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媲美的效果。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超声造影剂，她觉得这个结论很神奇，便一头扎进了超声造影剂研发的世界中。她拿出了当年去美国留学的那股劲儿来，从如何制作造影剂泡泡开始，一点点地做基础研究，频繁地来往于国内外各大学术会议。每次去国外开会她都带着问题守在有关专家的台下或壁报旁，专家一讲完课她就迎上去探讨有关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先后带领了47位研究生投入此项研究，最终在实验室里造出了合适的微泡，并以此开展了大量动物实验。2006年，刘伊丽研究出的超声造影剂成功拿到国家一类新药证书，这意味着允许进行大规模生产。但此时，厂家发现实验室所应用的工艺不能应用于大规模生产，换了多个厂家都未能接受这个项目。“我当时都觉得我这个泡泡要变成泡影了。那么多年的工作都白费了吗？当然不甘心。”于是，她带领药学部团队深入药厂车间，探讨大规模生产微泡的工艺和流程。就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刘伊丽团队研发的二代造影剂一步一步通过了临床前研究和三期的临床研究，2019年，经过多年的艰苦历程，二代造影剂终于获国家批准生产上市。该产品是一款采用冻干技术生产的蛋白微球超声造影剂，效果比同类进口产品更突出。在欧美国家，该类型产品已被多个国际指南推荐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除了注重科研，刘伊丽还注重知识的传承。2006年、2021年，她分别主编了《对比超声学》《超声造影学》两本书，将自己在超声造影领域的毕生所学通过系统地归纳，整理成书，毫无保留地将技术教授给更多需要的人。 甘为人梯，孜孜不倦为国育才刘伊丽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40多年党龄。从医从教多年，她始终不忘党员身份，孜孜不倦、乐于教学。在她的努力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点。作为心血管内科的博士生导师，她培养了20名硕士生和27名博士生，2004年被授予“伯乐奖”。刘伊丽认为培养学生必须和世界接轨：“要让年轻人知道世界上最前沿的专家正在干啥。”为此，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送出数位年轻骨干到美国相关专业机构进修学习。刘伊丽认为，患者是医学知识的源泉。她之所以坚守在临床一线，不仅是为了治病救人，更是为了在医学生的培养上做力所能及的事。85岁的她开始将病例制作成演示文稿，以“刘伊丽教授微课堂”形式向临床医师传授心得。2021年，她又主编《心血管精选病例及点评》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50个病例。而总结病例的工作从未停歇，目前又一个50例的病例编写已完成，正在进入出版流程。她表示：“要把记载了100个病例的两本书作为我90岁向心血管内科学的献礼。” 一心为公，举贤任能助学科攀高峰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的心血管内科，刘伊丽仍然十分感慨。那时科里除郑巨福医师外，没有一位医师经过心血管专科培训。当时连最基本的用于冠脉介入的金属三联三通都没有，科室每次都要从其他医院借回来消毒后使用。在这样的形势下，1984年，51岁的刘伊丽临危受命担任科主任：“当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重新看到希望的时候，就特别珍惜今天，想把过去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于是，她踏上学科建设的新征途。“我是科室第一个开展冠状动脉造影研究的。”刘伊丽担任科室主任后，首次提出要成立亚专科。她认为一个学科应该是由很多亚专科组成的，比如现在的心血管内科是由6个部分组成：冠心病团队、电生理团队、超声造影团队、科研团队、无创诊断团队、护理团队，每个部分由一名骨干牵头。而科室主任最主要的职能是协调和激励所有的人，让大家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科建设就应该是一代接着一代干，让年轻人有机会展示才华。”她认为学科发展不能仅靠科室主任一个人能力突出，而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前进，否则难以在学科发展上有所建树。因此，当年科室换届时，她力排众议向医院党委推荐科研能力更突出的年轻骨干到管理岗位，就是希望科室能跟上学科发展前沿。她说：“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是没有个人利益，坦坦荡荡，一心为公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年满九旬，但刘伊丽谈论起学科发展依然激情澎湃。她最新的梦想是建立评估冠脉微循环的介入手段，将心肌声学造影提高到更深层的认识。她把这个梦想写在了办公室的小黑板上，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作者】宁习源 凌伟明

她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婴幼儿变态反应的临床诊治工作。1982年建立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特殊实验诊断方法，在国内诊断该病，先后建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免疫印迹技术（IB）检测特异免疫球蛋白E（IgE）和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的方法，使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诊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她编著了《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解读过敏》，并参与编写《实用变态反应学》《临床变态反应学》《变态反应学》等多本专业著作，于2011年获得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她就是我国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文昭明。 受家人影响选择从医笔者：请谈谈您的成长，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从医。文昭明：我是四川成都人，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长大，家里很重视教育。我的姑姑是妇产科大夫，叔叔曾担任过四川省防疫站站长。小时候我得胃病，就是姑姑为我治疗。所以我后来学医，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48年，我考上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学的是儿科，于1954年毕业。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去西藏笔者：请您谈谈去西藏自治区（简称西藏）工作的经历。文昭明：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的，那时分配结果是保密的，每个人会有一个红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纸条，写着被分配的地方，我被分配到了西藏。抵达拉萨50多天后，我被分配到日喀则市的日喀则人民医院工作。那里的医生都是汉族人，但是要用藏语看病，因为那里的藏民听不懂汉语。我去的时候，医院已经有儿科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大夫，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余德钫。当时患者不多，没有病房，只有门诊，我就看门诊。 扎根新疆边干边学23年笔者：请您谈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工作经历。文昭明：我离开西藏是在1956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任务先去拉萨护送一批孩子回成都，接着就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一干就是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工作繁忙、多彩。那时儿科床位有120张，最多的时候达到140张。科里的医生来自各个民族，大家融洽共处，共商科室大事，我在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为了精进业务，科里派我到北京儿童医院进修。进修期间，我听了邓金、胡亚美、江载芳等很多儿科专家的讲课，对邓金提到的水电平衡紊乱的纠正很感兴趣，之后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笔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时，有印象深刻的病例吗？文昭明：受当地气候的影响，那里的小孩冬天容易患肺炎，夏天容易腹泻。每逢这两个季节，科里都要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任务很重。一次夜里，值班的住院医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6岁的腹泻患儿，输液后心跳加快，问我是考虑心肌炎还是补液不足。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情况，我立刻赶到病房，掀起患儿的被子，轻轻揉孩子的肚子。哗啦一声，孩子拉了一床水便。原来大孩子和小婴儿不一样，婴儿拉的次数多，但量不一定多；大孩子拉的次数少，但量多。确定是补液不足后，我们即刻为患儿补液，果然，补液之后患儿的症状就缓解了。所以说，临床观察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帮助我们明确诊断，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观察中学到东西。我还诊断治疗过一例肺炎合并低钠综合征。患者是一个6个月大患有肺炎的孩子，病情很严重。有一天，我工作完又去病房听他的肺部，觉得他的肺炎已经在好转了，可为什么又陷入昏迷、病情越来越重呢？我请急诊医师为他做了生化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血钠很低。我算了算，要纠正过来，应该给他静脉输入3%的氯化钠液84毫升。那时没有心电监护仪，我就拿来一条棉花丝，贴到他的鼻子上，他一呼吸，棉花丝就会轻轻地动。我用听诊器听着他的心跳，请护士尽可能慢地推液，眼睛盯着棉花丝，一直到静脉推液结束。2小时以后，孩子打哈欠了；4个小时后，他睁眼了；12小时后，我们喂了他30毫升牛奶；24小时后，孩子大声哭了，要喝母乳。慢慢地，患儿身体恢复了健康。 笔者：您在新疆时参加过巡回医疗队吗？文昭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巡回医疗每年都有。一个医疗队大概十来个人，到全区各地给大家看病。有一次，我们遇见了一个出血的孕妇。妇产科大夫说需要输血，我是队长，血型也匹配，就带头输了200毫升血，一个18岁小伙子也跟着我献了200毫升血，孕妇后来就抢救过来了。