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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是位眼科专家,从医数十年来,他以精湛的技术让患者看到保留光明的希望。天道酬勤,出身农家的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路求索,学到了一身过硬的技术。留学归国,他将世界一流技术引进中国,让无数患者继续见证这美丽的世界。他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眼科医疗,十余年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他一路走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赤子之心,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回顾从医生涯,他说:“医生不需要什么回报,我常常被患者感动。每当患者复明,能亲自走来跟我说,‘医生,我能看得见了,你看我自己来了’,我都觉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让我在从医的道路上继续克服困难、坚定信念,做一名好医生。”桐城寒门读书郎 “父母这种终身学习、终身钻研的意志和品质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是激励我坚持研究与学习的重要精神动力。” 我老家在安徽桐城,父母都是农民,应该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尽管家庭条件比较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但父母依然省吃俭用支持我读书,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我的父亲是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不苟言笑的人。像大多数父亲一样,他总是默默地支撑着家庭的一切。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着最多的体力劳动,默默地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条件。我儿时的日子十分清贫,冬天要上山去打柴,父亲认为小孩挑担子会影响身高,所以从来没有让我挑过柴,对我十分关爱。直到现在,他对于我来说都是强大的精神支柱。 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是一个善于经营生活的人,在我们家乡方圆几十里内,母亲是出了名的能干。在粮食紧缺的日子里,无论盛夏还是严冬,母亲种植的蔬菜成为家里不可多得的加餐来源。另外,母亲手巧,周围村子婚丧嫁娶所需要的鞋子都会交给我母亲制作。虽然日子很苦,但是在母亲的操持下,我们家几个孩子仍然度过了相对美好的童年时光。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一句话:“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农民就要把种地做到最好。”在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下,母亲的种植技术几乎是村里最好的。母亲这种乐观善良、勤俭上进的品质,对我的求学生涯影响很深。 虽然母亲渐渐老去,但这种好学上进的品质依然没有磨灭。她80岁开始学写字,身体力行地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终身学习、终身钻研的意志和品质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是激励我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与学习的重要精神动力。少年立志出乡关 “当时我单纯地希望能用一辈子时间去当一个好医生或者一个好老师。非常幸运的是,我正在用一生去践行理想。” 我的求学经历既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时代际遇的选择。我读小学时,初中教育逐渐普及到乡镇,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就被招入了初中。读初二时全国恢复了高考,我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突然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经过刻苦学习,我成功考取了桐城中学,已然是那个年代小村庄里罕见的知识分子。 桐城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教学质量过硬的重点高中,在当年就有80%的升学率。我在桐城中学读高中时的目标就是要考上重点大学。参加高考那年,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420分,我考了427分,选择了医学,并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医学生。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想起了父辈病弱的身体,眼前浮现出村里“赤脚医生”的身影。农村非常尊重基层卫生工作者,无论谁家有病都去喊“赤脚医生”,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医生能治病救人和救死扶伤。我很幸运地通过高考实现了梦想,并正在用一生去践行。 我本科期间的专业是临床医学,大学期间始终埋头学习,所以成绩比较好,每年都能拿奖学金。在毕业面临统一分配工作时,我可以自由挑选。当北京同仁医院来学校挑选优秀毕业生时,该院眼科杰出的医学成就,吸引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其作为自己的从医方向。塞纳河畔学技术 “我发现法国人做眼部肿瘤手术不像我们必须将患者眼球摘除,他们可以实现保住眼球的同时‘消灭’肿瘤,我当时就立志要缩短这种差距。” 20世纪80年代,北京同仁医院准备和法国医院合作,建设中法友好医院。1994年,我获得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感觉中国和外国的差别真的太大了。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巴黎的时候,连飞机上的安全带都不会系,更不用说使用巴黎的各类现代化设施了。当时法国医院里用的很多医疗器械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了,我在旁边看着特别心疼,就想办法回收。有位护士跟我关系很好,就帮我把那些器械都清洗消毒干净,包好了给我,我回国时就带回了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儿”。这只是当时中法差距的一个小方面,至于大型医疗设备和诊疗水平的差距就更加大了。我立志要缩短这种差距。 我所在的医学院文献资料非常丰富,所以,除了出门诊和有手术工作安排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图书馆度过。图书馆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地方,那时候国内要想获取国外的一些资料很不容易,无法用昂贵的胶片相机将整本书全部拍下来。图书管理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免费帮我复印书籍文献,对我帮助甚多。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几乎天天都在观摩玻璃体手术,后来我发现法国人做眼部肿瘤手术,不像我们必须将患者眼球摘除,他们可以实现保住眼球的同时“消灭”肿瘤。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使我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知识,也给我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启发。结束为期1年的留学生涯后,我回国后的5年间都在整理我的所学,并将其应用到国内的眼科实践之中,以此来不断缩小中外之间的差距。光明送进千万家 “这么多年来,我在眼科领域没有多少贡献,但有一点贡献足以使自己心安理得,那就是我让中国黑色素瘤患者不用再摘眼球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获得光明。” 黑色素瘤是恶性程度特别高的肿瘤,如果患处在眼睛的话,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把眼球摘除,其后果就是以失明的代价保全生命。我回国后首先要攻破的难关就是在实施眼部黑色素瘤的手术治疗方案时,争取以不摘除眼球的方式医治患者。经过反复的试验,我最终研究出一套通过玻璃体手术来做肿瘤局部切除的方法,而且做得比外国人更加精细、更加成功。这一手术为患者带来了福音,缩短了我国与西方眼科手术之间的差距,令我感到格外骄傲和欣慰。目前这一手术已经趋于世界领先水平,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我为自己的医疗成果能够赢得患者的尊重和信任而感动。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17年的一天,204位黑色素瘤患者集体做了一面3米长的大锦旗,上面写了一首诗,还有每一位患者的签名。这其中有几位患者的肿瘤都已经转移了,生存期只有半年左右,但依然派代表到北京将这面大锦旗送给了我,令我深深为之动容。 由于上述手术治疗方案特别复杂,很难在全国的医疗机构普及,为了减轻更多患者的痛苦,我又花了20年的时间去做保眼的另外一个治疗方法——巩膜敷贴放射治疗。黑色素瘤对放疗很敏感,回国后我就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专家们一起进行逆向工程仿制。后来,当国产的巩膜敷贴器逐渐普及后,这种新的保眼治疗方法就成了治疗黑色素瘤的首选方法。现在,这种治疗方法基本实现了全国普及。 经过20余年的实践,中国人的黑色素瘤治疗现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基本实现了和世界一流医疗水平一样的治疗水平,甚至术后效果更佳。随着该项治疗方案的普及,全国眼部黑色素瘤患者除了来我们北京同仁医院外,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接受这种治疗方式。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广济天下患者心 “在我们的努力下,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眼科中心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经过多年的扶持发展,该眼科中心可以保证藏区的绝大部分眼科疾病在西藏就地解决。” 除了在北京的医院工作之外,我还致力于改善基层医疗卫生状况。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而且每年都会“三下乡”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服务,所以深知农村的医疗状况。 由于每次下乡只能接诊一小部分患者,对当地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做得还不够,从那时起我便立志要为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整体医疗水平而努力。要 让当地人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最重要的是提升当地医师的治疗水平。 最近20年来,我们组建了一个同仁眼科讲师团,每年都会去边远地区详细了解当地医师面临的困难。缺技术,我们就进行技术培训,为当地医师进行手术示范、现场教学培养。通过我们的付出,当地医师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真正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04年,我第一次去西藏就觉得一定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看病,这是我当时一个最大的愿望。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确实有待提高,有的老百姓无法用普通话交流,去内地看病总会遇到各种障碍。 我从2009年起就致力于视觉健康公益事业,2013年借纪念北京同仁医院老院长张晓楼诞辰100周年的机会,我发起成立了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两大目标:一是基层医师培训,二是留守儿童视觉健康。这个基金会成立以后,吸引了很多社会力量的关注,后来影响力扩大到了全社会。儿童视觉健康在社会得到推广之后,我们开始在西藏筹建眼科中心,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并向社会征集资金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眼科中心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在我们的持续努力下,该眼科中心可以保证藏区眼科患者的绝大部分疾病在当地解决。 在我从医35年的职业生涯中,党和国家给予我很多荣誉。在这些荣誉里面,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白求恩奖章,这是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最高奖励;另一个是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当时是互联网评选,能直接体现全国老百姓的认可程度,为此我很自豪,并且愈发觉得自己是一名能够经得起考验、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光明大使”。我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必须在一线工作中通过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积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一本书一本书地阅读,在点点滴滴的努力中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用一生的信念去追求。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魏文斌
