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护理专家顾美仪为中国护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期毅然投身护理事业，参与救治抗美援朝战士，加入延安医疗队扶危济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书写了最美的青春华章。她也是改革开放潮流中的先行者，推动中国护理学和世界接轨，让中国护理学得以共享全球发展的硕果。她是南丁格尔精神的优秀继承者，更是中国护理学事业发展壮大的奋斗者。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如果说有一些贡献，那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小事，为咱们国家的护理学科作一些贡献罢了。对我而言，这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耳濡目染　笃学自书香门第 “父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指路人，母亲教会了我善良谦逊的人生美德，父亲言传身教，教会了我笃学求实、刻苦钻研的良好品格，也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193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教师家庭，原籍是安徽芜湖。1927年，我的父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于是我的家人就在上海扎根定居了。也许是因为从事教育行业，我父亲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自我记事起，父亲教育我们时常说两句话，第一句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第二句是“敬业乐群是最好的美德”，这两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我的母亲原本是一位小学老师，但当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出生以后，母亲就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辞去工作在家照料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都在操持家务，劳碌了半辈子，最后不幸罹患肺结核，因病去世了。没有母亲的操劳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些子女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生活。 父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指路人，母亲教会了我善良谦逊的人生美德，父亲言传身教，教会了我笃学求实、刻苦钻研的良好品格，也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习惯。对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养成而言，我始终受益于家庭的馈赠。年少立志　披白衣救死扶伤 “我开始认识到医务人员的伟大之处，觉得‘白大褂’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患者的身心都在忍受着煎熬，他们不仅需要医师高明的医术，也同样需要护士全方位的护理，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还有3个姐姐。我的大姐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在读大二时就得了肺结核和腰椎结核，一直住院治疗。当时，二姐和三姐都已离家参加了工作，作为老四的我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大姐的责任，比如送饭、擦拭身体等。在长期照顾大姐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医务人员的伟大之处，觉得“白大褂”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患者的身心都在忍受着煎熬，他们不仅需要医师高明的医术，也同样需要护士全方位的护理，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我觉得护士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业，尽管父母都希望我能继续在大学读书，但我依然报考了上海同济护士学校，一是实现我个人的心愿，二是希望能尽早帮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经过3年的学习，毕业后我就留在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外科病房工作了。 我和我的爱人老金也是在同济医院结识和相爱的，我们结婚以后，他作为同济医院的优秀医师被派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进修并留在那里工作，于是我也调到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当时医院的院长朱仲丽对医院内部的政治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我在195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该医院很快通过了我的政治审核，完成了工作调动，我也就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永葆本色　赴基层扶危济困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休息的话，临时上哪找人去？我的坚持下来，还有很多患者晚上要打青霉素。” 刚成为护士时，我在病房里见得最多的就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伤员，他们大多是骨科患者，在战争中受伤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护士这份职业的意义，也坚定了我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决心。 后来，我报名参加了延安医疗队。延安是革命老区，当时老百姓日子过得还是很贫苦。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医疗救治，还有修筑水利、挖深水井、改造厕所等，工作强度高、条件艰苦，那段时间医疗队每个人都瘦了约20斤。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教学，基本教会了当地医务人员从治疗到护理的全过程，也算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威胁，全国上下备战备荒，北京也动员市民修筑防空洞。当时我也参加了修筑工作，忽然听到广播里说有一名产妇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我想都没想就去献血了。由于一直处在劳动状态，我的血液非常浓稠，抽了250cc～300cc的血后，才满足了那名产妇的用血需求。当天晚上，我头晕目眩地回到医院继续工作，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妹妹和妹夫看到我脸色不好，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不休息？”我当时回答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休息的话，临时上哪找人去？我的坚持下来，还有很多患者晚上要打青霉素。”这也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印象颇深的小事吧。 护理工作需要应对很多突发情况，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唐山大地震和5·12汶川地震两次医疗救援工作。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友谊医院搭了很多抗震棚给轻症患者住，而重症患者住在医院的一、二层，他们大多患有呼吸困难综合征，离不开呼吸器。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唐山大地震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后来5·12汶川地震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医疗和护理体系，能够在突发事件下迅速备好用具、结集人力。此外，我还为医院制定了一系列护理的组织管理原则、人员编制方案、护理体制计划和质量管理方法，确立了病房、门诊、手术室、急诊室的质量标准，为应对突发事件作了充足准备。 改革先锋　促交流融汇东西 “那些年我组织了不少中华护理学会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也算是促进了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吧。” 1979年中美建交，中华护理学会第2年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7人去美国进行交流访问。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了解了美国医院的日常护理工作后，我感觉我国的护理工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回国后我写了一篇访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医院的护理组织体制、人事编制、质量要求等方面的内容和自己的感触。那时国内还没有“责任制整体护理”这个概念，于是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华护理杂志》上。当时大家对国外的护理状况了解不多，而我将护理领域的一些先进经验介绍给大家，也算是作了一些微小的贡献。 我在中华护理学会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中日两国间护理学会的交流活动。当时日本护理学会的理事长提出想要带领一个学习考察团来中国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很快批准了这次访问，中华护理学会接待了日本访问团。从那以后，我们就同日方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直到现在，中日护理界已有过多次的交流，搭建了护理行业间跨国沟通的桥梁。 此外，中华护理学会与香港、澳门地区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香港理工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时，曾邀请我们参加，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香港护理学界的同仁。当时我提到，内地的护士出来交流的机会不多，希望能介绍一两所医院，让内地的护士前去进修学习。这件事很快得到推进，还免除了内地护士的进修费用，于是我们就送了10批共100名护士前去学习。