除了巡回医疗外，其实还有很多紧急任务，都得随叫随到。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 从儿科医师到变态反应科医师笔者：您后来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契机是什么？当时科里情况怎么样？文昭明：1980年，我被调到北京工作。一开始是安排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工作，后来张庆松教授将我要到变态反应科，我就开始从事变态反应工作。那时变态反应科已经建科一段时间了，但还算是一个小科室，科里大概也就10人左右。我在那里边干边学，学脱敏治疗、皮肤试验等，后来才成了变态反应科医师，开始独立看病。 笔者：您在国内较早诊断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能聊聊确诊这一疾病的过程吗？文昭明：我来变态反应科不久，发现有的“哮喘”跟一般的哮喘不一样。一般的哮喘患者肺部没有阴影，但我发现有一位“哮喘”患者不但肺部有阴影，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总IgE也特别高。通过不断地查资料，我发现了一种病叫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名字虽然长，但把这个病说得很清楚：病因是变态反应性的，侵犯的部位是支气管和肺，病原是曲霉菌，主要是曲霉菌中的烟曲霉。我请技术员查找沉淀线，果真在患者的血清中查出了抗烟曲霉的沉淀抗体。后来，我们科实验室的负责人乔秉善老师在患者的痰中发现了分生孢子梗，这就说明曲霉菌在患者的支气管里生长繁殖，确诊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这项研究后来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还获得了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成果奖。 笔者：变态反应科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文昭明：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举办全国性的变态反应大会，影响力就扩大了。变态反应事业也兴旺起来，很多医院都开始成立变态反应科。我们还举办进修班，进行系统的培训，每个进修班学员人数都不少。因为我是儿科毕业，也做了多年儿科工作，进修班主要安排我讲婴幼儿变态反应。 年过半百也要学出成绩笔者：听说您后来去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文昭明：1993年的一天，医院外事处突然通知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要资助我出国访问学习。我后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的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学习了9个月。那时我已经60多岁了，仍然决心在外学出成绩来。在那里，我主要是在变态反应科学习，看他们出门诊，参观实验室。在原计划6个月的访学期间，我尽量去了解ABPA相应的内容。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ABPA可追溯的最早的病例，应该是1938年的一个6岁孩子。于是就和科室“大佬”、国际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理查德·洛基（Richard F. Lockey）一起写文章并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我还记得其中一篇就是ABPA的综述。每天早上科里都有专门的学习会议，有一天他们请我讲ABPA的内容，得到广泛好评。后来，科室的人主动提出为我增加3个月的访问时间，并接纳我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国际会员，这为我了解学科最新进展提供了方便。 笔者：这段访学经历对您回国开展工作有什么影响？文昭明：回国后，因为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变态反应学，最好让老百姓也知道，我开始写医学科普书。我写了《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解读过敏》等，加起来有上百万字。我没有其他的嗜好，就是喜欢坐在电脑旁，写我想写的东西。虽然现在退休了，我还在不断地写。 医生和患者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笔者：对成长中的年轻医生，您有什么嘱咐？文昭明：医生要不断学习，累积经验。每看过一个患者，我都会做记录。以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信息，当时，只能靠自己手写记录本。我先后写了9本，记录了约9000例次病例，这对积累经验很有帮助。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共同对抗病魔！要爱患者，关心患者，用毕生的精力去济世救人。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作者】李苑菁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工作日，位于府右街北口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此前，本刊曾采访了北京三甲综合医院首次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女性开设的少儿妇科门诊牵头人尹玲。除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的身份外，尹玲还是该院少儿妇科学组组长和妇科内镜培训中心负责人。据她介绍，已开设近1年的少儿妇科门诊（在疫情严重时停诊了两个月），到目前为止门诊量为1500多人。少儿妇科（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Gynecology，PAG）是儿科与妇科的交叉学科，与遗传学、性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等均有关联，目前依然是小众学科，但经过尹玲团队的努力，更多曾经迷茫无助的未成年患者，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了解自己疾病、缓解痛苦的地方。 小众的专业和迷茫的患者PAG是小众学科，对于很多医师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在介绍学科时就会遇到一个“小却重要”的难题——名称。在采访过程中，尹玲大部分时间会把少儿妇科称为PAG。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确定这个亚专业学科的准确中文译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PAG门诊名译为“小儿、青少年妇科”；深圳市儿童医院的PAG门诊名译为“青春期妇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PAG门诊名译为“小儿妇科”；北大医院的PAG门诊名，在经过学组成员的多番讨论后译为“少儿妇科”。众所周知，学术领域专业名词和术语的准确性、统一性，往往会影响这个学科中文文献、资料和标准的可读性及长远价值。精确的译名，对学科的交流发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译名，尹玲介绍道：“PAG在我国起步较晚，译名涉及学科的性质、范围、对象等，比如覆盖的患者年龄段，不同医院关注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导致各医院的门诊名称不统一。”然而，摆在国内PAG面前的发展难题不只是译名的统一。据了解，目前我国PAG没有高校课程、没有专业师资、没有诊治规范、大多数医院没有专职岗位也没有收费项目⋯⋯这个学科在国内“小众”到，历经20年仍处于“从无到有”的初级发展阶段。同时，对于未成年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求医无门的痛苦和“数以年计”的迷茫。17岁的小王（化名），从河南来到北大医院求诊。她出生后就比同龄人矮小，早年在其他医院被诊断为矮小症，经过治疗身高已经正常。患有矮小症的小王还有闭经问题，她的乳房、子宫和第二性征都未发育，患者几年前虽然也曾就医，但治疗效果不佳。小李（化名）在12岁左右被诊断为不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男性假两性畸形）。18岁时家里攒钱给她做了外阴整形手术，大学毕业后又做了人工阴道，遗憾的是两个手术都失败了。当尹玲接诊时，小李已经二十八九岁，剪了短发，乍一看像个男孩子。她说：“大夫，您能不能给我弄点儿药，让我的乳房长一长。如今结婚、生孩子这些事我都不想了，只是希望您能想办法让我的乳房长一长，也有些女孩子的特征，心里感觉会好一些。”这些四处求医却不断碰壁的病患，从医30多年的尹玲在开诊不满1年的少儿妇科门诊遇到过很多。她说：“PAG不是成年妇科的微缩版，它是一门纵横交错、综合性强的边缘学科，很多女性在成年前会遭遇先天畸形、炎症、肿瘤、性早熟、月经失调和生殖器创伤等疾病，如果能早期及时介入治疗，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效果，避免女性终生的痛苦。但国内专门针对PAG的临床专业人员寥寥无几，很多患者经常遭遇就医无门或误诊误治等情况，像小王和小李这样的患者，就诊过很多医院，却收效甚微。”其中缘由，尹玲分析说：“成人妇科医师在少儿妇科方面的基础知识有很大欠缺，所以遇到这类求诊人群，很难给她们做出正确诊断和规范用药，患者的病情就没办法得到控制。其实我对未成年人妇科疾病的很多知识也是空白的，国内相关学术探讨太少了。但就像我们医院的严仁英教授，她为了‘造福一群人’，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无数家庭的幸福作出重要贡献，我们浸染着‘厚德尚道’的百年院训，有着医者的责任和使命，也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减轻患者的痛苦。”于是，2022年6月初，尹玲向上级提交了成立少儿妇科学组和开设少儿妇科门诊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医院的支持。她作为牵头人，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相关事宜，终于在月底由妇产科主任医师、著名妇科内分泌专家李克敏、尹玲和3位优秀的主治医师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少儿妇科团队，开启了北大医院在国内少儿妇科领域的前沿探索工作。前文中的两位患者，在北大医院少儿妇科团队的精心治疗下，大约半年后病情就有了起色，小王的月经来了，子宫逐渐发育，小李病情也有所好转。同时尹玲团队利用网络平台，把特殊的患者聚在一起建立了微信群，进一步追踪她们就诊后的情况。 为什么要做少儿妇科？1982年就迈入北京医学院校门的尹玲有着妇产科大夫的典型特质：精力充沛、个性鲜明。她性格乐观开朗，常常未语先笑。