    发布时间:2022-07-26
  • 钱渊是我国儿科病毒研究方向的知名专家,她具有扎实勤恳的工作态度、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她将自己的美好青春奉献给了儿童病毒学研究事业。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她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回报祖国,不停钻研为人民造福;作为一名导师,她严格要求,注重交流,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实践。她不骄不躁,从不懈怠,一步一个脚印,誓言要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医疗环境,为祖国的未来保驾护航。回顾自己的儿科病毒研究生涯,她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为此脚踏实地、矢志不渝地创新,是儿科研究者刻不容缓的使命。” 上山下乡 磨砺成长“我生在上海,父母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正直、诚实,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一生的信念和追求。”1967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母亲觉得我身体素质不好,从小有胃病,不舍得我去农村插队落户。但父亲则教育我应该主动接受锻炼,开拓视野,给自己一个锻炼成长的契机。最终母亲妥协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主动报名插队落户。上海市政府在开展上山下乡以前,组织知识青年各学习一门技术,希望我们能够到农村发挥自己的专长。我当时很幸运地被分配去学医。在这3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各科轮转,了解了传染病、儿科、妇产科等科室的医学知识。与此同时,我还有幸亲眼看到医师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从实践的角度去学习如何治疗。经过短期训练后,我跟随大部队开始了艰辛的下乡锻炼和医疗卫生服务。由于路途遥远,我只能通过写信与家人联络。无论我向他们倾诉什么难题,父母都会不厌其烦地回信,给予我成长的智慧和勇气。这些书信往来所传递的人生信念和家国情怀,对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受过短期医学训练,当地的老乡和他们的孩子有一些头疼脑热就会来找我看病。但我并不是脱产的“赤脚医生”。我白天跟着生产队一块儿下地劳动,到了晚上才会去给他们看病。后来公社卫生院给我配了注射器后,我还会给他们进行输液治疗,深受当地老乡的欢迎。我开始爱上了这一行,从中体会到减轻患者痛苦的快乐。东北的冬天夜晚长,时间充裕,我就用来自学。我向周围的人借来了高中课本学习,有问题就去请教当时来到农村的高校老师,他们非常愿意教我。后来我参加高考,被吉林医科大学(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录取,成为一名医疗系的学生。毕业后我做了将近3年的儿科医师,接着又考上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首都儿科研究所从事呼吸道病毒的研究。海外深造 报效祖国“在国外第3年的时候,正好是科研积累最多、能频繁发表文章的时候,而且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访问学者合同还没到期。但我还是决定回国,把高科技实验室建起来,为研究所提供一个优秀的基础研究平台,带动国内儿科研究的发展。后来有人问我后悔回国吗?我说我不曾后悔,因为从我出去学习时就打算要学成回国的,没有想过不回国。”工作几年后,我主动申请去海外继续深造。1988—1991年,我在美国NIH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从事轮状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国际上对新发现的人C组轮状病毒的分子结构和序列还不清楚,我作为访问学者被安排到这个研究课题组。接到任务后,我需要独立设计方案,仔细、规范地做好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国际上建立了C组轮状病毒的基因文库,并确立了该病毒具有抗原活性的结构蛋白编码基因,同时也证明感染人与猪的C组轮状病毒有很高的同源性。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轮状病毒的基因型别,这个成果也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后来被国外学术杂志广泛引用,并被收入美国病毒学权威著作和病毒性腹泻研究的相关专著。在第3年的时候,我和NIH的合同还没到期,但我收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领导的一封信,希望我能尽快回国,参与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的申报工作。我最初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对我来讲,能够回国参与申请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而且这对我们研究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当时没有犹豫,既然有回国的契机,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在我和所里几名回国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很快成立并投入使用,还成功申报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后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科研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儿童病毒感染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方向,也是我无数心血浇灌耕耘的花园。我最在乎的是我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真正造福于儿童、有益于我的祖国。”在我们实验室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始终要求大家关注时代社会的发展,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要让科研成果切实为儿科临床服务,让研究方向切实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家国情怀的熏陶下,我们的实验室在数次大型传染病暴发的紧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获得流行病相关的信息,比如像儿童重症手足口病、甲型流感H1N1等,我就会组织大家把对应的研究方法都提前建立起来。在这种防患于未然、与社会需求息息相关的科研指导思想下,我们针对流行病取得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时,我们病毒研究室的呼吸道病毒诊断方法派上了用场,减轻了医院隔离病房不足的压力。基于这样的病原研究储备,我们不仅对来就诊的儿科患者可以及时做病原检测,还可以通过上级主管单位及时向媒体通报、向群众做宣传。而且,每次面对大型的流行病暴发,我们都能凭借病原研究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平台,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脚踏实地 薪火相传“我不喜欢说教,但会在工作中对学生严格要求。年轻的一代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如同我的家庭对我的教育一样,我也会更加注重言传身教,行胜于言,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实验教学中,我一直要求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地做实验,要实事求是地展示自己的实验结果,同时更强调科研方法和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如果学生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那固然是最好的,如果得到的结果不是学生所预期的,这没准也是一个发现新问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盲目、武断地苛责学生,而是和他们一起探索发现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教学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很多具有较高天赋资质的学生,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带领学生精进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我总会告诉他们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更需要家国情怀。这决定了一个医师的视野和格局,医师的品德修养也决定了从医的高度。希望他们勇于创新,为国家、为儿童做实事。以人为本 促进儿科健康发展“2013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为中国儿童的就医环境奔走呼吁,力图创造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儿童就医体制。”我国儿科面临着医师紧缺、专科医院少等难题。所以,我在当人大代表时,一直致力于公益性儿童医院的建设问题。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这项建议后来影响了国家相关决策,促进了国内儿童医疗机构的投入与发展建设。我们病毒研究室除研究各类病毒的致病性以外,还尝试将分子生物学方法与经典病毒学方法相结合,对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毒病原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建立了分子病毒学诊断技术平台。这样就使我们不仅能够更快地诊断出儿科常见的轮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等,还能及时应对新发和突发的病毒感染疫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毒病原监测平台已经可以及时监测北京市儿童感染性疾病病原谱变化规律及流行趋势,特别是能够对感染性疾病在流行季节或高峰期进行动态监控。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及时把病毒流行的最新动态向上级有关部门通报、与临床机构沟通等方式,为政府决策、为临床诊治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在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这些年病毒研究室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国外相关实验室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工作达到并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每年都能拿出新的研究结果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所做的工作也逐渐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家国担当 义不容辞“在这次波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咱们国家才能够及时地控制住疫情。一旦哪个地方出现疫情反扑,咱们都能够很快地控制住。”每当走进实验室,我的脑海里都会不时闪现当年上山下乡时农村简陋的医疗环境。短短几十年,中国的医疗技术和水平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离不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党中央的领导。我很骄傲于国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机制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我们的研究室因为硬件和资金的保障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反映了新中国医疗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目前我们国家无论是在对病原的检测试剂方面,还是在病毒的分析、疫苗的研制等方面,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和不错的成绩,但我们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拼搏,不能懈怠。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外的研究动向,追踪国际前沿丰富的科研内容,为祖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科研人员要记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上,让家国情怀成为医学研究工作的精神力。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钱 渊