那些去进修的都是各科的护士长，他们将香港地区医院的护理方法和原则逐条掌握，回到内地后逐步运用到对患者的护理上。那些年我组织了不少中华护理学会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促进了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 1994年，我已经61岁，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但北京友谊医院的领导提出，请我继续帮忙推进护理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退休后我继续承担着中华护理学会的相关职务，继续为全国的护士们服务。 不忘初心　念先辈砥砺前行 “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情。” 在我的工作生涯里，有几位令我终生敬佩的前辈老师为我指引着前进道路，一直激励我不断进步，印象最深的是林菊英老师。我从1982年开始在北京友谊医院参加中华护理学会的工作，当时林老师是理事长。记得我们从外地开会回来的第3天，她的爱人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她仅仅在家里待了两天就回到学会继续坚持工作。我们都认为她应该好好休息，先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当再继续工作，但林老师在这样重大的变故下都不肯停下工作的脚步，老前辈的这种敬业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此外，林老师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但是对待我们这些后辈同事又非常温暖，她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的工作，对我非常信任。后来我在中华护理学会担任了学术委员，各个专业的委员会都归我管理，她也特别放心地让我放手去做。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对我个人的职业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情。当年卫生部制定医院评级标准的时候我也参与了，体会最深的就是护理工作的体制管理，其核心原则是护理和医疗同等重要。北京友谊医院建立了护理分级管理体系，从门诊到各个科室都有相应的科护士长层层负责，大幅度降低了护理工作的管理难度。通过在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护士要建立起和医师相似的职称评定体系。于是我开始着手推动护理教育发展，从基层开始，为一步步构建护理学科的职称评定体系尽一份力。 后来，王琇瑛老师在首都医科大学组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护理系，此后，全国各高校也逐渐有了护理系和护理学院。有了技术职称后，护士的待遇相应地提高了，这也调动起了广大护士的积极性。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很多杰出的护士受到了表彰，护理行业后继有人，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和自豪。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全国的护士队伍逐渐壮大。希望年轻一代的护士能够更好地继承南丁格尔的精神，在护理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多作贡献。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顾美仪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一科主任姜小清的门诊，可以说是胆道恶性肿瘤的“病友集中地”——每周五上午门诊的30多位患者中相当部分是肝门部胆管癌。许多患者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姜小清身上，希望姜医生能帮他们施行手术，或从他那里得到下一步治疗的方案。肝门部胆管癌其实不是一种常见病，它和胆囊癌、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组成的这四大类肿瘤是胆道恶性肿瘤的主要病种。在我国，胆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在消化道恶性肿瘤中只占3%。虽然发病率不高，但危害不小——胆道恶性肿瘤的异质性强，预后极差，患者的整体5年生存率小于5%。最深的绝望中，往往蕴藏着希望。在姜小清带领的胆道外科团队的努力下，经过规范的手术和治疗，肝门部胆管癌术后5年生存率超过了30%，目前已有患者术后安然存活超过20年。摘取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肝门部胆管癌是原发于胆囊管开口以上、左右二级肝管水平以下的肝门区胆管恶性肿瘤，占所有胆道恶性肿瘤的50%～70%。如不行任何治疗，其自然病程约为6个月。目前，根治切除是唯一可能治愈该病的治疗措施。然而，这是一项让许多外科医师望而生畏的手术，在整个腹部外科中其难度和复杂程度都特别高，甚至超过了肝移植，所以经常被戏称为腹部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要完成摘取“明珠”这样的“瓷器活”，需要手里有过硬的“金刚钻”。姜小清在这条路上，已经探索了数十年。他198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肿瘤外科医师、肝脏外科医师，在工作中不断磨炼自己的技术与能力。由于其扎实的外科基本功，1998年，吴孟超院士就把博士研究生刚毕业的姜小清安排在了胆道肿瘤的工作岗位上。专门从事胆道肿瘤工作的20余年来，姜小清每年实施肝胆系统手术700～800例，其中胆道恶性肿瘤手术超过300例，对复杂胆道肿瘤，尤其是在高难度的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处置方面，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肝门部胆管癌卡在大血管和胆管中间，常常侵犯血管和肝脏，而且具有沿胆管纵向生长及侵犯周围血管神经的特性，所以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常常需要仔细剥离和清扫胆管和血管周围的淋巴结、脂肪、神经组织等，还需要切除一部分肝脏组织，有时还要切除一段血管并重建血管，所以实际上一台肝门部胆管癌手术会同时涉及胆道外科、肝脏外科、胃肠外科、血管外科等多个专业。但在姜小清的手术刀下，右肝动脉、门静脉、肝总动脉一根根清晰分明，表面没有一丝附着，连血管与血管的缝合处也几乎看不出痕迹。“做到极致”对外科医师来说，既需要长久的锻炼，也需要天赋。但要想摘取“皇冠上的明珠”，要想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这些都必不可少。除了“怎么切”以外，“什么时候切”也是肝门部胆管癌手术的难点。由于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需要切除的右半肝是肝脏中体积较大的部分，一般会占到60%左右，如果直接切除，患者将可能面临极高的肝功能衰竭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姜小清团队采用“计划性肝切除”方法，利用肝脏自身强大的代偿功能，通过实施右侧门静脉栓塞手术，让将要切除的右侧肝脏缩小，同时左侧肝脏迅速长大，直至可以支持右半肝切除后的肝功能时，再进行手术。在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要求下，姜小清团队逐渐走出了一条肝门部胆管癌的精准外科治疗之路。团队每年实施100多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手术，帮助许多患者赢得了更长的幸福时光。探索胆道肿瘤的“独立”之路在姜小清刚刚从事胆道肿瘤工作时，肝胆是“不分家”的。胆道外科医师做过很多腹腔镜肝切除手术，以及许多其他的肝脏手术。虽然胆道肿瘤发病率低于肝脏肿瘤，胆道肿瘤从疾病部位到治疗方法也都和肝脏肿瘤完全不同，但仍无法从肝脏外科分离。姜小清就是这个推动胆道肿瘤专业“独立”的人之一。他2009年创立了中国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并担任第一、第二、第四任主任委员，成立了胆道肿瘤专病中心和胆道肿瘤联盟。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依靠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平台，姜小清和他的团队总结出了胆道肿瘤的四种疾病类型特点，建立起每一类疾病的治疗规范，把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疾病变成了一个业内普遍接受的独立的专业学科。“胆道肿瘤是胆管的原发疾病，和肝脏是两个系统，从基础到临床都不一样，胆道肿瘤的四种主要疾病都有自己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不仅恶性程度不一样，连转移的途径、预后以及治疗的方法全都不一样，我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姜小清认为，胆道肿瘤这样一个小众的疾病能独立成为一个学科，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更需要对规范的认可与尊重。“我们团队是特别注重规范的团队，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一旦确认下来，所有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们的手术同质化做得非常好。”姜小清把这个过程戏称为“一招鲜”。事实上，规范是保证一个团队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无论是疾病诊断还是减黄手术以及术前胆道引流、口服胆汁回输，从计划性肝切除的实施到术中的清扫与处理……团队30多名医师的彼此配合，往往都能达到同样的手术效果。“我们每一步都有关键指标，比如我到手术室查看他们手术，第一眼会看是不是出血，如果肿瘤切下来了基本没有出血，没有输血，证明术前准备是充分的，手术是成功的，这时候再看其他的。”姜小清指出。胆道肿瘤手术比肝脏手术更复杂的地方主要是切除后还需要重建。尤其是涉及胰腺的手术，最大的并发症风险是胰瘘，它会导致出血、感染，甚至死亡。所以在胰腺和肠吻合的临床实践中，姜小清总结多年经验，发明了“姜氏胰肠植入式吻合法”。这个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将止好血的胰腺残端直接植入空肠里面，在缝合口用荷包收紧。但是在效果上，整个空肠和胰腺中间没有一针缝合，手术平均时间一般为5分钟 ～ 7分钟。“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胰腺肿瘤比较小、壶腹部肿瘤、胰腺肿瘤和胆管下端的肿瘤。”纳入规范化操作体系以后，姜小清团队所有的医师都会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胰肠吻合。通过1000余例的患者实践证明，胰瘘的发生率非常低，严重胰瘘的发生率几乎降到了零。选择永远比技术重要“胆道肿瘤手术虽然很复杂，但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极致了，技术上没有壁垒。”姜小清认为，对一名优秀的外科医师而言，手术刀并不是全部。换句话说，对一个不缺技术的医师来说，选择比技术更重要，因为事关患者的生命权益。