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生梅，1944年生，北京人，中共党员。1963年，路生梅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时，为响应祖国“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的号召，24岁的她选择了扎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这一待就是50多年。从韶华到白头，路生梅扎根陕北，为病患解除痛苦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佳县人民医院的发展。从青春靓丽的姑娘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将自己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她用无私奉献改变了佳县落后的医疗面貌，用坚守诺言诠释着“医者仁心”的初心。退休之后，她仍满心火热，坚持义务接诊，扶弱助残。路生梅用高尚医德、精湛医术赢得了广泛赞誉，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诚信之星”、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医生”、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巾帼奋斗者”、陕西省“三秦楷模”、陕西省先进工作者、首都医科大学“济世修德”杰出校友奖等荣誉。路生梅说：“作为医生给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党员为党工作也没有退休年龄。” 毫不犹豫地选择患者，是我们的职责笔者：在您50余年的从医经历中，哪些事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路生梅：人生就像一本书，书中有很多故事，有的故事时间久了会淡出记忆，有的故事却让人永远铭记在心。我曾接诊过一个患者，她当时已经是胃癌晚期。弥留之际，她交给了我一只和田玉的手镯。我一开始拒绝了，因为我从来不接受患者的财物。她抱着我痛哭，说从小母亲就去世了，认识我之后才觉得人世间有真情，我是她最亲的人。在这种无法拒绝的情境下，我只能先接受了这只玉镯。这位患者去世后，我把玉镯还给了她的儿媳。但是，当时的情境令我永生难忘。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的从医生涯中，曾经救治过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小婴儿。孩子患上了百日咳，当时正处在痉挛性咳嗽期，一天中反复发作，每一次都会引起呼吸抑制。那天，从早上八九点到下午五点左右，一共抢救了这个孩子30多次。作为医生，当时，我还觉得这真是一个成功的病例。可是，在当天下午六点左右的那次抢救中，我们采取了一切能够使用的办法，比如人工呼吸、心脏按压、药物……最终还是没能把孩子抢救过来。看着年轻的母亲用一条很薄的兰花被把孩子紧紧包住，突然跑向护士室时，身为儿科主任的我也赶紧跑过去，结果看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那位妈妈抱着我们的一位护士，边哭边说：“孩子虽然没了，但是你们尽力了，我的谢谢你们！”说着便“扑通”给那位护士跪下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医患关系中的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应当更为主动地用心、用情去对待患者。第三件难忘的事是在一次快下班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正准备结束工作，回家给刚上小学的女儿做饭。这时，一位误服了药物的小患者前来就诊，孩子的家人非常紧张。我立即安排了洗胃治疗，在洗胃的过程中，孩子因为难受，比较抗拒，家属也很心疼，几次想要放弃洗胃。但是为了挽救患者生命，我仍不放弃，最终在我的坚持下，这位小患者转危为安。等到所有事情都忙完，我才下班回家。到家一看，女儿正躲在放煤的石头边等着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忍不住哭了出来，觉得自己作为医生能救别人，却呵护不了自己的孩子……我想不只我一个，我们所有从事医疗服务的人都会在照顾亲人与抢救患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患者，这是我们的职责。 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心中都要繁花似锦笔者：您当初为何选择学习儿科，作为儿科医生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您对现在的青年儿科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子有哪些寄语?路生梅：我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见习，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实习。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儿科可能相对于其他学科要好做，没有多想就报了儿科。但当后来真正投身儿科以后，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要把儿科做好、做精非常不容易。如今，从事儿科事业多年，我觉得儿科医师也要和其他所有的医务人员一样，要一辈子坚持不懈地学习。否则，不了解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那就真的很难开展工作了。医学在发展，也在不断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儿科也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解决新的问题。对于那些刚刚走上儿科医疗岗位的青年医师或者以后要成为儿科医师的同学们，我想说，儿童疾病不是成人疾病的缩影，儿科有很多自己的特点，要想做好儿科，还要善于和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沟通交流，对于一些特殊疾病，要把病情全部交代给家属，以适当的方式请他们配合治疗。作为儿科医师，面对的是一个个不断成长、不断发育的个体，必须考虑到孩子今后的健康，不仅要治疗他们身体上的疾病，还要传递正能量，治疗孩子可能在心理、精神层面出现的问题。基层医院的儿科不像大城市医院儿科划分得那么细，如果将来选择在基层医院做儿科医疗工作，那么在校学习期间，不仅要掌握研究方向上的儿科知识，还要了解更多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才能在实践中综合考量，做到游刃有余。此外，还要诚心诚意，用热情和自律来做好儿科工作。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儿科专业，就要坚定不移地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着做儿科医师的信念。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身处再困难的地方、再艰苦的环境，都要记住，你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我也想把这句话告诉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弟、学妹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可能遇到失败，也可能遇到不幸，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心中都要繁花似锦，始终朝着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去努力。 