    发布时间:2022-06-24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地坛医院)的王克荣护士长被誉为“艾滋病患者的知心大姐”。在37年的护理生涯中,她始终践行着“把患者放在第一位”的庄重誓言,工作中她无微不至地照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亲人般给予关爱,像朋友般倾听烦恼,许多感染者从她的温情中汲取力量,获得生的希望。多年来,王克荣一直走在“艾滋病反歧视”行动第一线,身体力行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以及消除艾滋病歧视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我热爱传染病护理工作,从走上护理岗位的那一天起,就立志做一名好护士。”三十余载漫漫关“艾”路 “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起带头作用。再说传染病医院也要有护士呀!便答应了下来。” 1984年,我从北京护士学校毕业,分配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咱们班有两个传染病医院的名额,几个同学都表示坚决不去,你是团支部书记,传染病医院离你家也近,你去可以吗?”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起带头作用。再说传染病医院也要有护士呀!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坛医院工作。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很感谢身边的同事和前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还记得刚到医院时带我的王护士长,她性格直爽,对待患者仔细耐心,干活特别有冲劲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穿着凉鞋冲洗走廊的情景。她对工作的热情,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随着工作的深入,1997年3月,我轮转到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担任副护士长。那时候我对艾滋病不是很了解,即便工作时严格按照规范穿戴好隔离衣、帽子、口罩、手套等,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不过,在接触到第一位患者老李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老李是在爆炸事故中为救同事、抢救国家财产而受伤的,因在抢救时输入了大量的血浆,后来老李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听完老李的故事后,我真的很感动,心想:“他不就是英雄吗?他是值得所有人尊重的。”所以,在为老李做护理时,我紧张的情绪逐渐消失了。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会刻意关注他们的身份。有一次,我们与患者一起吃盒饭,其中有一位患者就不经意地对我说:“护士长,我不吃肉。”我心想既然他不吃,就夹到我碗里吧。这其实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他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特别激动地说:“王姐,我的家人都做不到这样。”看着他热泪盈眶,我的内心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肯定要把护理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人。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比如之前有一位患者在手术中癫痫发作,我担心患者窒息,就给他的口腔里塞上牙垫。不料他突然控制不住,咬了我一口,尽管我已经按要求佩戴了双层手套,但他还是一下子咬到了我的手指头,痛得我赶紧把手抽了出来。当时手套被咬破了,我便第一时间到流动水下冲洗。虽然看到手上有两个通红的大牙印,但用酒精擦拭时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手指应该没有被咬破,于是我戴上了新的手套继续操作。有人问我当时怎么还能坚持到抢救结束,因为对我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抢救患者才是最重要的。 温柔驱散感染者心中阴霾 “作为咨询者和陪伴者,我们更应该从本职出发,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内心的压力,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从多年临床护理的经验出发,我总结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即“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在生理护理方面,我们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情况多加关注,比如并发症、病毒载量等化验指标,强调服药的依从性、机会性感染的相关护理、打针输液等。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护理往往更加重要。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曾跟我讲:“还不如得恶性肿瘤,赶快死了算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比较特殊,因此很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带有一种病耻感。同时,由于社会大众对这个疾病不了解,他们还会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如有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被家人接纳。我作为咨询者和陪伴者,更应该从本职出发,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内心的压力,使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作为医务人员,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告知”。我印象中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一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单亲母亲希望我在她儿子上大学以后,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后来我们就把她儿子请到咨询室。他之前一直以为妈妈来医院是因为关节不好,我告诉他,你妈妈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这位母亲一直想亲自告诉孩子,但没有勇气,所以当我在旁边给她做了铺垫后,她就说了出来:“其实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好多年了。”听完,孩子就愣住了,我走上前去进行安慰,他把妈妈搂在怀里,妈妈的压力终于释放,流下了眼泪。后来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看着他搂着妈妈肩膀在楼道里越走越远,我心里既欣慰又感动。 还有一位女患者,她之前和丈夫在广东经商,后来两人都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虽然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得病后家人都很害怕,不敢与她接触。当时艾滋病患者需要严密隔离,所以病房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我们就一直担任着她家人的角色,比如给她买东西、订报纸等。有一次她想吃西红柿,我买了两个又大又红的送给她,她当即掏出200块钱给我,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她说:“给您的孩子买个礼物吧!”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不久后,这位女患者去世了,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遗书,上面写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无法报答,就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希望你们好好搞科研,能救救和我一样的人。”我当时一边看遗书,一边流眼泪。她是北京地坛医院第一位捐献遗体的艾滋病患者。 爱心坚守“红丝带之家” “我热泪盈眶,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曾经照顾过但已经去世的患者,我在想他们要是能坚持到现在该有多好呀!” 现在艾滋病的治疗手段和患者生存环境相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当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宣布时,我热泪盈眶,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曾经照顾过但已经去世的患者,我在想他们要是能坚持到现在该有多好呀!现在不仅药品种类多了,而且质量、效果也越来越好,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感也下降了很多。以前北京地坛医院的病房虽然可以陪护,但很少有患者家属愿意前往,现在病房里前来陪护的家属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大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接纳程度提高了。当然,“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和行动还是任重道远。 2005年,“北京红丝带之家”正式注册成为社团组织,北京地坛医院领导决定让我做“北京红丝带之家”的专职护士长,在医务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帮助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关怀工作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几年前,“北京红丝带之家”积极参与了四川省凉山州的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北京地坛医院对接的是越西县,医院感染中心派出艾滋病专科医师在当地县人民医院出门诊、带团队。“北京红丝带之家”在凉山培训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同时,还成功孵化了“凉山红丝带之家”。因为当地是彝族聚集区,所以我们找了一位彝族志愿者在“凉山红丝带之家”帮助当地感染者,现在“凉山红丝带之家”已经正常运转三年了。 三十多年来,北京地坛医院培养出了艾滋病防治领域顶尖的医疗团队,包括张福杰主任、赵红心主任、伦文辉主任等优秀医师。