为此，他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不看患者具体情况，“一窝蜂”地追逐先进技术。例如，他认为腹腔镜胆道肿瘤切除术的施行就需要十分慎重。他指出，选择不当的腹腔镜手术不仅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手术难度，而且还容易造成肿瘤播散，增加患者死亡率。如果造成癌细胞转移，患者需要再开腹做第二次手术，不仅患者“受二茬罪”，还增加了腹腔种植转移和穿刺孔转移的可能性。他也反对针对胆结石的“保胆”治疗。虽然胆结石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只有1%，但其恶性超过胰腺癌。晚期胆囊癌的1年生存率甚至都不到10%，“往往我们一年看300个胆囊癌患者，到年底只剩不到30个。”但是，恶性程度如此之高的胆囊癌却有一劳永逸的预防办法，那就是在胆结石发展到胆囊癌之前，切除胆囊。姜小清认为，因为患者大多不具备医学知识，甚至有的医师都不知道胆囊炎、胆囊息肉有癌变的可能，会让患者观察，而一旦癌变，早期胆囊癌也不能100%治愈。按照风险和获益的比例来说，胆囊癌的危害远远超过“保胆”带来的益处。但姜小清并不是拒绝接受新鲜事物的“老脑筋”，事实上，他对先进治疗理念的接受程度非常高。早在2014年6月他就牵头进行了进展期胆道肿瘤“雨伞实验”。“雨伞实验”的理念是“同病异治”，根据基因检测结果指导不能手术根治的晚期胆道肿瘤患者用药，从而延长生存期。这项研究证明，精准治疗模式确实能够使晚期胆道肿瘤患者的总生存获益，并且对胆道肿瘤精准治疗药物的加速开发和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此外，对在手术中能提高效率、提高精准度的先进仪器，例如达芬奇机器人等能延长外科医师职业寿命的新发明，他都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接受。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选项一定是让患者获益。这也体现在一些细节中。姜小清曾经为一位7岁的小姑娘做了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手术。手术不仅要切除胆管囊肿，还要切除胆囊和进行一系列复杂步骤，所以，一般需要选取患者的腹部正中切口，而且长度至少20cm。斟酌良久，姜小清实在不忍心在7岁女孩的肚子上开20cm的刀口，经过反复评估，姜小清最终决定给她开4cm的小切口做手术。在所有术者的手都不进腹腔，全部采用精细拉钩完成的这台手术中，姜小清切下来17cm×5cm范围的手术标本，手术切口仅3.6cm。最后，姜小清还给小患者做了皮内缝合，让刀口愈合后仅仅在皮肤上留下一条短短的“细线”。这是一名优秀外科医师对患者的选择。虽然精湛的技术是选择的底气，但选择，也常常无关技术，起决定因素的，也许只是一名医师对患者的仁爱之心。姜小清考大学时，能填10个志愿，学医是他的第9个志愿。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做实习医生的一天晚上，他在急诊遇到一个患者，让他坚定了做医生的信念。那是1985年，姜小清还不到21岁。“急诊来了个被拖拉机撞伤的患者，诊断是血气胸导致患者窒息，脸都紫了。我一摸，胸骨都断了，想也没想就拿了一个针筒，装了一根管子，对着胸腔插进去，血跟气流出来后患者就有所好转了。”姜小清回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自己竟然救活了一个人，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让他看到自己职业的社会价值。于是，这之后的几十年，在从医这条路上，他一步步挑战越来越高的难度，也收获越来越多的成就感。直到今天，每次看到自己的患者过了很多年还好好地活着，姜小清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他也常换位思考，关心患者的经济情况。“有时候别的治疗方式都没办法，只剩下肝移植一条路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是否有钱做，如果是那种需要卖房子筹钱的，我会委婉地劝他们量力而行。”患者虽然感到绝望、痛苦，但还是会感激医师对他们真诚的劝告。疾病来了，总要面对。姜小清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更多胆道肿瘤患者能够健康地活下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从死亡的深渊中，为他们寻找到一缕生命的微光。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胡雪玮

张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2021年1月到甘肃挂职。300多个日日夜夜，他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履职承诺。干一行，所以爱一行2021年年初，张宇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第21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到大西北挂职，任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甘肃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作为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十多年的疾控人，张宇在组织分工后便一头扎进工作，开启“每天24小时”工作模式。白天到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学习、与甘肃省疾控中心各行政及分管部门座谈，了解工作流程和进展，晚上学习相关政策、搜集素材、研读各类文件和业务报告，从宏观视角把握甘肃省疾控工作基本情况。张宇几乎每周都围绕分管的地方病和营养与食品安全等方面深入村镇调研，用最短的时间把各地、市、州疾控中心和相关机构跑个遍，从微观视角把脉问题症结、找准工作方向。由于甘肃地域狭长、地势险峻，每次下乡都是一次体验颠簸之旅，这期间腰痛犯了贴膏药、血压忽高加药量，张宇成了“行走的挂职干部”，在行走中学习，在行走中成长，更在行走中思考。他以地方病防治、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能力提升为着眼点和着力点，策划举办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技能大赛、兰州片区麻风病症状监测培训；组织兰州、天水两地开展“学生营养日”“营养周”宣传活动，效果突出、反响良好，甘肃省疾控中心因此荣获中国营养学会颁发的“2021年全民营养周活动”组织示范单位称号；参与策划甘肃省食品安全实验室能力提升培训和营养指导员培训，更引入农业农村部《农村幼儿园儿童膳食补助措施研究》项目和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中国青少年粮食系统主题对话活动。针对西部地区高精尖人才短缺和专业能力薄弱等核心问题，张宇设定目标，决心尽最大努力发挥国家队优势，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提升基层疾控专业技术力量。他创新性地谋划甘肃省疾控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多个省级疾控中心、兰州大学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培训联动平台，实现长期战略合作。协调国家级专家对甘肃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研管理、课题申报和论文撰写等兼顾指导性和实操性的专题培训。牵头起草发布甘肃省疾控中心科研论文发表管理办法、科研管理制度等多项规范制度，持续推进甘肃省疾控中心科研管理制度建设。带领甘肃省疾控中心成功申报两项科研课题，协助多项科学技术奖励申报，并主动与甘肃省科技厅协调，为甘肃省疾控中心争取到6个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筹项目渠道，以期最大限度地为各基层疾控部门培养优秀的中青年骨干人才。甘肃省疾控中心分获甘肃省医学科技奖二等奖6项、三等奖2项。曾有人悄悄问他：“为什么总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他说：“挂职时间有限，只有双倍努力，才能尽己所能为这片黄土地多做点事，才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对得起淳朴的当地人对健康的期盼，对得起那份做好疾控事业的热忱。”爱一行，所以钻一行2021年，随着广州、深圳、南京、郑州等多地出现境外输入关联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各省都将快速推进疫苗接种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张宇被任命为甘肃省激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机制疫苗接种工作组负责人，每日关注疫苗接种进展，及时发现并解决棘手问题，全力推进全省疫苗接种工作。由于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张宇肾结石犯了，当时正值甘肃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关键时刻，他强忍疼痛坚持工作，甚至时常只能团着身子窝在办公室里，直到最后连药物都压制不住、疼痛到难以起身才不得不赶往医院。由于病情严重，他当即就被收治入院。治疗期间，得知有新任务下达，他隐瞒身体状况，在内镜排石手术后不到24小时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带着分管副省长的指示和期望数次折返京陇两地协调和敦促新冠病毒疫苗配发，最繁忙时一周往返两三次，有时更是赶早班飞机到北京，次日凌晨又匆匆返回兰州，不愿自己有一分一秒的耽搁。终于，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甘肃省分三批落实到一定数量的疫苗供应，解了燃眉之急。而这时的张宇，却因术后长时间无休息、体内留置的导流管混合感染，引起发烧、血尿等症状再次倒下，不得不继续入院接受治疗。在保障和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张宇还提出疾控人要有“主动防御”的意识，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从根源上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和应急处理能力。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防控常备工作队成员，张宇在到任之初就结合当时石家庄等地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疫情防控思路，参与策划和组织撰写甘肃省疫情风险研判报告，并在省级流行病学培训班中不断丰富其“主动防御”的构想。他邀请多位参加过多地疫情防控的国家级流行病学专家到甘肃省进行疫情防控专题培训，还结合自己在援鄂参与流调和援疆参与风险研判的点滴经验做分享。有一次培训期正值中秋节，原本张宇可以休息，但他依然选择和流行病学专家赶往白银、张掖等地进行疫情防控实战培训，让更多基层疾控人成为随时可以投入战“疫”的主力军。有人在培训中问他：“甘肃省一年多没有本土疫情了，是不是有些多虑了。”他说：“疾控人讲究‘预防为主’，时刻紧绷‘防控弦’才行。”钻一行，所以精一行事实证明，张宇并非“多虑”。