在佳县，生命不息，服务不止笔者：您已经近80岁高龄了，还在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吗？路生梅：我现在年龄大了，不过仍然会去义诊。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有两所县级医院，当初这两家医院都要高薪聘请我，我没有答应。后来，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老师的事迹感动了我。我就答应在这两所医院义诊，每周的一、三、五都会去，不收医院一分钱。县城地方不大，我又长期在那里居住，很多人都知道我住在哪儿，我的手机也从来不关机，谁问我的电话号码我都给。我认为，作为医生给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党员为党工作也没有退休年龄。“在佳县，生命不息，服务不止。”这是我许下的承诺。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姜俊吉

作为医者，她置身临床一线，用仁心和爱心为患者解除病痛，给予温暖；作为教师，她深耕教学科研，用使命和责任培育人才，传授知识；作为市人大代表，她勇担重任，用初心和使命增进民生福祉，建言献策。从医多年，一腔对卫生健康事业的热爱支撑着她秉承初心，勇毅前行。她就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教学部执行部长刘芳。 “很多基础病病情稳定的老年患者在不幸‘中招’（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出现了病情恶化的情况，让人很痛心。”北京市人大代表刘芳说。为此，在2023年北京市两会上，她郑重递交了“关于进一步发挥鼻喷新冠疫苗优势，推动老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建议，“希望通过推广，为更多的老年人筑起免疫长城。”勇担重任 积极建言2022年，得知自己获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刘芳既激动又忐忑，“感谢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把这份无上光荣的职责交给我。我顿时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一定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审议检察院和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讨论2023年北京市工作重点、财政预算草案……“最深切的体会是我们国家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刘芳说。北京市两会期间，作为医务人员代表，她在参与讨论时，围绕医疗领域的问题、难点，积极建言，最终关于完善分级诊疗机制、拓展互联网医疗应用等建议得到了采纳。心系患者 服务大局2020年年初，结束了24小时值班的刘芳，刚刚踏上春节期间返乡探亲的路途，得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医院需要紧急抽调人员支援发热门诊的信息，她立即终止休假，返回医院投入防疫工作。随着疫情的发展，医院急诊压力剧增，在医院的部署下，刘芳又紧急组建临时留观病房收治急诊危重症患者，带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加班加点，有效缓解急诊医疗压力。“不能因为疫情延误了患者的救治。”刘芳说。深耕临床的同时，刘芳也时刻把教育教学放在心头。“努力为‘清华新医学’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教学部执行部长、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刘芳积极组织并参与博士学位点申报、研究生导师遴选、八年制课程体系建设等多项工作，组织带领师资队伍开展各类示范教学及培训活动。“她的师德师风、医德医风始终感染着我，能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下学习成长，我深知自己是幸运的。”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2020级心脏内科专业学位硕士王秀娟说。作为一名具有2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龄的医务工作者，刘芳积极组织、参加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多次赴四川甘孜、内蒙古乌兰察布、新疆麦盖提、河南柘城等地义诊，受到当地医务工作者及群众的广泛好评。 耐心细致 给予温暖作为心血管内科医师，刘芳在心血管超声领域卓有建树，擅长结构性心脏病、妊娠心血管病诊治等。刘芳还兼任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超声心动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超声医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女医师协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她常说，“超声是心血管内科医师的一双眼睛，它能评估心血管结构、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助力心血管疾病临床诊治策略的制定。”和蔼可亲是院内同仁对刘芳的一致印象，耐心细致则是她在临床工作中的“医者名片”。每周二上午是刘芳为婴幼儿做心血管超声的时段，检查本是要求在安静的状态下进行，然而患儿大多都不能配合，甚至哭闹不止，刘芳常常要一边哄患儿，一边耐心地跟家长解释，同时还要配合孩子的姿势快速“抓拍”图像，及时高效作出诊断。　　一次，刘芳接诊了一位28岁的患者，年纪轻轻却拿着一大摞病历，走进门诊时一脸忧愁。原来他在一次体检时，心电图检查结果提示“心肌缺血”。这一诊断结果成了压在小伙子心头的一块重石，导致他整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发生心肌梗死甚至猝死。为此，他连续辗转就诊多家医院，虽然反复做了多项检查，包括心脏超声、24小时动态心电图，以及有创的冠脉造影等，都没能找到问题所在。刘芳接诊后，通过仔细问诊、查体，结合心电图及其他检查结果，考虑患者有可能存在非典型部位的心肌肥厚。刘芳为这位小伙子进行了心脏超声诊查，果然在心尖部发现了非常局限的肥厚心肌，考虑诊断“心尖肥厚型心肌病”，并告知患者目前没有血流动力学变化，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每年复查规律随访即可。这一诊断，有效解决了患者的“心病”。“一个诊断，为一个年轻人重启‘放心’的旅程，这就是医者的成就感吧。”刘芳说。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韩冬野