赵红心主任治疗机会性感染的水平在全国顶尖,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慕名而来。在艾滋病诊治领域,北京地坛医院的病理、放射、化验等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拥有较多经验。普外科、妇产科、骨科、心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学科的发展,更是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服务,缓解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地坛医院门诊每天接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150人,住院患者约75人。在我们医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住院并不是都住在感染科病房,而是根据感染者所患疾病,分别住在外科、妇产科、心内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不同科室。 现在,北京地坛医院、“北京红丝带之家”和社会组织三股力量已经拧成一股绳开展相关工作,服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且逐渐形成了“五位一体”模式。外部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包括中央和北京市财政支持,不仅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还专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综合医疗支持和人文关怀,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到“北京红丝带之家”看望、慰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医务人员。还有众多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先后到访过“北京红丝家之家”,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窗口。 永远开机的生命热线 “为了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时都能联系上我,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睡觉时还会放在离耳朵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怕听不到电话铃声。” 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有我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现在想想,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记得有一位叫小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时,他醉酒骑摩托车,遇上车祸导致股骨粉碎性骨折,被紧急送到离事发地最近的一家医院。没想到手术前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情急之下小夏拨通了我的电话。在多方积极协调下,小夏被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医院紧急成立专家救治小组,和外请的专家一起给小夏实施了髓内针固定手术。 为了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时都能联系上我,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睡觉时还会放在离耳朵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怕听不到电话铃声。后来我和我的患者还达成了一个共识,有急事打电话,没急事发微信,我看到一定会回。所以,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拿出一部分时间给他们回微信,解答大家的问题。 即便如此,还是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半夜打电话给我,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包括醉酒、车祸、夫妻打架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有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晚上11点多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能打新冠病毒疫苗。其实,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遇到困难选择给我打电话,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我的信任。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今“北京红丝带之家”的工作团队逐渐壮大,他们承担起了更多的咨询服务,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为感染者答疑解惑。 2012年,我当选了党的十八大代表,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才可以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医务人员所面临的困难传递给党中央,同时还能把党中央的精神转化为卫生健康行业需要落实的内容进行宣传。党的十八大以后,我还参加了宣讲团,这是一个宣传“艾滋病反歧视”的平台,旨在通过宣传反歧视,让大家正确认识艾滋病,好好保护自己。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王克荣
    发布时间:2022-05-20
  • 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护理专家顾美仪为中国护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期毅然投身护理事业,参与救治抗美援朝战士,加入延安医疗队扶危济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书写了最美的青春华章。她也是改革开放潮流中的先行者,推动中国护理学和世界接轨,让中国护理学得以共享全球发展的硕果。她是南丁格尔精神的优秀继承者,更是中国护理学事业发展壮大的奋斗者。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如果说有一些贡献,那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小事,为咱们国家的护理学科作一些贡献罢了。对我而言,这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耳濡目染 笃学自书香门第 “父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指路人,母亲教会了我善良谦逊的人生美德,父亲言传身教,教会了我笃学求实、刻苦钻研的良好品格,也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193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教师家庭,原籍是安徽芜湖。1927年,我的父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于是我的家人就在上海扎根定居了。也许是因为从事教育行业,我父亲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自我记事起,父亲教育我们时常说两句话,第一句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第二句是“敬业乐群是最好的美德”,这两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我的母亲原本是一位小学老师,但当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出生以后,母亲就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辞去工作在家照料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都在操持家务,劳碌了半辈子,最后不幸罹患肺结核,因病去世了。没有母亲的操劳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些子女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生活。 父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指路人,母亲教会了我善良谦逊的人生美德,父亲言传身教,教会了我笃学求实、刻苦钻研的良好品格,也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习惯。对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养成而言,我始终受益于家庭的馈赠。年少立志 披白衣救死扶伤 “我开始认识到医务人员的伟大之处,觉得‘白大褂’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患者的身心都在忍受着煎熬,他们不仅需要医师高明的医术,也同样需要护士全方位的护理,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还有3个姐姐。我的大姐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在读大二时就得了肺结核和腰椎结核,一直住院治疗。当时,二姐和三姐都已离家参加了工作,作为老四的我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大姐的责任,比如送饭、擦拭身体等。在长期照顾大姐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医务人员的伟大之处,觉得“白大褂”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患者的身心都在忍受着煎熬,他们不仅需要医师高明的医术,也同样需要护士全方位的护理,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我觉得护士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业,尽管父母都希望我能继续在大学读书,但我依然报考了上海同济护士学校,一是实现我个人的心愿,二是希望能尽早帮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经过3年的学习,毕业后我就留在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外科病房工作了。 我和我的爱人老金也是在同济医院结识和相爱的,我们结婚以后,他作为同济医院的优秀医师被派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进修并留在那里工作,于是我也调到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当时医院的院长朱仲丽对医院内部的政治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我在195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该医院很快通过了我的政治审核,完成了工作调动,我也就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永葆本色 赴基层扶危济困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休息的话,临时上哪找人去?我的坚持下来,还有很多患者晚上要打青霉素。” 刚成为护士时,我在病房里见得最多的就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伤员,他们大多是骨科患者,在战争中受伤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护士这份职业的意义,也坚定了我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决心。 后来,我报名参加了延安医疗队。延安是革命老区,当时老百姓日子过得还是很贫苦。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医疗救治,还有修筑水利、挖深水井、改造厕所等,工作强度高、条件艰苦,那段时间医疗队每个人都瘦了约20斤。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教学,基本教会了当地医务人员从治疗到护理的全过程,也算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威胁,全国上下备战备荒,北京也动员市民修筑防空洞。