2021年10月19日，近600天没有本土阳性感染者的甘肃省出现一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张宇作为有多地抗疫经历的流调专家，第一时间请战参与到甘肃省内疫情处置工作中。张宇重点负责甘肃省内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密接组管理，还要做好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甘肃工作组流调专班对接。他开足马力，白天和专家们分析流调报告和密接数据，晚上参加疫情分析沟通会，深夜回来继续梳理当日工作中的细节和问题，力求最短时间协调解决。在突发疫情处置中，流调工作就如同战场上对敌厮杀，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突如其来的战“疫”在兰州、天水、嘉峪关、张掖多地同时打响，病例数不断攀升，亟需大量有经验的流调人员。张宇提出可以抽调前期在省级流行病学培训班接受过一系列疫情防控专业培训的学员参与的建议得到上级认可，随即定西、白银等一批流行病学培训班学员赶赴疫情防控一线。在全员的通力合作下，逐步形成“双融合-一中心”的流调溯源“兰州模式”——国家、省、市联合流调队纵向融合，深入定点医院开展现场流调工作；在各市公安局开展联合办公横向融合，消除沟通壁垒，促使公安、工信、疾控多部门协作互补，最大化锁定大数据范围，提升信息反馈速度，助力一线流调工作；同时，在各市疾控中心设置流调专家组，根据流调基本资料，迅速制定出一套密接和次密接者排查标准和范围提供给区县工作队。“兰州模式”力求最快最准确地找到并管理相关人员，大幅度降低高风险人员在社会层面的停留时间，尽可能实现跑赢病毒、关闭传染源“污水龙头”的关键作用，共同筑牢一道战“疫”防线。兰州、张掖等多地疫情刚刚得到控制，2021年11月8日，张宇又作为甘肃省卫生健康委派驻天水疫情防控工作组成员前往天水协助负责实验室检测、重点案例研判分析、基层人员技能培训等，整整31天连轴转，停下来的一瞬他才感觉早已疲惫不堪。有老同事在疫情讨论会上问他：“怎么疫情分析都是甘肃视角？”他说：“现在，我是甘肃疾控人。”因为一个省，爱上一群人。这就是张宇，一名从心底爱上这片土地的疾控挂职干部，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提到“我们甘肃”。他用脚步丈量责任，以行动书写担当，在挂职中锤炼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在位必尽责，难事勇担当”。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韩 璐

中国（广东）第十批援加纳医疗队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建制组派，包括了麻醉科、骨科、放射科、妇产科、眼科、普外科、针灸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学科或专业在内的共11名队员。医疗队工作的医院是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特西（Teshie）地区的中加友好医院，该医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捐资兴建、于2010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市级议会医院，拥有110张床位、2个手术间、20名固定医师。加上中国医疗队医师，该院医师也只有约30人，面对的却是该地区约40万居民的医疗需求，临床工作量非常大。自2021年1月7日抵达加纳至2021年8月底，医疗队与加纳同事共处近8个月，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每名医疗队队员独立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许多工作也需要共同协作，其中最能体现团队协作精神的当属外科诊疗。 攻坚克难的手术团队医疗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外科团队于2021年3月12日主导开展的第一例手术是“跟腱断裂修补+石膏托外固定”的骨科手术。此后，医疗队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克服手术资源严重不足的种种困难，为每一位来中加友好医院就诊的外科患者实施了手术救治。截至2021年8月底，外科团队主导开展或协助指导完成手术400多例（不含眼科和妇产科手术），其中的胃癌根治手术（1例）、胃肠间质瘤切除手术（1例，肿瘤直径达21厘米）、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1例）、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1例）、不同部位的截肢手术（10余例）和骨折错位克氏针内固定手术（2例），均填补了中加友好医院同类手术的空白，这为外科团队塑造了不畏艰难、技术精湛的良好形象，也更好地诠释了医疗队救死扶伤和大爱无疆的精神，为中国医生赢得了荣誉。外科团队也因此被队友们亲切地称为“外科天团”。在中国医生到岗之前，中加友好医院每个月大约有60例普外科手术，但都较为简单，包括择期的疝气修补手术、乳腺肿物活检手术、脂肪瘤切除手术，偶尔也做乳腺癌手术和甲状腺手术，急诊手术则主要为急性阑尾炎切除；虽然有时也收治消化道穿孔或者有其他急腹症的患者，但往往限于缺少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和简陋的术后监护设备，而不得不将患者转至更大的医院救治。援加纳医疗队的到来，大大缓解了中加友好医院大型手术无法开展的尴尬局面，极大地解决了危重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困境。其中原因，正如外科主任扎克（Zack）在一次访谈中所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团队，这支中国医生团队让我们很开心，因为这支医疗队有麻醉经验非常丰富的教授级医生庄少惠，临床经验十分丰富、手术技巧极其娴熟的胃肠肿瘤外科医生杨填，热心而优秀的骨科医生郑创义和优秀的手术室护士兼医疗队翻译邹观发。”由于手术的需要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外科团队经常无法按时回到驻地吃午餐，有时甚至连正常的晚餐时间也会错过。每1例成功手术的背后都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的艰辛曲折、惊心动魄和巨大的压力每一名队员都在承担。正是因为医疗队拥有了完备的麻醉、手术和护理人员，才使得在有限的条件下和简陋的手术室环境中完成各类复杂手术成为可能。 服务患者的奉献精神众多手术中，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巨大胃肠间质瘤切除手术。患者是一位66岁的退休老人，多年来反复遭受腹痛的困扰，2021年2月时症状逐渐加重，进食也越来越困难。他一直辗转求诊于加纳各大医院，然而由于病情过于复杂，没有哪家医院愿意收治。后来他听闻医生朋友说，在中加友好医院来自中国的医生能够治疗腹部肿瘤，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这位患者时，他的情况确实将我们吓了一跳。杨填为老人查体后发现，他的腹部膨隆明显，可扪及一个巨大的质地坚硬而且固定的肿块，肿块几乎占据了整个腹部，与周围分界不清，同时他已经有了恶液质的表现。杨填和医疗队队长庄少惠当即表示，作为医生我们必须要在寻求救治和避免伤害之间做权衡，像这样的危重患者，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经验和同情心，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达成治疗共识，从而为患者提供明确又实在的治疗。庄少惠当天就决定和加纳同事进行一场术前会诊会议，讨论手术切除肿瘤的可能性。首先，放射科黄瑞滨医师在查看了患者的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片后提出了专业的判断，他高度怀疑该肿瘤为高风险性胃间质瘤(后来查阅文献得知，胃间质瘤在非洲是非常罕见的疾病，肿瘤长得如此巨大的更是少之又少，别说中加友好医院没遇见过，连加纳最大的科里布教学医院对此都束手无策)。在庄少惠的统筹安排下，杨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手术可行性方案；在此基础上，庄少惠负责完善手术麻醉前的整体评估和优化管理方案；心内科郑锦滨医师重点评估患者的心肺功能；邹观发负责手术所需器械、耗材和药物的申请和准备。经过一周时间的仔细准备，手术于2021年4月14日进行。手术中，团队成员的沟通在轻声细语中进行，唯一清晰的背景声音是来自心电监护仪上有节律的心跳声。庄少惠在完成硬膜外置管后，顺利地完成了插管全麻和深静脉穿刺。郑锦滨担负着维持手术过程中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的首要任务，时刻关注着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不时调整血管活性药物。手术台旁，杨填精神高度集中，用他扎实的手术技能一点一点地分离肿瘤。老人有宗教信仰，术前他一再强调坚决不输血，而在中加友好医院里，没有合适和足够的胶体溶液可以替代，因此手术团队必须竭尽全力，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尽量减少出血量。当肿瘤一点一点地暴露在大家眼前时，情况远比我们预料中的要复杂得多，在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全力以赴共同面对这个“敌人”。邹观发也集中精神，半步不敢离开手术间，随时完成同声翻译、准备药械和一次性材料等工作。从切开皮肤，到分离、凝血、止血，大约3个小时之后，一个直径达20多厘米的巨大肿瘤终于被完整地切下来了。整个手术过程没有发生任何不良事件，肿瘤没有破裂，器官没有损伤，出血量很少，患者的生命体征一直非常稳定。术后第二天，患者已经能跟我们谈笑了。接下来，每次查房的时候，老人家见到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谢谢”。一周后，老人已经能够正常进食，正常排便了。出院那天，他远远看见中国医生就已经笑了，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影，还让庄少惠给他写上我们的名字，他说他要收藏起来。这个手术轰动了整个医院和加纳的媒体，征得老人同意后，媒体记者来到医院采访老人，采访医院的主管、中国医生和加纳同事，并在当地媒体进行报道宣传。Zack后来经常和我们说：“你们的手术做得太好了，我经常和朋友们说，中加友好医院有一支由中国医生组成的了不起的外科团队，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朋友有人需要手术治疗，找中国医生帮忙一定没错！”很多人把外科医生视为英雄，就是因为面对困难，外科医生总能利用手术刀创造奇迹，创造更多生的机会。中国（广东）第十批援加纳医疗队的“外科天团”并非无所不能，只愿辛勤付出能给非洲百姓带来更多的安康和幸福！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邹观发 庄少惠