对于PAG在国内发展面临的困难，她有清晰的认知：“国内除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深圳市儿童医院有专职的PAG医师且发展稳定外，其他很多医院这一学科目前大都是兼职医师，包括我们医院，因此，时常会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PAG在国内的推动缓慢，我估计至少要有三代人接力奋斗，这一学科才能发展起来，可能我都看不到它成为独立学科。但看着那么多人求医无门，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1965年年底，尹玲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她的奶奶曾是一名接生婆，父亲也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此家中常备的一些医学书籍让她对学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儿时的勤劳让尹玲不仅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惊人的耐力，还练就了一双可以左右同时操作手术器械的巧手。然而这些并不是她选择妇产科的主要原因，她笑眯眯地说：“因为要接生宝宝，迎接新生儿，妇产科医师是一个欢乐的职业。我觉得挺好，就选择了这个充满朝阳与希望的专业。”1988 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后，由于稳定的心理素质、踏实的处事风格和左右手都可以进行手术的特质，尹玲成了老师们口中值得信任的“巧姑娘”，最终她听从老师建议，选择了妇科。1993年，成为主治医师的尹玲师从国内著名妇科内镜专家刘运明教授。当时北大医院妇产科在腹腔镜方面的诊疗技术比较落后，医院派尹玲出国学习，她不负众望学到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使得科室的内镜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来，尹玲在普通妇科、妇科内分泌和微创手术方面的踏实积累，为如今她牵头开设少儿妇科门诊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这些是尹玲决定为推动我国少儿妇科发展贡献力量的客观条件，而她做这件事情的引线，则是20多年前在国外培训的一次偶遇。做事干练的尹玲从医后，为不断提升技能水平，经常会参加专业培训。2000年在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培训期间，有一件事她记忆犹新：“培训时认识的一位泰国医师问我课后能否去新加坡开设的中文培训班教授中文。我很自豪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播尽一份力量，于是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个志愿活动。中文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泰国的僧人，在之后的交流过程中，我的知了其中一位学员的经历。他家境良好，父母的愿望是让他大学毕业后，在寺庙里实习锤炼心智再去美国读研究生，将来成为工程师或者继承与医疗行业相关的家族事业。但在寺庙实习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继续做僧人。父亲追问原因，他说，‘当医师只是治病救人，你把这个人的疾病治愈了，如果他的品行不端，会继续去危害社会，而做僧人则可以医治人的心灵，教人行善事，成为有益于社会和家庭的人。’”这个僧人的经历引发了尹玲的思考，她想到读书时父母的嘱咐：“咱乡下人到城里看病不容易，你要当个好大夫。”所以在大学时期，尹玲就立下了“要为良医”的志向。30多年过去了，尹玲的年门诊量有万余人，每年手术量也有千余台，她救了很多人。“僧人觉得学医是救一人，佛教是救苍生，我很感动于他的奉献理念，但我认为发挥医者的社会价值，也能造福很多人。像推动少儿妇科发展，医师对疾病不了解，是摸着石头过河、抱着书本出门诊，可患者理解我们、信任我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共同为缓解病痛努力，医患成了教学相长的伙伴。而我们每帮助一位患者，则意味着未来会有几个家庭得到抚慰甚至是拯救。我相信聚沙成塔、聚少成多。” 学科的现在和未来医疗行业外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医学学科的发展，需要走多久的路，做多少琐碎却必要的事情。少儿妇科门诊开设后的1年里，尹玲继续主持调整疾病诊治规范，设计并指导论文写作，牵头筹备专业会议，业余时间写科普，接受媒体采访宣传学科，扩大学科影响力等工作，除非疫情影响，每周六仍坚持出少儿妇科门诊。2023年1月初，尹玲牵头组织了一个线上为期2天的少儿妇科相关全国性学术会议。对于会议效果，她很满意：“基本上每天有12000人左右的观看量。”会后尹玲组建了“C-PAG Club”微信群，群成员是国内19个省（区、市）开展少儿妇科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这是她为将来组建专业学组做的一部分准备。对于学组的重要性，尹玲解释道：“成立学组，是为了医教研协同发展，学组组建后可以定期讨论专业问题。少儿妇科的疾病很多都是特殊的，作为新兴学科，我们要规范特殊疾病应该如何诊断、如何治疗，在这方面北大医院愿意先行摸索，和同行一起交流探讨后总结一定的规律，然后再继续指导临床实践，这样学科自然而然会科学地发展起来。”尹玲还想组织开展一个全国多中心的未成年女性月经状况调查。她举例说明这事的重要性：“国内现在临床使用的很多数据和定义都是参照国外的，例如女孩儿初潮的年龄，未成年女性乳腺到底什么时候发育，乳腺发育需要多久，第二性征发育的时间，性早熟的定义等。但国外的饮食习惯、生活环境和我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内容是否真的要全盘接受，是否符合现在我国女性的现实情况，值得我们思考。此外，未成年女性的阴道微生态状况是什么样的？临床不少医师说未成年女性炎症感染率高，具体数据是多少，是否有城市和乡村、北方和南方的区别？所以我特别想做这样一个调查，这是我组建微信群的另一个目的。我们团队正在设计调查问卷，且联系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流行病学和统计学专业的老师修改完善，让问卷更科学。”此外，尹玲还计划着把自己多年来遇到的临床特殊病例收集起来，“至少出一本中国少儿妇科经典病例荟萃的书⋯⋯”学科在初级发展阶段，各种事情纷繁杂乱，尹玲常常感觉分身乏术。采访的最后，尹玲笑着“吐槽”了近期论文投稿的经历：“要推动学科进步，还需要积极给国内外专业期刊投稿，增加内外交流，开阔我们的视野。所以前段时间我们投了一篇论文，编辑反馈了几位同行评议，表示样本量太少。这说明审稿的同行还不太了解‘小众’学科，我们的样本量从本专业的视角来说并不少，足以作为‘小众’专业的临床经验刊登在期刊上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互相学习。”她乐呵呵地表示晚上回家后要给期刊写邮件，建议他们换几位“懂行”的评议专家，“如果编辑找不到，我可以帮忙推荐哦”，她开玩笑地说。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孟莛

路生梅，1944年生，北京人，中共党员。1963年，路生梅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时，为响应祖国“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的号召，24岁的她选择了扎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这一待就是50多年。从韶华到白头，路生梅扎根陕北，为病患解除痛苦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佳县人民医院的发展。从青春靓丽的姑娘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将自己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她用无私奉献改变了佳县落后的医疗面貌，用坚守诺言诠释着“医者仁心”的初心。退休之后，她仍满心火热，坚持义务接诊，扶弱助残。路生梅用高尚医德、精湛医术赢得了广泛赞誉，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诚信之星”、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医生”、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巾帼奋斗者”、陕西省“三秦楷模”、陕西省先进工作者、首都医科大学“济世修德”杰出校友奖等荣誉。路生梅说：“作为医生给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党员为党工作也没有退休年龄。” 毫不犹豫地选择患者，是我们的职责笔者：在您50余年的从医经历中，哪些事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路生梅：人生就像一本书，书中有很多故事，有的故事时间久了会淡出记忆，有的故事却让人永远铭记在心。我曾接诊过一个患者，她当时已经是胃癌晚期。弥留之际，她交给了我一只和田玉的手镯。我一开始拒绝了，因为我从来不接受患者的财物。她抱着我痛哭，说从小母亲就去世了，认识我之后才觉得人世间有真情，我是她最亲的人。在这种无法拒绝的情境下，我只能先接受了这只玉镯。这位患者去世后，我把玉镯还给了她的儿媳。但是，当时的情境令我永生难忘。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的从医生涯中，曾经救治过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小婴儿。孩子患上了百日咳，当时正处在痉挛性咳嗽期，一天中反复发作，每一次都会引起呼吸抑制。那天，从早上八九点到下午五点左右，一共抢救了这个孩子30多次。作为医生，当时，我还觉得这真是一个成功的病例。可是，在当天下午六点左右的那次抢救中，我们采取了一切能够使用的办法，比如人工呼吸、心脏按压、药物……最终还是没能把孩子抢救过来。看着年轻的母亲用一条很薄的兰花被把孩子紧紧包住，突然跑向护士室时，身为儿科主任的我也赶紧跑过去，结果看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那位妈妈抱着我们的一位护士，边哭边说：“孩子虽然没了，但是你们尽力了，我的谢谢你们！”说着便“扑通”给那位护士跪下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医患关系中的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应当更为主动地用心、用情去对待患者。第三件难忘的事是在一次快下班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正准备结束工作，回家给刚上小学的女儿做饭。这时，一位误服了药物的小患者前来就诊，孩子的家人非常紧张。我立即安排了洗胃治疗，在洗胃的过程中，孩子因为难受，比较抗拒，家属也很心疼，几次想要放弃洗胃。但是为了挽救患者生命，我仍不放弃，最终在我的坚持下，这位小患者转危为安。等到所有事情都忙完，我才下班回家。到家一看，女儿正躲在放煤的石头边等着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忍不住哭了出来，觉得自己作为医生能救别人，却呵护不了自己的孩子……我想不只我一个，我们所有从事医疗服务的人都会在照顾亲人与抢救患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患者，这是我们的职责。 