当时我也参加了修筑工作,忽然听到广播里说有一名产妇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我想都没想就去献血了。由于一直处在劳动状态,我的血液非常浓稠,抽了250cc~300cc的血后,才满足了那名产妇的用血需求。当天晚上,我头晕目眩地回到医院继续工作,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妹妹和妹夫看到我脸色不好,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不休息?”我当时回答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休息的话,临时上哪找人去?我的坚持下来,还有很多患者晚上要打青霉素。”这也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印象颇深的小事吧。 护理工作需要应对很多突发情况,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唐山大地震和5·12汶川地震两次医疗救援工作。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友谊医院搭了很多抗震棚给轻症患者住,而重症患者住在医院的一、二层,他们大多患有呼吸困难综合征,离不开呼吸器。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唐山大地震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后来5·12汶川地震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医疗和护理体系,能够在突发事件下迅速备好用具、结集人力。此外,我还为医院制定了一系列护理的组织管理原则、人员编制方案、护理体制计划和质量管理方法,确立了病房、门诊、手术室、急诊室的质量标准,为应对突发事件作了充足准备。 改革先锋 促交流融汇东西 “那些年我组织了不少中华护理学会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也算是促进了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吧。” 1979年中美建交,中华护理学会第2年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7人去美国进行交流访问。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了解了美国医院的日常护理工作后,我感觉我国的护理工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回国后我写了一篇访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医院的护理组织体制、人事编制、质量要求等方面的内容和自己的感触。那时国内还没有“责任制整体护理”这个概念,于是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华护理杂志》上。当时大家对国外的护理状况了解不多,而我将护理领域的一些先进经验介绍给大家,也算是作了一些微小的贡献。 我在中华护理学会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中日两国间护理学会的交流活动。当时日本护理学会的理事长提出想要带领一个学习考察团来中国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很快批准了这次访问,中华护理学会接待了日本访问团。从那以后,我们就同日方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直到现在,中日护理界已有过多次的交流,搭建了护理行业间跨国沟通的桥梁。 此外,中华护理学会与香港、澳门地区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香港理工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时,曾邀请我们参加,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香港护理学界的同仁。当时我提到,内地的护士出来交流的机会不多,希望能介绍一两所医院,让内地的护士前去进修学习。这件事很快得到推进,还免除了内地护士的进修费用,于是我们就送了10批共100名护士前去学习。那些去进修的都是各科的护士长,他们将香港地区医院的护理方法和原则逐条掌握,回到内地后逐步运用到对患者的护理上。那些年我组织了不少中华护理学会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促进了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 1994年,我已经61岁,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但北京友谊医院的领导提出,请我继续帮忙推进护理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退休后我继续承担着中华护理学会的相关职务,继续为全国的护士们服务。 不忘初心 念先辈砥砺前行 “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情。” 在我的工作生涯里,有几位令我终生敬佩的前辈老师为我指引着前进道路,一直激励我不断进步,印象最深的是林菊英老师。我从1982年开始在北京友谊医院参加中华护理学会的工作,当时林老师是理事长。记得我们从外地开会回来的第3天,她的爱人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她仅仅在家里待了两天就回到学会继续坚持工作。我们都认为她应该好好休息,先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当再继续工作,但林老师在这样重大的变故下都不肯停下工作的脚步,老前辈的这种敬业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此外,林老师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但是对待我们这些后辈同事又非常温暖,她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的工作,对我非常信任。后来我在中华护理学会担任了学术委员,各个专业的委员会都归我管理,她也特别放心地让我放手去做。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对我个人的职业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情。当年卫生部制定医院评级标准的时候我也参与了,体会最深的就是护理工作的体制管理,其核心原则是护理和医疗同等重要。北京友谊医院建立了护理分级管理体系,从门诊到各个科室都有相应的科护士长层层负责,大幅度降低了护理工作的管理难度。通过在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护士要建立起和医师相似的职称评定体系。于是我开始着手推动护理教育发展,从基层开始,为一步步构建护理学科的职称评定体系尽一份力。 后来,王琇瑛老师在首都医科大学组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护理系,此后,全国各高校也逐渐有了护理系和护理学院。有了技术职称后,护士的待遇相应地提高了,这也调动起了广大护士的积极性。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很多杰出的护士受到了表彰,护理行业后继有人,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和自豪。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全国的护士队伍逐渐壮大。希望年轻一代的护士能够更好地继承南丁格尔的精神,在护理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多作贡献。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顾美仪
    发布时间:2022-05-20
  •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一科主任姜小清的门诊,可以说是胆道恶性肿瘤的“病友集中地”——每周五上午门诊的30多位患者中相当部分是肝门部胆管癌。许多患者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姜小清身上,希望姜医生能帮他们施行手术,或从他那里得到下一步治疗的方案。肝门部胆管癌其实不是一种常见病,它和胆囊癌、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组成的这四大类肿瘤是胆道恶性肿瘤的主要病种。在我国,胆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在消化道恶性肿瘤中只占3%。虽然发病率不高,但危害不小——胆道恶性肿瘤的异质性强,预后极差,患者的整体5年生存率小于5%。最深的绝望中,往往蕴藏着希望。在姜小清带领的胆道外科团队的努力下,经过规范的手术和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术后5年生存率超过了30%,目前已有患者术后安然存活超过20年。摘取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肝门部胆管癌是原发于胆囊管开口以上、左右二级肝管水平以下的肝门区胆管恶性肿瘤,占所有胆道恶性肿瘤的50%~70%。如不行任何治疗,其自然病程约为6个月。目前,根治切除是唯一可能治愈该病的治疗措施。然而,这是一项让许多外科医师望而生畏的手术,在整个腹部外科中其难度和复杂程度都特别高,甚至超过了肝移植,所以经常被戏称为腹部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要完成摘取“明珠”这样的“瓷器活”,需要手里有过硬的“金刚钻”。姜小清在这条路上,已经探索了数十年。他198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肿瘤外科医师、肝脏外科医师,在工作中不断磨炼自己的技术与能力。由于其扎实的外科基本功,1998年,吴孟超院士就把博士研究生刚毕业的姜小清安排在了胆道肿瘤的工作岗位上。专门从事胆道肿瘤工作的20余年来,姜小清每年实施肝胆系统手术700~800例,其中胆道恶性肿瘤手术超过300例,对复杂胆道肿瘤,尤其是在高难度的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处置方面,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肝门部胆管癌卡在大血管和胆管中间,常常侵犯血管和肝脏,而且具有沿胆管纵向生长及侵犯周围血管神经的特性,所以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常常需要仔细剥离和清扫胆管和血管周围的淋巴结、脂肪、神经组织等,还需要切除一部分肝脏组织,有时还要切除一段血管并重建血管,所以实际上一台肝门部胆管癌手术会同时涉及胆道外科、肝脏外科、胃肠外科、血管外科等多个专业。但在姜小清的手术刀下,右肝动脉、门静脉、肝总动脉一根根清晰分明,表面没有一丝附着,连血管与血管的缝合处也几乎看不出痕迹。“做到极致”对外科医师来说,既需要长久的锻炼,也需要天赋。但要想摘取“皇冠上的明珠”,要想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这些都必不可少。除了“怎么切”以外,“什么时候切”也是肝门部胆管癌手术的难点。由于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需要切除的右半肝是肝脏中体积较大的部分,一般会占到60%左右,如果直接切除,患者将可能面临极高的肝功能衰竭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姜小清团队采用“计划性肝切除”方法,利用肝脏自身强大的代偿功能,通过实施右侧门静脉栓塞手术,让将要切除的右侧肝脏缩小,同时左侧肝脏迅速长大,直至可以支持右半肝切除后的肝功能时,再进行手术。在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要求下,姜小清团队逐渐走出了一条肝门部胆管癌的精准外科治疗之路。团队每年实施100多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手术,帮助许多患者赢得了更长的幸福时光。探索胆道肿瘤的“独立”之路在姜小清刚刚从事胆道肿瘤工作时,肝胆是“不分家”的。胆道外科医师做过很多腹腔镜肝切除手术,以及许多其他的肝脏手术。虽然胆道肿瘤发病率低于肝脏肿瘤,胆道肿瘤从疾病部位到治疗方法也都和肝脏肿瘤完全不同,但仍无法从肝脏外科分离。姜小清就是这个推动胆道肿瘤专业“独立”的人之一。他2009年创立了中国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并担任第一、第二、第四任主任委员,成立了胆道肿瘤专病中心和胆道肿瘤联盟。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依靠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平台,姜小清和他的团队总结出了胆道肿瘤的四种疾病类型特点,建立起每一类疾病的治疗规范,把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疾病变成了一个业内普遍接受的独立的专业学科。