杜寿玢，1925年4月出生于湖北宜昌，是我国著名临床营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际需要，杜寿玢在国内研发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开展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提出在医院成立多学科营养支持小组。她为我国临床营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求学迎来人生转折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杜寿玢：我出生在湖北宜昌，兄弟姐妹共有12个，但最后只有3个男孩和3个女孩活了下来，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我的父亲虽然出生在乡下，但自学成才，最后考入了公职，在海关工作。当时家人觉得这是个“铁饭碗”，祖父说考上海关能挣钱了，就不用再念书了。父亲是想念书而念不成，所以他说不管多困难，都得让我们每个人有上学的机会，后来我们兄妹6人都考上了大学。我小学是在宜昌念的。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到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我们全家也都跟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宜昌，后来战火蔓延，又从宜昌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最初我们住在万县城里，后来遇到了空袭，就想办法搬到了乡下。 这一时期，南京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也搬到了万县的乡下，我从初三到高三都就读于这个中学。这个中学从师资、教学质量以及办学历史来讲，都是很有名的，在校期间我每年都考第一名。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每年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直接保送到金陵大学，我有充分的自信，觉得一定可以被保送。但是没想到，我高中毕业时，由于金陵大学没有女生宿舍，所以不收女生，我就被保送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化学系，这也是当时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后来，受战争影响，燕京大学也从北平搬到了成都，我想去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两个学校都有化学系，不能转校，于是我选择了冷门的家政系，从而顺利考入了燕京大学。1946年跟随学校搬回了北平。 北京协和医院：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哪些难忘的回忆？杜寿玢：燕京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那里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学后，燕京大学举办了迎新会，有很多小社团来招收我们新生参加。这种小社团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宣传宗教，但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已经慢慢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有很多地下党员在里面组织活动、联系群众。去燕京大学之前，对我来讲，把书念好就行了，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过问。但来到燕京大学后给了我很大一个改变，就是念书之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迈进临床营养大门北京协和医院：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您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杜寿玢：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有分不开的联系。北京协和的医学预科、护士预科都在燕京大学，营养专业也是这样。我先在燕京大学念营养专业，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有一个营养师培训班，就是把所学的营养知识再继续深入，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就和3个同学一起报名，经过1年培训，结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营养师培训班。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营养科是和医院同时成立的，成立后就有营养师培训班，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停办，这个培训班也就停止了。直到1948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著名营养学家周璿当了营养科主任以后，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培训班，我们就是培训班恢复后的第一批学员。这个培训班的培训制度和美国的完全一样，用的教材是美国的教材，实习也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培训班有两位老师，一位就是营养科主任周璿，她用中文主讲；还有一位外国的营养师，她用英文讲，这样我们对专业知识就能从中英文两方面同时了解。除了专业教师之外，还会请各科的教授来讲各自的专业知识，比如像妇产科的林巧稚教授、外科的曾宪九教授等。我们班只有7个人，是小班，按道理讲派一位讲师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很重视营养，都亲自来讲。特别是曾宪九教授，他说根据几十年的外科工作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有一些外科的重症患者，虽然安排了优秀的医疗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但最后还是去世了。他发现，这些患者不是死于他本身的疾病，而是死于营养不良。所以，他说营养很重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的教导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外科设立了外科代谢与营养实验室，使营养学又前进了一步，这在国内是领先的，有许多过去认为根本没法治疗的患者，因为营养的改善转危为安。 北京协和医院：培训班除了上理论课以外，还有哪些内容？杜寿玢：我们先在厨房实习，了解厨房的工作事务，比如，每一个岗位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达到顶班劳动的水平后才有资格到病房去。到病房除了看病历、了解各项检查指标外，还要了解患者的籍贯、喜好，这些都了解清楚后才能开始设计膳食。但我们没有处方权，老师要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经过她们签字确认后才有处方权，所以营养科的要求很严格。周璿主任告诉我们，她在实习时，当时的营养科主任跟她讲，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就是一个“严”字，一定要“严”字当头。以前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理论，比如蛋白质是干什么的、脂肪是干什么的，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患者以后，我才了解到营养究竟起什么作用，理论就联系实际了。营养培训班在1948年以后办了4期，但每期人数都很少，一共才培养了22个人。实习结束后，我们变成正式的营养师，这样我就开始了临床营养工作，一干就是60多年。 临床研究填补国内空白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和临床科室合作开展研究的情况。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有很多专家非常重视营养，像内分泌专家刘士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其中有不少关于营养的内容。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到底吃了多少、剩了多少，而不是单看供给患者多少膳食。所以他就建议周璿主任设计一个代谢膳食，这在当时别的医院是没有的，只有我们有，这也是科研需要。我配合刘士豪教授做了“严重烧伤患者氮摄入量”的研究。一般来讲，烧伤面积超过50%救治的希望就不太大了，但如果加上营养改善，救治希望会大幅提高。烧伤面积越大，需要的蛋白质就越多，这是书上都有的知识，但究竟需要多少呢？当时国内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在刘士豪教授设计的这个研究中，吃的部分全由我负责，排出去的部分由外科实验室负责，我们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讲明了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什么叫科研？很多人把科研看成是高精尖的、少数专家的事情。但我认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问题，去钻研它、解决它，这就叫科研。 北京协和医院：您早期在国内开展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研发了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一种简化的饮食管理工具），请谈谈这两项研究。杜寿玢：营养治疗在国外有很多研究。1981年，加拿大有一位博士提出了“血糖指数”的概念。他做了血糖指数的研究，发现吃同样的碳水化合物，到人体内所引起的血糖高度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我想中国的食物和外国不一样，结果应该也不一样。于是，在1985年，我就开始研究中国食物在人体内的血糖指数，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进度和国外接近了。过去糖尿病治疗采用主食固定法，控制食物摄入，少吃主食当然血糖就低下来了，甚至于不能吃水果，患者很痛苦。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况下80%的患者营养不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了。我们做完血糖指数的研究后，经过临床试验，可以为糖尿病患者选择食物提供依据。我们在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怎么才能更好地交流，那就是我讲的话患者能听懂，患者讲的话我们也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别的国家都有食物交换份法的运用，中国还没有。我先研究了国外的做法，认知到要使食物多样化、让患者和家属与医务人员有共同语言，每个国家的方法都应该不一样。美国是用15克碳水化合物作为交换份，日本是用80千卡热量作为交换份，我们不能抄人家的，必须设计我们中国自己的。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90千卡热量的交换份。为什么是90千卡呢？因为中国以前实行了一段粮票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吃多少粮食，正好半两粮食就是90千卡热量。