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心中都要繁花似锦笔者：您当初为何选择学习儿科，作为儿科医生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您对现在的青年儿科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子有哪些寄语?路生梅：我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见习，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实习。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儿科可能相对于其他学科要好做，没有多想就报了儿科。但当后来真正投身儿科以后，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要把儿科做好、做精非常不容易。如今，从事儿科事业多年，我觉得儿科医师也要和其他所有的医务人员一样，要一辈子坚持不懈地学习。否则，不了解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那就真的很难开展工作了。医学在发展，也在不断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儿科也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解决新的问题。对于那些刚刚走上儿科医疗岗位的青年医师或者以后要成为儿科医师的同学们，我想说，儿童疾病不是成人疾病的缩影，儿科有很多自己的特点，要想做好儿科，还要善于和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沟通交流，对于一些特殊疾病，要把病情全部交代给家属，以适当的方式请他们配合治疗。作为儿科医师，面对的是一个个不断成长、不断发育的个体，必须考虑到孩子今后的健康，不仅要治疗他们身体上的疾病，还要传递正能量，治疗孩子可能在心理、精神层面出现的问题。基层医院的儿科不像大城市医院儿科划分得那么细，如果将来选择在基层医院做儿科医疗工作，那么在校学习期间，不仅要掌握研究方向上的儿科知识，还要了解更多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才能在实践中综合考量，做到游刃有余。此外，还要诚心诚意，用热情和自律来做好儿科工作。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儿科专业，就要坚定不移地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着做儿科医师的信念。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身处再困难的地方、再艰苦的环境，都要记住，你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我也想把这句话告诉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弟、学妹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可能遇到失败，也可能遇到不幸，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心中都要繁花似锦，始终朝着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去努力。 在佳县，生命不息，服务不止笔者：您已经近80岁高龄了，还在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吗？路生梅：我现在年龄大了，不过仍然会去义诊。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有两所县级医院，当初这两家医院都要高薪聘请我，我没有答应。后来，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老师的事迹感动了我。我就答应在这两所医院义诊，每周的一、三、五都会去，不收医院一分钱。县城地方不大，我又长期在那里居住，很多人都知道我住在哪儿，我的手机也从来不关机，谁问我的电话号码我都给。我认为，作为医生给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党员为党工作也没有退休年龄。“在佳县，生命不息，服务不止。”这是我许下的承诺。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姜俊吉

作为医者，她置身临床一线，用仁心和爱心为患者解除病痛，给予温暖；作为教师，她深耕教学科研，用使命和责任培育人才，传授知识；作为市人大代表，她勇担重任，用初心和使命增进民生福祉，建言献策。从医多年，一腔对卫生健康事业的热爱支撑着她秉承初心，勇毅前行。她就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教学部执行部长刘芳。 “很多基础病病情稳定的老年患者在不幸‘中招’（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出现了病情恶化的情况，让人很痛心。”北京市人大代表刘芳说。为此，在2023年北京市两会上，她郑重递交了“关于进一步发挥鼻喷新冠疫苗优势，推动老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建议，“希望通过推广，为更多的老年人筑起免疫长城。”勇担重任 积极建言2022年，得知自己获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刘芳既激动又忐忑，“感谢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把这份无上光荣的职责交给我。我顿时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一定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审议检察院和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讨论2023年北京市工作重点、财政预算草案……“最深切的体会是我们国家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刘芳说。北京市两会期间，作为医务人员代表，她在参与讨论时，围绕医疗领域的问题、难点，积极建言，最终关于完善分级诊疗机制、拓展互联网医疗应用等建议得到了采纳。心系患者 服务大局2020年年初，结束了24小时值班的刘芳，刚刚踏上春节期间返乡探亲的路途，得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医院需要紧急抽调人员支援发热门诊的信息，她立即终止休假，返回医院投入防疫工作。随着疫情的发展，医院急诊压力剧增，在医院的部署下，刘芳又紧急组建临时留观病房收治急诊危重症患者，带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加班加点，有效缓解急诊医疗压力。“不能因为疫情延误了患者的救治。”刘芳说。深耕临床的同时，刘芳也时刻把教育教学放在心头。“努力为‘清华新医学’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教学部执行部长、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刘芳积极组织并参与博士学位点申报、研究生导师遴选、八年制课程体系建设等多项工作，组织带领师资队伍开展各类示范教学及培训活动。“她的师德师风、医德医风始终感染着我，能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下学习成长，我深知自己是幸运的。”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2020级心脏内科专业学位硕士王秀娟说。作为一名具有2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龄的医务工作者，刘芳积极组织、参加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多次赴四川甘孜、内蒙古乌兰察布、新疆麦盖提、河南柘城等地义诊，受到当地医务工作者及群众的广泛好评。 耐心细致 给予温暖作为心血管内科医师，刘芳在心血管超声领域卓有建树，擅长结构性心脏病、妊娠心血管病诊治等。刘芳还兼任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超声心动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超声医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女医师协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她常说，“超声是心血管内科医师的一双眼睛，它能评估心血管结构、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助力心血管疾病临床诊治策略的制定。”和蔼可亲是院内同仁对刘芳的一致印象，耐心细致则是她在临床工作中的“医者名片”。每周二上午是刘芳为婴幼儿做心血管超声的时段，检查本是要求在安静的状态下进行，然而患儿大多都不能配合，甚至哭闹不止，刘芳常常要一边哄患儿，一边耐心地跟家长解释，同时还要配合孩子的姿势快速“抓拍”图像，及时高效作出诊断。　　一次，刘芳接诊了一位28岁的患者，年纪轻轻却拿着一大摞病历，走进门诊时一脸忧愁。原来他在一次体检时，心电图检查结果提示“心肌缺血”。这一诊断结果成了压在小伙子心头的一块重石，导致他整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发生心肌梗死甚至猝死。为此，他连续辗转就诊多家医院，虽然反复做了多项检查，包括心脏超声、24小时动态心电图，以及有创的冠脉造影等，都没能找到问题所在。刘芳接诊后，通过仔细问诊、查体，结合心电图及其他检查结果，考虑患者有可能存在非典型部位的心肌肥厚。刘芳为这位小伙子进行了心脏超声诊查，果然在心尖部发现了非常局限的肥厚心肌，考虑诊断“心尖肥厚型心肌病”，并告知患者目前没有血流动力学变化，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每年复查规律随访即可。这一诊断，有效解决了患者的“心病”。“一个诊断，为一个年轻人重启‘放心’的旅程，这就是医者的成就感吧。”刘芳说。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韩冬野