“胆道肿瘤是胆管的原发疾病,和肝脏是两个系统,从基础到临床都不一样,胆道肿瘤的四种主要疾病都有自己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不仅恶性程度不一样,连转移的途径、预后以及治疗的方法全都不一样,我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姜小清认为,胆道肿瘤这样一个小众的疾病能独立成为一个学科,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更需要对规范的认可与尊重。“我们团队是特别注重规范的团队,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一旦确认下来,所有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们的手术同质化做得非常好。”姜小清把这个过程戏称为“一招鲜”。事实上,规范是保证一个团队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无论是疾病诊断还是减黄手术以及术前胆道引流、口服胆汁回输,从计划性肝切除的实施到术中的清扫与处理……团队30多名医师的彼此配合,往往都能达到同样的手术效果。“我们每一步都有关键指标,比如我到手术室查看他们手术,第一眼会看是不是出血,如果肿瘤切下来了基本没有出血,没有输血,证明术前准备是充分的,手术是成功的,这时候再看其他的。”姜小清指出。胆道肿瘤手术比肝脏手术更复杂的地方主要是切除后还需要重建。尤其是涉及胰腺的手术,最大的并发症风险是胰瘘,它会导致出血、感染,甚至死亡。所以在胰腺和肠吻合的临床实践中,姜小清总结多年经验,发明了“姜氏胰肠植入式吻合法”。这个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将止好血的胰腺残端直接植入空肠里面,在缝合口用荷包收紧。但是在效果上,整个空肠和胰腺中间没有一针缝合,手术平均时间一般为5分钟 ~ 7分钟。“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胰腺肿瘤比较小、壶腹部肿瘤、胰腺肿瘤和胆管下端的肿瘤。”纳入规范化操作体系以后,姜小清团队所有的医师都会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胰肠吻合。通过1000余例的患者实践证明,胰瘘的发生率非常低,严重胰瘘的发生率几乎降到了零。选择永远比技术重要“胆道肿瘤手术虽然很复杂,但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极致了,技术上没有壁垒。”姜小清认为,对一名优秀的外科医师而言,手术刀并不是全部。换句话说,对一个不缺技术的医师来说,选择比技术更重要,因为事关患者的生命权益。为此,他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不看患者具体情况,“一窝蜂”地追逐先进技术。例如,他认为腹腔镜胆道肿瘤切除术的施行就需要十分慎重。他指出,选择不当的腹腔镜手术不仅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手术难度,而且还容易造成肿瘤播散,增加患者死亡率。如果造成癌细胞转移,患者需要再开腹做第二次手术,不仅患者“受二茬罪”,还增加了腹腔种植转移和穿刺孔转移的可能性。他也反对针对胆结石的“保胆”治疗。虽然胆结石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只有1%,但其恶性超过胰腺癌。晚期胆囊癌的1年生存率甚至都不到10%,“往往我们一年看300个胆囊癌患者,到年底只剩不到30个。”但是,恶性程度如此之高的胆囊癌却有一劳永逸的预防办法,那就是在胆结石发展到胆囊癌之前,切除胆囊。姜小清认为,因为患者大多不具备医学知识,甚至有的医师都不知道胆囊炎、胆囊息肉有癌变的可能,会让患者观察,而一旦癌变,早期胆囊癌也不能100%治愈。按照风险和获益的比例来说,胆囊癌的危害远远超过“保胆”带来的益处。但姜小清并不是拒绝接受新鲜事物的“老脑筋”,事实上,他对先进治疗理念的接受程度非常高。早在2014年6月他就牵头进行了进展期胆道肿瘤“雨伞实验”。“雨伞实验”的理念是“同病异治”,根据基因检测结果指导不能手术根治的晚期胆道肿瘤患者用药,从而延长生存期。这项研究证明,精准治疗模式确实能够使晚期胆道肿瘤患者的总生存获益,并且对胆道肿瘤精准治疗药物的加速开发和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此外,对在手术中能提高效率、提高精准度的先进仪器,例如达芬奇机器人等能延长外科医师职业寿命的新发明,他都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接受。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选项一定是让患者获益。这也体现在一些细节中。姜小清曾经为一位7岁的小姑娘做了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手术。手术不仅要切除胆管囊肿,还要切除胆囊和进行一系列复杂步骤,所以,一般需要选取患者的腹部正中切口,而且长度至少20cm。斟酌良久,姜小清实在不忍心在7岁女孩的肚子上开20cm的刀口,经过反复评估,姜小清最终决定给她开4cm的小切口做手术。在所有术者的手都不进腹腔,全部采用精细拉钩完成的这台手术中,姜小清切下来17cm×5cm范围的手术标本,手术切口仅3.6cm。最后,姜小清还给小患者做了皮内缝合,让刀口愈合后仅仅在皮肤上留下一条短短的“细线”。这是一名优秀外科医师对患者的选择。虽然精湛的技术是选择的底气,但选择,也常常无关技术,起决定因素的,也许只是一名医师对患者的仁爱之心。姜小清考大学时,能填10个志愿,学医是他的第9个志愿。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做实习医生的一天晚上,他在急诊遇到一个患者,让他坚定了做医生的信念。那是1985年,姜小清还不到21岁。“急诊来了个被拖拉机撞伤的患者,诊断是血气胸导致患者窒息,脸都紫了。我一摸,胸骨都断了,想也没想就拿了一个针筒,装了一根管子,对着胸腔插进去,血跟气流出来后患者就有所好转了。”姜小清回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自己竟然救活了一个人,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让他看到自己职业的社会价值。于是,这之后的几十年,在从医这条路上,他一步步挑战越来越高的难度,也收获越来越多的成就感。直到今天,每次看到自己的患者过了很多年还好好地活着,姜小清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他也常换位思考,关心患者的经济情况。“有时候别的治疗方式都没办法,只剩下肝移植一条路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是否有钱做,如果是那种需要卖房子筹钱的,我会委婉地劝他们量力而行。”患者虽然感到绝望、痛苦,但还是会感激医师对他们真诚的劝告。疾病来了,总要面对。姜小清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更多胆道肿瘤患者能够健康地活下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从死亡的深渊中,为他们寻找到一缕生命的微光。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胡雪玮
    发布时间:2022-03-25
  • 张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2021年1月到甘肃挂职。300多个日日夜夜,他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履职承诺。干一行,所以爱一行2021年年初,张宇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第21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到大西北挂职,任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甘肃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作为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十多年的疾控人,张宇在组织分工后便一头扎进工作,开启“每天24小时”工作模式。白天到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学习、与甘肃省疾控中心各行政及分管部门座谈,了解工作流程和进展,晚上学习相关政策、搜集素材、研读各类文件和业务报告,从宏观视角把握甘肃省疾控工作基本情况。张宇几乎每周都围绕分管的地方病和营养与食品安全等方面深入村镇调研,用最短的时间把各地、市、州疾控中心和相关机构跑个遍,从微观视角把脉问题症结、找准工作方向。由于甘肃地域狭长、地势险峻,每次下乡都是一次体验颠簸之旅,这期间腰痛犯了贴膏药、血压忽高加药量,张宇成了“行走的挂职干部”,在行走中学习,在行走中成长,更在行走中思考。他以地方病防治、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能力提升为着眼点和着力点,策划举办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技能大赛、兰州片区麻风病症状监测培训;组织兰州、天水两地开展“学生营养日”“营养周”宣传活动,效果突出、反响良好,甘肃省疾控中心因此荣获中国营养学会颁发的“2021年全民营养周活动”组织示范单位称号;参与策划甘肃省食品安全实验室能力提升培训和营养指导员培训,更引入农业农村部《农村幼儿园儿童膳食补助措施研究》项目和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中国青少年粮食系统主题对话活动。针对西部地区高精尖人才短缺和专业能力薄弱等核心问题,张宇设定目标,决心尽最大努力发挥国家队优势,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提升基层疾控专业技术力量。他创新性地谋划甘肃省疾控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多个省级疾控中心、兰州大学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培训联动平台,实现长期战略合作。协调国家级专家对甘肃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研管理、课题申报和论文撰写等兼顾指导性和实操性的专题培训。牵头起草发布甘肃省疾控中心科研论文发表管理办法、科研管理制度等多项规范制度,持续推进甘肃省疾控中心科研管理制度建设。带领甘肃省疾控中心成功申报两项科研课题,协助多项科学技术奖励申报,并主动与甘肃省科技厅协调,为甘肃省疾控中心争取到6个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筹项目渠道,以期最大限度地为各基层疾控部门培养优秀的中青年骨干人才。甘肃省疾控中心分获甘肃省医学科技奖二等奖6项、三等奖2项。曾有人悄悄问他:“为什么总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他说:“挂职时间有限,只有双倍努力,才能尽己所能为这片黄土地多做点事,才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对得起淳朴的当地人对健康的期盼,对得起那份做好疾控事业的热忱。”爱一行,所以钻一行2021年,随着广州、深圳、南京、郑州等多地出现境外输入关联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各省都将快速推进疫苗接种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张宇被任命为甘肃省激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机制疫苗接种工作组负责人,每日关注疫苗接种进展,及时发现并解决棘手问题,全力推进全省疫苗接种工作。由于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张宇肾结石犯了,当时正值甘肃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关键时刻,他强忍疼痛坚持工作,甚至时常只能团着身子窝在办公室里,直到最后连药物都压制不住、疼痛到难以起身才不得不赶往医院。由于病情严重,他当即就被收治入院。治疗期间,得知有新任务下达,他隐瞒身体状况,在内镜排石手术后不到24小时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带着分管副省长的指示和期望数次折返京陇两地协调和敦促新冠病毒疫苗配发,最繁忙时一周往返两三次,有时更是赶早班飞机到北京,次日凌晨又匆匆返回兰州,不愿自己有一分一秒的耽搁。终于,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甘肃省分三批落实到一定数量的疫苗供应,解了燃眉之急。而这时的张宇,却因术后长时间无休息、体内留置的导流管混合感染,引起发烧、血尿等症状再次倒下,不得不继续入院接受治疗。在保障和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张宇还提出疾控人要有“主动防御”的意识,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从根源上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和应急处理能力。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防控常备工作队成员,张宇在到任之初就结合当时石家庄等地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疫情防控思路,参与策划和组织撰写甘肃省疫情风险研判报告,并在省级流行病学培训班中不断丰富其“主动防御”的构想。