所以，我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符合我们实际的食物交换份，让糖尿病患者得到一个平衡膳食，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后来我又设计了医用教学食物交换份模型。 促成中国首家疾病分类中心北京协和医院：1964—1966年您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请谈谈这段工作经历。杜寿玢：由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比较早，又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除了在营养科以外，医院把我调出来两次，其中一次就是让我到内科当党支部书记。这是对我的器重，因为内科是医院里的一个大科室，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认可。作为党员我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但又觉得我不能离开我的专业。因为营养专业被取消了，我担心后继无人，所以经过我再三的要求，后来又回到了营养科。 北京协和医院：您第二次离开营养科是去做什么？杜寿玢：1975—1979年，我调到门诊部当主任，门诊部有很多部门，比如病案室、住院处等。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宝，从建院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知道原来病案室的王贤星主任有一个想法，就是编写中国的“疾病分类”。于是我就找了内科的李恩生、外科的王述武、病案室的马家润等人，我们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来北京协和医院参观，他们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后，就让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的首家疾病分类中心（今WHO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60多年，您对临床营养专业有哪些寄语和期待？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是严肃、认真，医生都是兢兢业业守在岗位上，一刻也不离开患者。我们的主任也教导我们，只要接触临床，你就是医务人员，就得严肃、认真，差一点都不行。临床营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还要继续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患者的需要、临床的需要就是研究方向，要通过科研促进临床发展。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董 琳

战“疫”“老兵”患者李女士永远不会忘记2020年1月24日这个清晨。这天，她被通知排除新冠病毒感染。而在此前的3天时间里，36岁的李女士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的留观病房度过了异常煎熬的72小时。而确认并告知李女士并非“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这一消息的，正是瑞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谢青。感染病科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而谢青作为该科室主任更是冲锋陷阵的领头人。重症肝病、乙肝、丙肝，不明原因发热，传染病公共卫生防控，还有学术科研，只要是这个领域的难题，大家都会找她。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谢青率领的感染科团队挑起了疑似患者筛查和诊治的重任。他们是与患者“亲密”接触的人群之一。转移患者、腾空床位、做好消毒防护措施、设置特殊通道……从临危受命到2小时内率领感染病科成员完成病区患者分流清空，高效实现了从感染病房到新发突发传染病隔离病区转型，彰显了她带领的团队快速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能力和水平。那段时间，谢青几乎每天电话、信息不断，甚至时常在半夜被紧急电话叫醒。尽管很忙，但作为久经沙场、参加过各种战“疫”的“老兵”，谢青对正在经历的一切，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必须做好打赢这场硬仗的准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谢青率领的团队“临床+科研”双管齐下，在寻找各类抗病毒治疗药物、治疗方法中，摸索出诸多经验，与呼吸科同仁以及全国16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一起，经过3个多月的挑灯奋战，率先完成了多中心的羟氯喹随机对照治疗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并对全球同行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合理用药，提供了真实和确切的依据。“医生不仅要治病，还应该具备科研能力，更应该具有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创新能力。”谢青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她对科研有了更深的感触。 “有重肝，找瑞金”30年前，谢青懵懵懂懂地踏上学医路，认真刻苦的学习习惯给了她很大帮助。医学院的理论课虽然枯燥，但是谢青好学，她和室友结伴，互相勉励、刻苦学习成了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在大学生涯中，她获得了3次一等奖学金，并获得了研究生的推免机会。那时，感染病科在人们眼里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但是谢青选择了留下来。瑞金医院感染病科是在1930年创立的，在同样历史悠久的感染病楼里，有90多张病床、一个小型的重症肝炎研究室。1985年谢青入科时，流行一时的血吸虫病、白喉都已经很少见了，感染病界的焦点放在了难啃的“硬骨头”——重症肝炎上。当时重症肝炎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谢青经历了那段无能为力的时期。在每周的查房过程中，谢青会接触很多重症肝炎患者，“那些年轻的患者是家里的顶梁柱，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感觉非常惋惜。如果我们能挽救他的生命，就等于救了整个家庭。所以这个‘硬骨头’，我们要想办法啃下来。”30多年后的今天，重症肝炎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瑞金医院在重症肝炎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重肝，找瑞金”已经是很多患者及其家属的共识，每年都会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症肝炎患者来瑞金医院寻求治疗。在谢青的带领下，瑞金医院感染科团队把无数重症肝炎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让乙肝患者重获希望经过5年随访，患者小陈一切正常，病情没有任何反复，他郑重地接过谢青手中那枚“告别乙肝、重启新生”的金徽章。这是瑞金医院感染科送出的第56枚金徽章，这些患者都已达到了慢性乙肝临床治愈，成功摘掉了“乙肝帽子”。疾病、歧视、经济负担，是乙肝患者背负的“三座大山”。患者得了乙肝后，心理上的负担也会非常沉重，就业、婚姻、家庭等各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很多乙肝患者不愿意找对象，怕把疾病传染给对方，也怕被人歧视，甚至有的患者已经领了结婚证，但当对方发现自己是乙肝患者时，就马上离婚了。“这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实际上，乙肝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是社会公众对乙肝的认识误区有很多。经过抗病毒治疗以后，乙肝患者的血液里基本上检测不到病毒。”谢青说。目前大部分的治疗方式都是控制治疗，谢青正在带领团队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让乙肝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帽子”都摘掉，正常、快乐地生活在阳光之下。通过治疗方案的优化，在一些表面抗原低水平的人群中有1/3的患者可以把“乙肝帽子”摘掉。 寻找适合的治疗方法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医防结合与疾病防控能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热带病和寄生虫病诊疗联盟体系，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于2020年6月16日共同成立热带病和寄生虫病诊疗联盟。由谢青带领的瑞金医院感染病科也参与其中。随着上海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热带病输入、传播、复现和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日益加大，特别是食源性热带病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已逐渐凸显，热带病防治不容忽视。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知道，必须未雨绸缪。感染病科医生中常有种说法 ：世界上“最难看”的病叫发热待查，每一个发热待查的患者，都是一个课题。而瑞金医院感染病科每周一都有个“发热待查门诊”，这里接待了无数疑难杂症患者。比如，45岁的患者王姐，高烧40℃持续不退，在来瑞金医院之前，她已经跑了5家医院，排查了肺结核、怀疑是白血病等，为此做了骨髓穿刺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又用了很多药，治疗却毫无进展。这是典型的发热待查病例。所谓发热待查是指发热时间持续3周以上，体温大于38.3℃，经过1 周以上完整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后仍不能确诊的病例。“这是大内科最棘手的疾病之一。”谢青说。王姐住进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病房两周后，化验、检查结果相继出来，都是阴性，换言之，依然没有找到病因。眼看临近春节，王姐的情况越来越糟，她的丈夫也开始焦虑起来，“怎么还找不到病因？”“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病？”他开始对着医务人员发脾气，甚至说不治了。但是，谢青不想放弃，经过和家属的耐心沟通后，医院又给王姐做了第二次骨髓穿刺术，终于找到了病因。王姐的发热是由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引起的，于是她被转到血液科做进一步治疗，很快病情便得到缓解。“乙肝、丙肝，还有其他的一些肝病，以前到最后大多数患者都会发展成肝癌，现在经过早期筛查，在疾病前期就经过规范的治疗和随访，肝癌发生率得以减少，相应的患者死亡率也就逐渐下降。”谢青说。