她潜心中医药教学工作近三十载，专注党务工作十余年，多年来将党务工作和专任教师“双肩挑”，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深受学子爱戴；她不忘初心、铸魂育人，引导学子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当好学生的引路人；她潜心科研，不断创新，获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获市级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她就是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研究生导师龚慕辛教授。 耳濡目染，童年时心底埋下医学“种子”笔者：什么原因促使您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龚慕辛：主要是高中班主任和父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也受到母亲职业的影响。我的父亲是一位铸造方面的总工程师，母亲是一名外科护士。母亲平时工作非常忙，身体又不是特别好，家里子女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父亲身上。记得小时候，父亲买回来活鸡，一边手里忙活着，一边还对我说，“生命多奇妙，你看鸡的肋骨，它天生长出的形态就能把心脏、肺这些内脏保护起来。”我当时就想，父亲不是医学专业，还能有对生命的赞赏。父亲还很敬重母亲的职业，时常给我讲起母亲工作中的故事。一次，母亲为一个从高处跌落的孩子处理伤口，平日里看起来柔弱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用镊子一粒一粒地将碎石子、沙子从孩子头部的伤口处清理出来。童年时期的耳濡目染，使得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对医者的崇敬，很早便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高中时，我属于理科生中又比较喜欢文科的学生，我的古文学得不错。要填报高考志愿了，班主任汪桂莲老师认为我喜欢传统文化，适合学中医。父亲觉得我不太擅长同人打交道，“那就学中药吧，主要在实验室里工作，可以同物打交道。”就这样，我选择了中医药专业，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锲而不舍，三次考研终上榜笔者：能同我们分享下您的求学经历吗？龚慕辛：我的本科时光是在北京中医学院度过的，当时在中药专业，选的是中药制药方向。大学最后1年，原本已经被推荐免试读研究生了，结果临近考试前3天，才被告知这一批推荐免试的学生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读研。由于备考时间太仓促，我们那一届没有一个推荐免试的同学通过考试。毕业后，我回到老家，在基层医院当了一名中药师，负责在药房里调剂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从3年基层的实践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还需要继续学习，就下定决心要考研。考研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把毕业那次考研算作第一次的话，之后我又考了两次才考上。几经周折，我终于在1993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机缘巧合，我在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做了一名老师。2001年年初，学院并入首都医科大学，我成为一名“首医人”。2006年，在忙于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同时，我响应学校的号召，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进一步深造。 桑梓情深，最忆是师恩笔者：在中医药专业领域，哪些人对您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龚慕辛：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位是本科时教我中药学的常章富老师。当时，我是中药学的课代表，同常老师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常老师的课讲得特别“活”。常老师在学校里教书的同时，也在医院出诊。他讲授知识的时候，经常将实际案例融入教学过程中，对于知识点也总结得非常到位。考研过程中，常老师也给予我很多帮助。考研失利时，他鼓励我别放弃；考研成绩出来后，他又积极帮我联系合适的导师。另一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硕士导师朱甘培老师。朱老师本身是学生物学专业的，研究药用植物，对我最大的锻炼就是完全放手让我做。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还要经常向人请教。这对于原本性格内向的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也正是在同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我的性格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还有一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药质量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王智民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考博的时候，研究方向从制剂跨到中药化学，是王老师给了我读博的机会。包括后来我做关于吴茱萸汤的研究，都是在王老师那里研究的延续。从三位恩师身上，我看到了教师应有的样子，更加理解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深刻内涵。如今，身为教师，我也在追随他们的脚步，希望能够言传身教，给予学生们更多的知识与关爱。 有教无类，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笔者：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哪件事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龚慕辛：记得有一年，我同时承担本科和专科学生的教学。一次在课堂上，有个专科班的学生主动提问说：“老师，您刚才讲的栓剂特点，我突然想到，像妇科的肿瘤是不是也可以用栓剂进行治疗呢？”大家普遍认为，本科生比专科生基础好一些，但是这位专科学生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教育应该“有教无类”，作为教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实际上，很多原来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出色的学生，毕业后也有很好的发展。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笔者：在学生的成长路上，您是如何给予引导的？龚慕辛：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师者所有外在的努力还需要学生内化、实践，才能变成真正的本领。我们教师在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上能做的只是创设情境、提供条件，向积极的方面影响和激励学生。我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有时学生的作业会被退回返修三四次，小到标点、错别字，大到回答不妥当的地方，都要修改。实验课上，我也会要求学生自己分析实验的步骤，严谨地按照操作手册来做，一般第一次我来示教，第二次学生自己做，第三次就进行考核。下次课，我还会对上次的实验报告存在的问题、做得好的地方进行总结，目的是强化学生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锻炼规范操作的动手能力。要求学生做到的事，首先要自己先做到。每个假期，不论是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还是研究生开题，我都会让学生广泛查阅文献。而我只有比学生看得多，才知道他们到底看没看，看得够不够。通常一个假期就要看很多文献摘要。虽然不是每个细节都知晓，但是通过摘要就能了解到学生是否看全。如果学生准备不充分的话，我会把下载的文献摘要标注后分类提供给他们，告诉他哪些地方没查到。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有时，学生们不太理解，会觉得我太严苛，但是等他们工作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老师这样做是对的。有位研究生工作后跟我说，“老师，上学的时候您就经常跟我说要提高效率，我始终没改掉拖沓的毛病。现在工作了，自己经常加班，才后悔当初没听您的劝导。”我现在也经常把这件事分享给我的学生们，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当学生心里有“疙瘩”时，我经常会找他们到我办公室单独谈心，往往在严厉批评后再加以真诚的鼓励。我觉得上大学、读研究生这个阶段，是最好的奋斗期，应该全力投入。尤其是女生，未来还要经历结婚生子，承担更多责任，干扰事业发展的因素会更多。如果这个阶段没有把握好自己，丧失进入更高平台的机会，把时间白白浪费掉，非常可惜。在学院学生求职的时候，我会帮助他们做职业指导。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我考取了全球职业规划师、劳动部职业指导师资格，可以从专业角度对学生们进行测试并解读，再结合他们的个人特质，以及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进行职业选择。我觉得，人有多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但对于什么是该做的事，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就我自己而言，很欣赏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做大事，那么就怀着大爱做些小事。” “点燃”学生兴趣，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笔者：您认为当今的大学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龚慕辛：我觉得做一名好老师，首先一定要把课讲好。当老师要靠自己来“修行”，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互联网时代下，学生们查阅信息更便捷，老师就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完善自我。其次，要“点燃”学生学习的兴趣。课堂上，真正能跟着老师思路走的学生，最多三分之一，那剩下的学生怎么办？就需要教师用自己的好奇心去感染学生，“点燃”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开拓他们的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人成才，成为各具特色的人才。再次，培养创新精神，课上要给学生“留白”。作为老师，不要在课上繁说细讲，应当留给学生更多思考的空间。老师可以提出问题，不同基础的学生回答是不同的。再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设定一个高度，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同时，对于创新精神的理解，也不应过于狭隘。不一定只有产生智慧的火花才是创新能力，如果对一个具体问题能有些新的解决办法，也是一种创新能力。毕竟我们培养的学生最后走上社会，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劳动者，但是普通劳动者也需要这种创新能力。 不能用一种医学的长处来否定另一种医学笔者：自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医和西医就一直存在争论。您对中医怎样理解呢？