他邀请多位参加过多地疫情防控的国家级流行病学专家到甘肃省进行疫情防控专题培训,还结合自己在援鄂参与流调和援疆参与风险研判的点滴经验做分享。有一次培训期正值中秋节,原本张宇可以休息,但他依然选择和流行病学专家赶往白银、张掖等地进行疫情防控实战培训,让更多基层疾控人成为随时可以投入战“疫”的主力军。有人在培训中问他:“甘肃省一年多没有本土疫情了,是不是有些多虑了。”他说:“疾控人讲究‘预防为主’,时刻紧绷‘防控弦’才行。”钻一行,所以精一行事实证明,张宇并非“多虑”。2021年10月19日,近600天没有本土阳性感染者的甘肃省出现一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张宇作为有多地抗疫经历的流调专家,第一时间请战参与到甘肃省内疫情处置工作中。张宇重点负责甘肃省内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密接组管理,还要做好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甘肃工作组流调专班对接。他开足马力,白天和专家们分析流调报告和密接数据,晚上参加疫情分析沟通会,深夜回来继续梳理当日工作中的细节和问题,力求最短时间协调解决。在突发疫情处置中,流调工作就如同战场上对敌厮杀,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突如其来的战“疫”在兰州、天水、嘉峪关、张掖多地同时打响,病例数不断攀升,亟需大量有经验的流调人员。张宇提出可以抽调前期在省级流行病学培训班接受过一系列疫情防控专业培训的学员参与的建议得到上级认可,随即定西、白银等一批流行病学培训班学员赶赴疫情防控一线。在全员的通力合作下,逐步形成“双融合-一中心”的流调溯源“兰州模式”——国家、省、市联合流调队纵向融合,深入定点医院开展现场流调工作;在各市公安局开展联合办公横向融合,消除沟通壁垒,促使公安、工信、疾控多部门协作互补,最大化锁定大数据范围,提升信息反馈速度,助力一线流调工作;同时,在各市疾控中心设置流调专家组,根据流调基本资料,迅速制定出一套密接和次密接者排查标准和范围提供给区县工作队。“兰州模式”力求最快最准确地找到并管理相关人员,大幅度降低高风险人员在社会层面的停留时间,尽可能实现跑赢病毒、关闭传染源“污水龙头”的关键作用,共同筑牢一道战“疫”防线。兰州、张掖等多地疫情刚刚得到控制,2021年11月8日,张宇又作为甘肃省卫生健康委派驻天水疫情防控工作组成员前往天水协助负责实验室检测、重点案例研判分析、基层人员技能培训等,整整31天连轴转,停下来的一瞬他才感觉早已疲惫不堪。有老同事在疫情讨论会上问他:“怎么疫情分析都是甘肃视角?”他说:“现在,我是甘肃疾控人。”因为一个省,爱上一群人。这就是张宇,一名从心底爱上这片土地的疾控挂职干部,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提到“我们甘肃”。他用脚步丈量责任,以行动书写担当,在挂职中锤炼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在位必尽责,难事勇担当”。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韩 璐
    发布时间:2022-03-18
  • 中国(广东)第十批援加纳医疗队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建制组派,包括了麻醉科、骨科、放射科、妇产科、眼科、普外科、针灸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学科或专业在内的共11名队员。医疗队工作的医院是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特西(Teshie)地区的中加友好医院,该医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捐资兴建、于2010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市级议会医院,拥有110张床位、2个手术间、20名固定医师。加上中国医疗队医师,该院医师也只有约30人,面对的却是该地区约40万居民的医疗需求,临床工作量非常大。自2021年1月7日抵达加纳至2021年8月底,医疗队与加纳同事共处近8个月,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每名医疗队队员独立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许多工作也需要共同协作,其中最能体现团队协作精神的当属外科诊疗。 攻坚克难的手术团队医疗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外科团队于2021年3月12日主导开展的第一例手术是“跟腱断裂修补+石膏托外固定”的骨科手术。此后,医疗队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克服手术资源严重不足的种种困难,为每一位来中加友好医院就诊的外科患者实施了手术救治。截至2021年8月底,外科团队主导开展或协助指导完成手术400多例(不含眼科和妇产科手术),其中的胃癌根治手术(1例)、胃肠间质瘤切除手术(1例,肿瘤直径达21厘米)、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1例)、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1例)、不同部位的截肢手术(10余例)和骨折错位克氏针内固定手术(2例),均填补了中加友好医院同类手术的空白,这为外科团队塑造了不畏艰难、技术精湛的良好形象,也更好地诠释了医疗队救死扶伤和大爱无疆的精神,为中国医生赢得了荣誉。外科团队也因此被队友们亲切地称为“外科天团”。在中国医生到岗之前,中加友好医院每个月大约有60例普外科手术,但都较为简单,包括择期的疝气修补手术、乳腺肿物活检手术、脂肪瘤切除手术,偶尔也做乳腺癌手术和甲状腺手术,急诊手术则主要为急性阑尾炎切除;虽然有时也收治消化道穿孔或者有其他急腹症的患者,但往往限于缺少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和简陋的术后监护设备,而不得不将患者转至更大的医院救治。援加纳医疗队的到来,大大缓解了中加友好医院大型手术无法开展的尴尬局面,极大地解决了危重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困境。其中原因,正如外科主任扎克(Zack)在一次访谈中所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团队,这支中国医生团队让我们很开心,因为这支医疗队有麻醉经验非常丰富的教授级医生庄少惠,临床经验十分丰富、手术技巧极其娴熟的胃肠肿瘤外科医生杨填,热心而优秀的骨科医生郑创义和优秀的手术室护士兼医疗队翻译邹观发。”由于手术的需要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外科团队经常无法按时回到驻地吃午餐,有时甚至连正常的晚餐时间也会错过。每1例成功手术的背后都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的艰辛曲折、惊心动魄和巨大的压力每一名队员都在承担。正是因为医疗队拥有了完备的麻醉、手术和护理人员,才使得在有限的条件下和简陋的手术室环境中完成各类复杂手术成为可能。 服务患者的奉献精神众多手术中,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巨大胃肠间质瘤切除手术。患者是一位66岁的退休老人,多年来反复遭受腹痛的困扰,2021年2月时症状逐渐加重,进食也越来越困难。他一直辗转求诊于加纳各大医院,然而由于病情过于复杂,没有哪家医院愿意收治。后来他听闻医生朋友说,在中加友好医院来自中国的医生能够治疗腹部肿瘤,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这位患者时,他的情况确实将我们吓了一跳。杨填为老人查体后发现,他的腹部膨隆明显,可扪及一个巨大的质地坚硬而且固定的肿块,肿块几乎占据了整个腹部,与周围分界不清,同时他已经有了恶液质的表现。杨填和医疗队队长庄少惠当即表示,作为医生我们必须要在寻求救治和避免伤害之间做权衡,像这样的危重患者,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经验和同情心,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达成治疗共识,从而为患者提供明确又实在的治疗。庄少惠当天就决定和加纳同事进行一场术前会诊会议,讨论手术切除肿瘤的可能性。首先,放射科黄瑞滨医师在查看了患者的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片后提出了专业的判断,他高度怀疑该肿瘤为高风险性胃间质瘤(后来查阅文献得知,胃间质瘤在非洲是非常罕见的疾病,肿瘤长得如此巨大的更是少之又少,别说中加友好医院没遇见过,连加纳最大的科里布教学医院对此都束手无策)。在庄少惠的统筹安排下,杨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手术可行性方案;在此基础上,庄少惠负责完善手术麻醉前的整体评估和优化管理方案;心内科郑锦滨医师重点评估患者的心肺功能;邹观发负责手术所需器械、耗材和药物的申请和准备。经过一周时间的仔细准备,手术于2021年4月14日进行。手术中,团队成员的沟通在轻声细语中进行,唯一清晰的背景声音是来自心电监护仪上有节律的心跳声。庄少惠在完成硬膜外置管后,顺利地完成了插管全麻和深静脉穿刺。郑锦滨担负着维持手术过程中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的首要任务,时刻关注着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不时调整血管活性药物。手术台旁,杨填精神高度集中,用他扎实的手术技能一点一点地分离肿瘤。老人有宗教信仰,术前他一再强调坚决不输血,而在中加友好医院里,没有合适和足够的胶体溶液可以替代,因此手术团队必须竭尽全力,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尽量减少出血量。当肿瘤一点一点地暴露在大家眼前时,情况远比我们预料中的要复杂得多,在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全力以赴共同面对这个“敌人”。邹观发也集中精神,半步不敢离开手术间,随时完成同声翻译、准备药械和一次性材料等工作。从切开皮肤,到分离、凝血、止血,大约3个小时之后,一个直径达20多厘米的巨大肿瘤终于被完整地切下来了。整个手术过程没有发生任何不良事件,肿瘤没有破裂,器官没有损伤,出血量很少,患者的生命体征一直非常稳定。术后第二天,患者已经能跟我们谈笑了。接下来,每次查房的时候,老人家见到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谢谢”。一周后,老人已经能够正常进食,正常排便了。出院那天,他远远看见中国医生就已经笑了,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影,还让庄少惠给他写上我们的名字,他说他要收藏起来。这个手术轰动了整个医院和加纳的媒体,征得老人同意后,媒体记者来到医院采访老人,采访医院的主管、中国医生和加纳同事,并在当地媒体进行报道宣传。Zack后来经常和我们说:“你们的手术做得太好了,我经常和朋友们说,中加友好医院有一支由中国医生组成的了不起的外科团队,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朋友有人需要手术治疗,找中国医生帮忙一定没错!”很多人把外科医生视为英雄,就是因为面对困难,外科医生总能利用手术刀创造奇迹,创造更多生的机会。中国(广东)第十批援加纳医疗队的“外科天团”并非无所不能,只愿辛勤付出能给非洲百姓带来更多的安康和幸福!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邹观发 庄少惠
    发布时间:2021-12-31