但是，针对肝脏肿瘤的处置方式有手术治疗、介入治疗、射频消融、全身靶向治疗等各种治疗办法，且有各自独立运行的倾向。谢青及其团队的目标是想要让患者缩短诊断和治疗的流程，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多学科联合诊疗（MDT），选择最适宜的治疗方法。面对被认为“最多生存3个月”的肝癌晚期患者老周，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牵头联合了肝胆外科、介入科、移植科、超声科、放射科，进行多学科联合诊疗，竭力寻找可能的方案。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老周的肝脏肿瘤逐渐缩小、失活，他的生命不仅被延长了，而且生活质量良好，这连老周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患者从诊断到治疗结束出院，最快的大概是5天时间。肝脏肿瘤MDT是以患者为中心，优化就诊流程，给患者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谢青说，除了“感染性疾病及疑难肝病MDT”和“肝脏肿瘤MDT”，今年，她又邀请了消化内科加入，新设立了“肝硬化门脉高压MDT”。 凝聚人心重建科室2000年5月，担任感染病科副主任的谢青，作为瑞金医院中青年骨干获得出国学习机会，由医院资助到美国进修肝脏病学，那时她才39岁。2002年4月谢青回国时，正赶上瑞金医院感染病大楼重建，医生和护士被分散到周边医院工作，人心涣散。2002年6月，谢青被医院任命为感染病科主任，于是她挑起了重建科室的重任。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谢青将感染科从人员流失殆尽的状态一点点恢复起来，重开40张病床，重建实验室，又送年轻医师去国外进修，直到新的感染病大楼建好后，感染病科以新的面貌迎接患者，凭借患者对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的信任，门诊人次始终在上海市综合医院感染病科中排名靠前。在带领团队不断攀登的过程中，酸甜苦辣每一种滋味谢青都体会过了。“第一，我要以身作则；第二，我要鼓励大家在艰难的情况下不放弃，做到齐心协力。一个科室想要发展好，科主任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全心全意为大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今天的瑞金医院感染病科，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前。谢青认为，这得益于平台的卓越、领导的信任、同事的不弃，还有自己的努力。“我会冲在最前面，也会为年轻人创造各种机会。”谢青目光沉着而坚毅地说，她希望年轻医师能够越走越好，也希望感染病学科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朱 凡 李 东

她年近九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坚持出诊；她与患者深入沟通，在聊天中观察患者的细微变化，用暖心的话语打开医患信任的关口；她在诊疗中为患者省钱，甚至垫付医药费；她从医60多年，参与17部著作撰写，发表论文130多篇；她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为结核病防治事业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她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学专家马玙。2021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给马玙教授的回信中说，您从事结核病诊治、科研和教学工作已有60多年，始终奋战在结核病防治一线，如今90岁高龄仍从事临床工作，您的医者情怀令人感佩。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中，“每月人物榜”发布8月榜样人物名单，尽己所能为民解疾的马玙光荣上榜。60多年来，马玙用精湛的医术缓解甚至消除患者的痛苦，更用真心温暖着每一个患者，用一辈子诠释着服务患者的初心。 初心不改，服务患者60余载1955年，马玙大学毕业便来到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工作，开启了60余载的从医生涯。从普通医师到科室主任，直至成为享誉国内外结核病学界的权威专家，马玙“济世救人、服务患者”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起初接诊结核病患者，马玙觉得诊疗很简单，参考临床症状、胸部X线片、痰涂片或培养结果就可以诊断；治疗只需要“三大法宝”，即链霉素、异烟肼、对氨基水杨酸。然而，接诊更多的病例后，马玙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脑膜炎以及淋巴结核等让当时的她束手无策。面对困难，马玙没有退缩，她暗下决心，要与这些可怕的疾病战斗到底。1960年，马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在思想和行动上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面对蚊虫叮咬、严寒酷暑、设备老旧、药品短缺等很多不利的条件，马玙迎难而上。下乡接诊，她要背着设备、药品；遇到拿不出药费的患者，她就自己垫付，而自己则省吃俭用来克服困难。马玙回忆，有一次她开完药，患者就匆忙离开了，半个小时后才回来，原来这位患者去自己家的鸡窝里捡了鸡蛋拿出去换钱凑药费。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她。后来，她就准备了一些钱装在药箱里，碰到凑不够药费的患者，就用这个钱给补上。曾经有一位患者右肺发现病灶，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就诊，马玙初步诊断后觉得该患者不太像得了结核病，她认为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然而，到复诊时，她却找不到该患者。情急之下，她便发动医生、护士一起想办法，总算是把这个患者找到了。后来，该患者被确诊为肺癌，因治疗及时，预后效果非常好。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马玙也坚持出诊。为了给患者尽快做出准确诊断，她经常到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室去看更清晰的电子影像。诊断后，她会及时给患者打电话告知病情，让患者安心。她常说：“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效的处方是爱。只要医师的态度有一点点改善，就可能改变患者的一生。哪怕是医师一个小小的亲近动作，都可能在患者心里播撒一片阳光。”带着关爱患者的理念，马玙走过了60多个春秋，很多患者成为了她的朋友。她说，成为一名医师是她的幸运，服务患者是她一生的追求。 脚踏实地，献身我国结核病防控事业为了掌握精湛的医术，马玙一直坚持学习，下乡期间随身携带一本《实用内科学》。为了能阅读国外相关文献，她自学英文，攻克了语言上的难关。多年来，从基础到临床，从本专业到其他专业，她孜孜不倦地汲取着医学知识。耄耋之年的马玙还经常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全程听课做笔记；查阅结核病诊治相关国内外文献，了解前沿信息。她说 ：“活到老学到老，虽说我们是专科医师，但患者可能伴发其他疾病，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如此方能更好地服务患者。”在基础医学研究方面，遇到新课题、新观点，马玙总要弄个明白。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玙一直掌握着结核病防治的前沿知识。1980年到1982年，马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进修两年，回国后开始进行结核病的免疫学研究。她先后开展了结核病的血清学诊断、结核分枝杆菌及其他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的分离、鉴定，以及单克隆抗体、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和免疫治疗的研究等。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马玙在结核病的分子生物学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包括耐药基因以及脱氧核糖核酸（DNA）指纹技术的研究，并完成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项，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8项。她还主编了《实用肺癌防治指南》和《结核病》。马玙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虽然扎根结核病临床第一线60余年，持续开展相关基础研究，但是马玙并不满足于此。现在，她仍希望趁着身体硬朗还能加深对结核病流行病学的了解。她持续前行的动力不是荣誉和头衔，而是一位医学专家对我国结核病防控的责任。 循循善诱，桃李满天下除了是一名医者，马玙也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她的学生中很多已经成为全国各大医院结核专业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这些学生不仅学到了精湛的诊疗技术，也领悟了她对患者细致耐心服务的精神。她对学生说，身在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光靠原有的医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医师。对待学生，马玙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她经常用自己的工资给学生买东西。每到过年过节，她更是不会忘记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学生遇到困难、受到挫折的时候，她就会主动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一位学生曾这样评价马玙：她生活上很简单，做人很低调；在学习上她是我们的良师，在生活上她是我们的慈母，她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从她那里，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她要求学生们“做事之前先做人”。正是这句质朴又耐人寻味的话，激励了许多学生前进的步伐，让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找到心灵的方向，使工作的意义得到升华。她的一个学生开玩笑地说：“我们都是幸福的小马，马老师一手拿着糖果，一手拿着鞭子，我们就快乐地转个不停。”多年来，马玙培养了硕士10名、博士4名，还和其他导师联合培养了很多硕士和博士。即便现在90岁高龄，她仍然会晚上爬6层楼给研究生授课。她是现代医学教育领域的楷模。曾经有人问马玙，90岁是不是应该享受退休生活？她说，作为一名医师，要量力而行，医师的责任就是诊断正确、治疗有效，当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不能很好地为患者服务的时候，就是退休的时候；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不可抗拒的，结核病防治事业要前进，最终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结核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老卫生工作者，马玙说：“虽然今年90岁了，但我仍时刻听候党的召唤！”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文 / 丛 林 记者 毛海洋