龚慕辛：中医不同于西医，中医不仅是治病的学问，它天生就具有哲学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中医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等方面更具有指导意义。中医讲求凡事要适度，就是“中”。比如，中医治病的时候会告诉患者，吃了药病好了七八分后就不能再吃了，需要靠身体天然的调整恢复正常。我觉得，这里面就蕴含着哲学层面的认识。中医认为，疾病就是一种不平衡，经过调整达到平衡就可以了，不必要非把病菌消灭。中医治疗疾病是“一人一方”，在中医里有“同病异治”，也有“异病同治”。比如，老年人、中年人和孩子都患了风寒感冒，但由于患者体质、生病的季节、所处的地域不同，用药也不同。所以对于中医，很难全用现代科学的“实验可重复性”进行评价。实际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我们不能用一种医学的长处来否定另一种医学，中西医的融合能带给中国百姓最大的福祉。 将中医药事业传承好、发展好笔者：入行近30年，您怎样看待中医药？龚慕辛：我觉得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越学越觉得宝藏丰富。不仅仅是理论上，还有治疗疾病的药物及方式，甚至包括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就像我现在研究的吴茱萸汤，实际上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一个经方。当我们用现代的医学理论去阐释它的时候，会发现古代先贤，在当时没有病理学、化学这样一些现代学科的背景下，仍秉持医者仁心、躬行实践，对疾病的认识、用药的方式方法却达到非常精准的程度。可能短短两三行字，仔细琢磨，都有非常深刻的道理。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伤寒论》，但在做过研究后，又会有很多新的体悟。中医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瑰宝，我们要将中医药事业传承好、发展好。 把控品质，让中医药走出国门笔者：可以给我们介绍下您目前进行的研究吗？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启发？龚慕辛：我觉得做中医药领域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传统中医药蕴含的科学内涵，先阐释清楚原理，再进一步优化。以我目前在做的吴茱萸汤研究为例，吴茱萸汤是治疗虚寒性偏头痛的经典方剂，在我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使用历史，不仅中国人在用，日本人也在用。我们研究团队经过动物实验筛选优化出吴茱萸汤中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入血，在脑中分布也很少。一般的观点会认为，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必须被吸收进入血液一定量才能起效，如果进到血液中很少，更难进到脑当中，怎么能治疗偏头痛呢？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吴茱萸汤可以通过作用在肠道，升高血液当中的神经递质，再抑制三叉神经节中与痛觉敏化相关的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释放，治疗偏头痛。原理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标准化的工作。即便每味中药的克数相同，由于药材的产地不同、采收季节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也会导致药效千差万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药的时候，进行科学的优化，确定每味药有效成分需要达到的标准。把控药材品质，才能保障中医药走出国门，在国际上真正得到认可。 促进中西医结合，努力实现弯道超车笔者：谋划好“十四五”发展蓝图，在学校迈向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学院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龚慕辛：学校擘画了“十四五”发展蓝图，中医药学院也制定了学院的建设发展规划。在中医药的发展历史上，医、药是不分家的，像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学名家，都既是医学家，又是药学家。未来，学院将充分发扬医药融通的传统，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让学中医的同学通晓药理，让学中药的同学也打好坚实的中医基础，培养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在学科建设上，利用丰富的临床资源，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争取在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及中医药的基础研究方面作出新突破，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调动更多老师，一起倾心培养学生笔者：多年来，您都是党务工作和专任教师“双肩挑”，还曾是学院承担授课门数和课时量最多的教师。您是如何做到兼顾教学、科研，同时又做好学院的管理工作呢？龚慕辛：每当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多时，我就会想起父亲曾经说的，“人干不同的事情就是一种休息”。比如，我忙完行政工作，再去做些教学方面的准备，换下脑子就是休息。我很喜欢给学生上课，当自己特别累的时候，我会首先选择备课来缓解疲劳。我一直相信教学工作是，教师有一分用心投入，学生就会有一分长进。在我看来，行政工作对于教学科研也是有促进作用的。作为一名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有限的，而作为一名学院的管理者，可以调动起更多老师的积极性，一起倾心培养学生。 沉下心来，甘坐“冷板凳”笔者：新征程新挑战，您对从事中医药领域研究的青年教师有哪些期待？龚慕辛：生命科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科学，想要做出真正的大成果，必须下一番苦功夫。希望青年教师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甘于坐“冷板凳”。研究时不能避重就轻，什么热门就做什么，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解决的不是真问题。要树立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直面领域内的最根本问题，解决行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要觉得难题像大山一样高就畏难，哪怕把大山撬下一块碎石来，那也是解决真问题。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姜俊吉

编者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他一生坚持的梦想，“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他始终秉持的信念，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以下简称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带领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走向国际前沿的吴昊。他攻坚克难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延长近40年，让众多家庭重获温暖与希望；他用行动践行着传染科医师人文关怀的职责，守护并援助每一颗脆弱的心；他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危受命，毅然奔赴抗击疫情第一线。他持之以恒精钻医术，心怀人民弘扬医德。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时，他说：“多读书、读好书，用自己所学，拯救更多的患者，这会让我们受益一生。坚持对医学的热爱与崇敬，做一位勇于担当的医务工作者，在平凡中追求卓越，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童年慰藉与家庭教育“我母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早也是最好的老师。”我于1959年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市，小时候我在母亲身边长大，她是镇上中学的校长。童年时代，我的伙伴都是比我高几届的学生，他们教会我下棋、剪贴报纸、吹拉乐器，还有各类体育运动。在乡野间的生活丰富有趣，童年的快乐奠定了我的性格基础。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在童年时就阅读了“四大名著”和《艳阳天》等中国小说，到高中后又阅读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增长了我的见识，无论是对我后来的考学写作，还是对我思考方式的形成都大有裨益。作为医生，阅读使我对自身的认知、对科研的掌握、对医疗的看法、对教学的理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父母的教育理念是主张孩子应该以鼓励为主，而不是打压式教育，他们不会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他们希望我能够一直保持谦虚而自信的状态，努力学习，认真掌握知识，长大后能够为祖国作出贡献，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会敝衣粝食。我母亲更理解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希望我能读大学，她认为大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母亲的鼓励和指引开启了我的人生之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在大学时代养成的重要习惯是多读书、读好书，这个习惯对我的一生都有帮助，大至看病，小至做讲座，我都有提前翻阅群书的习惯。”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当时毕业生的去向是当兵或者下放工厂，工农兵大学生一定要工作两年以上，才有推荐资格报考大学。我在工厂做了两年工人后，于1978年考上徐州医学院（今徐州医科大学）。我在学校报考和专业选择方面听取了父母的建议，父母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教导我，认为学医能够对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医学院。上大学后，每个同学都努力学习、看书，我也同样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大学5年时间，我有4个暑假都没回家，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学习，回想起来当时已然是废寝忘食的状态。