  • 杜寿玢,1925年4月出生于湖北宜昌,是我国著名临床营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际需要,杜寿玢在国内研发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开展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提出在医院成立多学科营养支持小组。她为我国临床营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求学迎来人生转折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杜寿玢:我出生在湖北宜昌,兄弟姐妹共有12个,但最后只有3个男孩和3个女孩活了下来,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我的父亲虽然出生在乡下,但自学成才,最后考入了公职,在海关工作。当时家人觉得这是个“铁饭碗”,祖父说考上海关能挣钱了,就不用再念书了。父亲是想念书而念不成,所以他说不管多困难,都得让我们每个人有上学的机会,后来我们兄妹6人都考上了大学。我小学是在宜昌念的。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到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我们全家也都跟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宜昌,后来战火蔓延,又从宜昌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最初我们住在万县城里,后来遇到了空袭,就想办法搬到了乡下。 这一时期,南京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也搬到了万县的乡下,我从初三到高三都就读于这个中学。这个中学从师资、教学质量以及办学历史来讲,都是很有名的,在校期间我每年都考第一名。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每年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直接保送到金陵大学,我有充分的自信,觉得一定可以被保送。但是没想到,我高中毕业时,由于金陵大学没有女生宿舍,所以不收女生,我就被保送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化学系,这也是当时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后来,受战争影响,燕京大学也从北平搬到了成都,我想去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两个学校都有化学系,不能转校,于是我选择了冷门的家政系,从而顺利考入了燕京大学。1946年跟随学校搬回了北平。 北京协和医院: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哪些难忘的回忆?杜寿玢:燕京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那里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学后,燕京大学举办了迎新会,有很多小社团来招收我们新生参加。这种小社团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宣传宗教,但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已经慢慢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有很多地下党员在里面组织活动、联系群众。去燕京大学之前,对我来讲,把书念好就行了,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过问。但来到燕京大学后给了我很大一个改变,就是念书之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迈进临床营养大门北京协和医院: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您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杜寿玢: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有分不开的联系。北京协和的医学预科、护士预科都在燕京大学,营养专业也是这样。我先在燕京大学念营养专业,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有一个营养师培训班,就是把所学的营养知识再继续深入,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就和3个同学一起报名,经过1年培训,结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营养师培训班。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营养科是和医院同时成立的,成立后就有营养师培训班,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停办,这个培训班也就停止了。直到1948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著名营养学家周璿当了营养科主任以后,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培训班,我们就是培训班恢复后的第一批学员。这个培训班的培训制度和美国的完全一样,用的教材是美国的教材,实习也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培训班有两位老师,一位就是营养科主任周璿,她用中文主讲;还有一位外国的营养师,她用英文讲,这样我们对专业知识就能从中英文两方面同时了解。除了专业教师之外,还会请各科的教授来讲各自的专业知识,比如像妇产科的林巧稚教授、外科的曾宪九教授等。我们班只有7个人,是小班,按道理讲派一位讲师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很重视营养,都亲自来讲。特别是曾宪九教授,他说根据几十年的外科工作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有一些外科的重症患者,虽然安排了优秀的医疗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但最后还是去世了。他发现,这些患者不是死于他本身的疾病,而是死于营养不良。所以,他说营养很重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的教导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外科设立了外科代谢与营养实验室,使营养学又前进了一步,这在国内是领先的,有许多过去认为根本没法治疗的患者,因为营养的改善转危为安。 北京协和医院:培训班除了上理论课以外,还有哪些内容?杜寿玢:我们先在厨房实习,了解厨房的工作事务,比如,每一个岗位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达到顶班劳动的水平后才有资格到病房去。到病房除了看病历、了解各项检查指标外,还要了解患者的籍贯、喜好,这些都了解清楚后才能开始设计膳食。但我们没有处方权,老师要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经过她们签字确认后才有处方权,所以营养科的要求很严格。周璿主任告诉我们,她在实习时,当时的营养科主任跟她讲,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就是一个“严”字,一定要“严”字当头。以前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理论,比如蛋白质是干什么的、脂肪是干什么的,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患者以后,我才了解到营养究竟起什么作用,理论就联系实际了。营养培训班在1948年以后办了4期,但每期人数都很少,一共才培养了22个人。实习结束后,我们变成正式的营养师,这样我就开始了临床营养工作,一干就是60多年。 临床研究填补国内空白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和临床科室合作开展研究的情况。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有很多专家非常重视营养,像内分泌专家刘士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其中有不少关于营养的内容。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到底吃了多少、剩了多少,而不是单看供给患者多少膳食。所以他就建议周璿主任设计一个代谢膳食,这在当时别的医院是没有的,只有我们有,这也是科研需要。我配合刘士豪教授做了“严重烧伤患者氮摄入量”的研究。一般来讲,烧伤面积超过50%救治的希望就不太大了,但如果加上营养改善,救治希望会大幅提高。烧伤面积越大,需要的蛋白质就越多,这是书上都有的知识,但究竟需要多少呢?当时国内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在刘士豪教授设计的这个研究中,吃的部分全由我负责,排出去的部分由外科实验室负责,我们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讲明了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什么叫科研?很多人把科研看成是高精尖的、少数专家的事情。但我认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问题,去钻研它、解决它,这就叫科研。 北京协和医院:您早期在国内开展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研发了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一种简化的饮食管理工具),请谈谈这两项研究。杜寿玢:营养治疗在国外有很多研究。1981年,加拿大有一位博士提出了“血糖指数”的概念。他做了血糖指数的研究,发现吃同样的碳水化合物,到人体内所引起的血糖高度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我想中国的食物和外国不一样,结果应该也不一样。于是,在1985年,我就开始研究中国食物在人体内的血糖指数,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进度和国外接近了。过去糖尿病治疗采用主食固定法,控制食物摄入,少吃主食当然血糖就低下来了,甚至于不能吃水果,患者很痛苦。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况下80%的患者营养不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了。我们做完血糖指数的研究后,经过临床试验,可以为糖尿病患者选择食物提供依据。我们在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怎么才能更好地交流,那就是我讲的话患者能听懂,患者讲的话我们也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别的国家都有食物交换份法的运用,中国还没有。我先研究了国外的做法,认知到要使食物多样化、让患者和家属与医务人员有共同语言,每个国家的方法都应该不一样。美国是用15克碳水化合物作为交换份,日本是用80千卡热量作为交换份,我们不能抄人家的,必须设计我们中国自己的。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90千卡热量的交换份。为什么是90千卡呢?因为中国以前实行了一段粮票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吃多少粮食,正好半两粮食就是90千卡热量。所以,我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符合我们实际的食物交换份,让糖尿病患者得到一个平衡膳食,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后来我又设计了医用教学食物交换份模型。 促成中国首家疾病分类中心北京协和医院:1964—1966年您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请谈谈这段工作经历。杜寿玢:由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比较早,又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除了在营养科以外,医院把我调出来两次,其中一次就是让我到内科当党支部书记。这是对我的器重,因为内科是医院里的一个大科室,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认可。作为党员我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但又觉得我不能离开我的专业。因为营养专业被取消了,我担心后继无人,所以经过我再三的要求,后来又回到了营养科。 北京协和医院:您第二次离开营养科是去做什么?杜寿玢:1975—1979年,我调到门诊部当主任,门诊部有很多部门,比如病案室、住院处等。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宝,从建院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知道原来病案室的王贤星主任有一个想法,就是编写中国的“疾病分类”。于是我就找了内科的李恩生、外科的王述武、病案室的马家润等人,我们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来北京协和医院参观,他们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后,就让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的首家疾病分类中心(今WHO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60多年,您对临床营养专业有哪些寄语和期待?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是严肃、认真,医生都是兢兢业业守在岗位上,一刻也不离开患者。我们的主任也教导我们,只要接触临床,你就是医务人员,就得严肃、认真,差一点都不行。临床营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还要继续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患者的需要、临床的需要就是研究方向,要通过科研促进临床发展。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董 琳
    发布时间: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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