辛育龄，“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战争时期，辛育龄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在和平年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辛育龄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是一名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优秀干部，他与党同龄、同行、同心，他的奋斗历程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励精图治的真实写照，是我国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的见证。在此，我们重温辛育龄同志的奋斗历程，号召卫生健康系统见贤思齐、立足岗位、奋发有为，践行崇高职业精神，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开拓新中国胸外科事业辛育龄是中国医科大学第20期学生，他于1942年在延安入学，1945年和学校一起离开延安，赴东北扎根。1947年，辛育龄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学校附属医院院长，之后留学苏联。1956年学成回国后，辛育龄主动要求分配到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结核病研究所，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工作。从留学归来一直到创建中日友好医院，中间的26年，辛育龄是在结核病研究所度过的。他尽医者之责，深耕胸外科领域，并且不断地创新发展。在结核病研究所，他历经了火热的建设年代和难忘的改革时期，组建了胸外科。作为一名胸外科的医师，他不断地改进手术方法，发明了支气管黏膜外缝合法。这种方法能够显著降低支气管残端瘘的发生率，使结核病手术安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被称为“辛式缝合法”。辛育龄敢为人先，同时也善为人先。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善于发现临床中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他讲究创新但不盲动，创新之前会成立临床基础实验室，在充分严格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开展临床创新。作为一名胸外科医师，辛育龄为我国胸外科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有很多发明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和技术革新奖。同时，辛育龄胸怀全局，奔走于全国，帮助各地医院建立了胸外科。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大部分省份医院还没有建立胸外科。经有关部门批准，辛育龄牵头在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此外，他还赴各地帮助40多家医院组建了胸外科，指导当地医师开展高难度手术。他亲自培训过的胸外科骨干将近2000名，这些骨干成为我国胸外科医学发展的种子。此外，辛育龄在临床中发现肺癌患者越来越多，因此向主管部门提出在全国开展肺癌早防早治，并把结核病研究所扩充为结核病与肺部肿瘤研究所。这也充分说明他作为一名医者的大局胸怀。筹建中日友好医院1982年5月，辛育龄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他着眼于国之大者，从此投身我国现代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与初创。中日友好医院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的，是日本援建项目，原计划的院名为北京现代化医院，要求做到三个“一流”，即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并与世界医学接轨。辛育龄从结核病研究所转战到中日友好医院筹建工地，奔波于木板房、工地、国际国内会场之间，带领团队全心全意投入到医院的创办工作中。1984年10月，中日友好医院以现代化、国际化的形象开院。在功能定位上，这是一所集医疗、教育、科研于一体，中西医兼备的国家级综合医院，是中国现代化医院的示范、中西医结合的基地、对外合作的平台。在规模上，当时的中日友好医院由13栋建筑构成，拥有1000张病床；医院还有200人编制的临床研究所以及每年招生300人的护校，这样的规模和配备在当时是国内领先的。在学科上，医院中西医并重，落实国家卫生工作方针，西医科室和中医科室相互对应，严格按照学科分类体系建设。中日友好医院建院之初就设立了几个超前的科室：一是康复治疗中心（今康复医学科），当时国内医院还少有康复治疗中心；二是医院开展了国际医疗服务；三是临床研究所，临床研究所占有一栋独立大楼，是支持临床医学研究多学科、多方向发展的平台。这些科室的设立是辛育龄主持筹建中日友好医院工作中研究形成的工作思路、工作理念，并把其带到了实践中，这些也是当时非常先进的理念。同时，辛育龄带领团队，经过多次谈判，用较少的资金引进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设备和精密仪器。中日友好医院还有一个创新举措就是设立了医工处，这个部门在很多医院都被称为设备处（科）。设备处（科）虽然是为医院提供设备的，但辛育龄主张将该科室命名为医工处，是为了把医学工程学术理念引入到医院发展中。他认为医工处不是一个简单的后勤部门或保障部门，而是要在医学技术创新上发挥引领作用。至今，中日友好医院医工处在医院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抓硬件建设的同时，辛育龄也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他不辞辛劳，到许多全国优秀的医院、科研院所和高校走访，吸引各专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中日友好医院的人才队伍中。他坚持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培养人才，推动了中日、中欧之间的学术会议举办和专家互访。至今，中日友好医院仍和日本以及欧美许多著名医院、医学院校、研究院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建院以来，中日友好医院已经派出2200多人赴日本进行交流学习。在文化建设层面，建院之初，辛育龄就确定了“患者至上”的办院理念，处处以患者为中心，采取了小门诊、大病房的格局。中日友好医院建筑内部和建筑之间的衔接设计得非常合理。例如，当时就考虑到未来老龄化的趋势，病房设置了无障碍设施。此外，医院还融入了园林设计，比如南园、樱花园、鉴真花园、长园等。在寸土寸金的医院里留出空地，建成环境优美的园林，是辛育龄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优美的环境可以给医师和患者留出休闲、放松、交流、谈话的空间，这本身也是医疗和康复配套的一部分。这些建院初期的创新举措，为中日友好医院发展成为在临床、科研等多方面位居我国前列的大型公立医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我国第一台肺移植手术为什么要做肺移植手术？作为胸外科医师，辛育龄在医疗实践中看到大量的肺终末期疾病，比如肺气肿、肺纤维化、肺动脉高压、毁损肺等，这些疾病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疾病不可能马上被治愈，可事情总是要有开端。20世纪70年代，在抗排斥药环孢素A问世之前，世界医学界做的42例肺移植都没有成功，大家都是在进行探索性的手术。辛育龄认为，我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于国外，也要进行相关探索。另外，他认为开展肺移植工作不是孤立的，还可以带动其他临床科研基础试验研究的发展。肺移植工作极其艰苦，辛育龄肩负着巨大压力。在大量动物试验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辛育龄最终开展了肺移植手术。他始终强调，做肺移植不是为了猎奇，外科工作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基本的科研能力，通过肺移植大量试验研究，比如灌注再损伤、免疫排斥、抗感染、循环管理、呼吸机支持等，可以推动重症医学的进步。在辛育龄的指导下，中日友好医院推动了很多医院开展肺移植工作以及肺癌的研究工作。辛育龄敢为天下先，勇于走在世界的前列开展肺移植研究。他认为，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在医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重要使命。悉心培养青年医学人才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辛育龄始终把对年轻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年轻人除了年龄优势外，敢想敢干、思想包袱比较少，所以要重点培养。辛育龄对年轻人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外科医师要把基本功摆在首位，做手术时不能只看重结果，手术姿势和拿器械的动作也十分重要。同时，他要求外科医师要精益求精。他常说，外科医师的一针一线牵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危和家庭幸福。所以，他会把一个技术问题上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除临床外，辛育龄也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科研能力的培养。辛育龄认为，外科医师至少要有两到三年的实验室工作经验，这样会开阔思路、终身受益。他还提到，要承认在许多方面我国的医学和国外还有差距，年轻医师最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这样可以开拓视野，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吸收进来。多年来，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中日友好医院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中日友好医院每年可以完成100例肺移植手术，肺癌手术每年能完成2500例。辛育龄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他的光辉事迹值得我国医务工作者学习和发扬光大。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毛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