此外，我课后还经常去图书馆，把老师讲解知识时涉及的有关图书全部借过来阅览，如果找到了一本好书，学习起来就会更得力。记得高中时我们班有位同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总能在全校200多人中考第一名，他的学习方法是提早启动、尽早复习。当时我们的课业负担很大，上完自己的课都很不容易，他却能在高考前提早一年半开始复习，反复做模拟试题，最后在高考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他身上，我领悟到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提前作准备，当你有准备的时候，成功的把握会更大。 开启传染病事业“有些人会认为从事医学事业很艰苦，但我不觉得，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我认为医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淮安市传染病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在大学时，传染病学只是基础科目之一，工作之初我又认真全面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巩固传染病学的知识。1990年，我在首都医科大学攻读传染病学硕士研究生，师从汪俊韬教授，学习传染性疾病的诊疗技术，当时主要是肝炎方向。汪俊韬教授曾说：“临床专家分两类，一类专家能看病，但是说不出来是什么病、为什么能够看好；还有一类专家，不仅能看病，而且能够说出来是什么病、为什么用这个治疗方案能把病治好。第二类专家更难，更需要巩固夯实基础、全面地掌握知识。”为此我经常抓住琐碎时间学习。我当时从事的是肝炎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华内科杂志》刊登有肝炎指南，我就在晚上值班时抽空对指南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我之后的肝病诊断治疗很有帮助。创新艾滋病诊疗模式“我们的治疗水平接近国际水平，能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延长30年到40年，比预计寿命仅缩短10年。”为适应新形势下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的需要，我由肝炎临床和基础研究转向了性病和艾滋病研究。2000年，北京佑安医院成立感染性疾病科，我担任主任。2002年，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实验室成立，我担任负责人。2005年，我申请课题时，产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的初步想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科研水平比较薄弱，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主要是以关怀为主。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病患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生命基本只能维持3年左右。最初，我们接触的患者一般都是很快就去世了，后来能活几个月。但随着治疗药物的变化，根据个体差异制定医疗方案，并利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用“唐草片”作为临床中成药，目前已能够使感染者的寿命延长30年到40年。由于艾滋病位居全世界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之首，国家非常支持艾滋病实验室的建设。为了加强艾滋病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于2016年牵头建立了北京市艾滋病重点实验室，开展了性病、艾滋病的病毒载量、耐药检测等新技术的研究，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深知现代医学发展不仅要求临床诊疗水平不断提高，消除艾滋病歧视也非常重要。尤其相对于其他疾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具有特殊性，在医学诊疗上现阶段无法治愈，并且还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为此，“北京佑安爱心家园”建立了新型医疗护理模式，主要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更全面的帮扶，减轻感染者在社会中所面对的各种压力。我的妻子也从事传染病临床研究，深知我国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因此她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鼓励。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也是我不断探索前进的重要动力。 临危受命　守护SARS病房“接到指令后，我第一个走进了SARS病房。我当时预判，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病毒还是可防可控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由广州开始，蔓延到北京后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北京佑安医院迅速进入了“备战”状态，我身为感染科主任，担任了北京佑安医院的防疫总指挥，主持SARS的救治工作。接到指令后，我第一个走进了SARS病房。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由于一直在传染病医院工作，防护措施非常齐全，我当时预判，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病毒还是可防可控的。而且我认为自己身体也不错，即便感染了也不一定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的情况比我们预计的更加严重，最初的救治过程很漫长，对于治愈标准也不确定。收治的病患主要是疑似感染者和已经感染的医务人员。我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佩戴着口罩，每天大约有10个小时都在病房里奋力抢救重症患者，为患者一一制定诊疗安排，同时还要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心情。我还向患者公布了个人电话，24小时随时接听。可喜的是，经过几天对治疗方案的摸索，我们总结出了SARS诊疗常规和出院标准。2003年4月9日，被治愈的SARS患者从我们病房走出，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舞！随后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康复。也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我，我将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平凡中追求卓越“科普不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已经发生的疾病也能够通过科普获得更好的治疗。通过科普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还能够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从医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医学事业是我最好的选择。与同行交流时，大家都认为即使自己会因高强度工作而疲惫，但能够为患者解除病痛，还是非常欣慰的。近些年，我一直专注于精进自己的医学水平，特别是现如今互联网教学完备且便捷，我时常强调要保持勤奋，利用琐碎时间加强学习，做到“苟日新，日日新，月月新”。医生除了救死扶伤的职责外，还应积极参与到健康维护、疾病预防、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全过程中。我时常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科普教学，教授大家如何预防、诊断、治疗艾滋病等疾病。科普不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的疾病也能够通过科普获得更好的治疗。通过科普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还能够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作为医生需要有医者的担当和责任。我们不是华佗，也不是扁鹊，不会具有超出常人的诊断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可以在治病时保持100%的责任心，可以在病房里24小时守护着患者。作为一名医生，只有勇于担当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才能够在平凡中成长，在平凡中追求卓越。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吴 昊

作为一名精神病学的医者，曾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区主任的常锦如一直在强调人不仅要有强健的身体，更要有健康的心理，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她的一生从精神病学到儿童心理健康，在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兴趣所在。她认为，一个患者就是一个故事，只有治愈患者，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回到学校，才能为故事画上完整的句号。回顾自己的从医生涯，她说：“从事儿童心理健康虽然是平凡的岗位，但是职责神圣。我将终生关注儿童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降低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减少患者和患者家庭的痛苦，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幸运和努力并存“县里的中学离家有15里路，我每星期从家里去学校时都会背上粮食和煮熟的老玉米，这样可以节省伙食费。”我的家乡距离西柏坡很近，小时候，由于宣传队经常在村里宣传“男女平等”“女人也顶半边天”，使我们这里很多女孩子都有了入学识字的机会。虽然当时我年龄比较大，但还是跟着大家一起上学识字，并跟着解放军一起积极开展生产建设，我也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教育。上中学时，县里的中学离家有15里路，我每星期从家里去学校时都会背上粮食和煮熟的老玉米，这样可以节省伙食费。中学毕业后，我幸运地考上了北京的卫生学校，在当时拮据的家庭环境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医学。首先，我的父亲因为缺医少药去世较早，所以我想学医回来给村里人治病，让这种悲剧不再发生。其次，在我上中学之前，村里有几个姐姐小学毕业就离开家乡去参军，她们的经历激励了我，我也开始渴望离开家乡出去闯荡。就这样，我作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决定。来到卫生学校后，我怀着强烈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担任了学生委员和生活委员，并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让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增加了一份使命感，让我懂得要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初到岗位的压力“当感受到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后，我才深知任重而道远。”1958年毕业后，我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当时我怀着欣喜之心服从安排，但没想到从医院环境到治疗患者，我都无法完全地适应这份工作。首先，从医院环境方面来说，由于读书期间我经常到积水潭医院实习，看到了那里具有规模化、系统化的医疗环境。所以，我以为北京安定医院也具有同样的医疗环境，但没想到当时的北京安定医院办公场所只是一栋平房，设施简陋，甚至缺医少药，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其次，在治疗患者方面，由于患者大多数采取以“利血平”为主的单一药物治疗，副作用很大，主要表现为患者时常不自觉地流口水，所以病房的场面会令人感到恐惧。当老师带着同学们进入病房工作时，我却始终不敢进去，常常在楼道徘徊很长时间。此外，不只是工作压力，我还面临着社会压力。由于那时大多数人缺乏对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所以会对我的职业存在偏见。每当我从宿舍走去医院时，总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这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心理负担。但也正因如此，在同时感受到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后，我才深知任重而道远。正确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赶上医疗改革的东风，真正开始热爱精神病学。老同志的敬业精神也让我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做一名兢兢业业的白衣天使。”我对精神病学逐渐从陌生转为热爱，主要是因为经历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我有幸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1959年，医院安排我到民兵方队接受检阅，面对这样的机遇我倍感自豪。我们为此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和热情，每天都在太阳底下艰苦训练。检阅当天虽然距离天安门城楼较远，并且纪律要求走正步期间不能东张西望，但我的内心还是深受鼓舞。这次经历也成为我一辈子克服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源泉。第二件事，老同志的敬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老师姜佐宁带我们去查房，正当姜老师给一位患者做检查时，另一位患者突然从后面冲过来，将一碗面条倒在姜老师的脖子上。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受到了惊吓，唯独姜老师继续从容地为患者检查。等到全部检查完毕离开病房后，姜老师仍旧和蔼地讲述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告诉我们如何在做检查时保护自己，并告诉我们一定要确保患者永远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还有位护士，在给患者喂饭时，手指头被患者咬掉了，但她在康复之后依旧毫无怨言地继续为患者服务。每当看到医务人员对患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有一次，一位身患癔症的患者病发时打了我，等清醒后却主动向我道歉。我深知精神科的医务人员要有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所以我原谅了他。就这样，我逐渐懂得要用大爱来面对自己的职业。第三件事，我到医院不久，刚好赶上当时的医疗改革，主张解放思想、解除约束，让患者过上正常的生活。由于精神疾病患者心里并不承认自己患病，攻击性较强且抗拒治疗，所以，以前的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会受到约束。解除对患者的约束后，我们开展了包括工娱治疗、心理治疗等在内的综合治疗。这不仅让病房重获安静，护理工作变得更加有条理，还极大地改善了医患关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积极参与综合治疗，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努力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每当看到有患者痊愈出院回归家庭和社会，我都感到无比欣慰。向儿童心理健康进军“因为儿童的心理比成人更加复杂，所以幼年时期心理有障碍往往会毁了一生。”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当时，我挑选了一批具有爱心、细心和童心的医师，建立了集家庭、学校、医院于一身的综合性儿童病房。我们组建了一个关于儿童多动症的科研课题小组，对104例临床病例进行分析与研究，研究成果被原北京市卫生局评为科技二等奖。虽然起步不错，但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儿童心理治疗和成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属于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我们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摸索，首先在儿童患者的确诊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儿童的抽象思维较少、形象思维较丰富，儿童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有其年龄的特征，不同年龄儿童的同一种表现，在诊断上是有所差别的，有时被认为是病态，有时则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大多数情况下，儿童的表达能力较差，需要医师更加细致入微地去观察，这比治疗成人患者更困难。所以在确诊时就需要医师具备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不能因为误诊给儿童造成更多的心理伤害。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需要培养健康的心理、坚强的性格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才能成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是孩子活动的主要场所，父母和老师对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儿童心理治疗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和家长、老师的沟通与配合。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他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在家里发脾气时，常用打滚的方式表达不满；在学校受到老师批评时，他就在卷子上画叉。经过我的观察与了解发现，老师为了督促孩子写作业曾说过一些让孩子深感恐惧的话，所以孩子经常逃学躲在家里。我在协调沟通之后，建议家长改变环境和教育方法。经过医患之间不断地沟通与治疗，后来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稳步提升，人格也日趋健全，如愿考上了大学。从医数十载，我看着医院从单一的男病房、女病房，发展到儿童、老年、司法鉴定等不同的科室，不断制定更细致精准的治疗方案，医护教研也不断得到推广，医院的这些变化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儿童心理健康事关孩子的一生，每当看到他们走出阴影开启健康乐观的生活，我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和骄傲。学习、实践、思考是创新的基础“精神检查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是我从数十年如一日在病房中和同事、老师们并肩作战中获取的。”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师，需要活到老、学到老，更需要走在工作第一线，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北京安定医院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无法通过片子和化验看出病症，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患者把症状暴露出来，再通过逻辑、推理、判断等抽象思维来确定病情，所以整个过程难度较大。我始终都在临床中不断地积累着经验，并持续学习。我自己多年来总结出的诊治黄金法则就是“要会说精神疾病患者的话，要会和患者交谈”。如果直接表示患者有病，那他可能会感到被加害。但是，如果我们顺着患者说话，明确症状后再进行治疗，同时与家属合作，就有助于患者快速康复。我还因为提出这种人性化的诊治方案而参加了中美精神病学新进展学术会议，代表中国医师介绍国内儿童精神病学的最新成果。时至今日，精神卫生已不再受到误解和歧视，并在很多突发事件中，如在汶川特大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中，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精神卫生工作已经走向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如今各行各业都注重心理咨询和精神卫生，很多单位都设立了相关部门，我认为这是精神卫生在我国发展的巨大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胜于蓝。新时代，对医疗水平的要求更高。我期待青年医者传承老一辈的医德，不仅要爱岗敬业，还要充分热爱与钻研医学，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常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