她潜心中医药教学工作近三十载，专注党务工作十余年，多年来将党务工作和专任教师“双肩挑”，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深受学子爱戴；她不忘初心、铸魂育人，引导学子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当好学生的引路人；她潜心科研，不断创新，获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获市级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她就是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研究生导师龚慕辛教授。 耳濡目染，童年时心底埋下医学“种子”笔者：什么原因促使您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龚慕辛：主要是高中班主任和父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也受到母亲职业的影响。我的父亲是一位铸造方面的总工程师，母亲是一名外科护士。母亲平时工作非常忙，身体又不是特别好，家里子女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父亲身上。记得小时候，父亲买回来活鸡，一边手里忙活着，一边还对我说，“生命多奇妙，你看鸡的肋骨，它天生长出的形态就能把心脏、肺这些内脏保护起来。”我当时就想，父亲不是医学专业，还能有对生命的赞赏。父亲还很敬重母亲的职业，时常给我讲起母亲工作中的故事。一次，母亲为一个从高处跌落的孩子处理伤口，平日里看起来柔弱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用镊子一粒一粒地将碎石子、沙子从孩子头部的伤口处清理出来。童年时期的耳濡目染，使得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对医者的崇敬，很早便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高中时，我属于理科生中又比较喜欢文科的学生，我的古文学得不错。要填报高考志愿了，班主任汪桂莲老师认为我喜欢传统文化，适合学中医。父亲觉得我不太擅长同人打交道，“那就学中药吧，主要在实验室里工作，可以同物打交道。”就这样，我选择了中医药专业，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锲而不舍，三次考研终上榜笔者：能同我们分享下您的求学经历吗？龚慕辛：我的本科时光是在北京中医学院度过的，当时在中药专业，选的是中药制药方向。大学最后1年，原本已经被推荐免试读研究生了，结果临近考试前3天，才被告知这一批推荐免试的学生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读研。由于备考时间太仓促，我们那一届没有一个推荐免试的同学通过考试。毕业后，我回到老家，在基层医院当了一名中药师，负责在药房里调剂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从3年基层的实践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还需要继续学习，就下定决心要考研。考研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把毕业那次考研算作第一次的话，之后我又考了两次才考上。几经周折，我终于在1993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机缘巧合，我在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做了一名老师。2001年年初，学院并入首都医科大学，我成为一名“首医人”。2006年，在忙于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同时，我响应学校的号召，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进一步深造。 桑梓情深，最忆是师恩笔者：在中医药专业领域，哪些人对您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龚慕辛：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位是本科时教我中药学的常章富老师。当时，我是中药学的课代表，同常老师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常老师的课讲得特别“活”。常老师在学校里教书的同时，也在医院出诊。他讲授知识的时候，经常将实际案例融入教学过程中，对于知识点也总结得非常到位。考研过程中，常老师也给予我很多帮助。考研失利时，他鼓励我别放弃；考研成绩出来后，他又积极帮我联系合适的导师。另一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硕士导师朱甘培老师。朱老师本身是学生物学专业的，研究药用植物，对我最大的锻炼就是完全放手让我做。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还要经常向人请教。这对于原本性格内向的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也正是在同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我的性格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还有一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药质量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王智民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考博的时候，研究方向从制剂跨到中药化学，是王老师给了我读博的机会。包括后来我做关于吴茱萸汤的研究，都是在王老师那里研究的延续。从三位恩师身上，我看到了教师应有的样子，更加理解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深刻内涵。如今，身为教师，我也在追随他们的脚步，希望能够言传身教，给予学生们更多的知识与关爱。 有教无类，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笔者：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哪件事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龚慕辛：记得有一年，我同时承担本科和专科学生的教学。一次在课堂上，有个专科班的学生主动提问说：“老师，您刚才讲的栓剂特点，我突然想到，像妇科的肿瘤是不是也可以用栓剂进行治疗呢？”大家普遍认为，本科生比专科生基础好一些，但是这位专科学生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教育应该“有教无类”，作为教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实际上，很多原来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出色的学生，毕业后也有很好的发展。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笔者：在学生的成长路上，您是如何给予引导的？龚慕辛：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师者所有外在的努力还需要学生内化、实践，才能变成真正的本领。我们教师在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上能做的只是创设情境、提供条件，向积极的方面影响和激励学生。我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有时学生的作业会被退回返修三四次，小到标点、错别字，大到回答不妥当的地方，都要修改。实验课上，我也会要求学生自己分析实验的步骤，严谨地按照操作手册来做，一般第一次我来示教，第二次学生自己做，第三次就进行考核。下次课，我还会对上次的实验报告存在的问题、做得好的地方进行总结，目的是强化学生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锻炼规范操作的动手能力。要求学生做到的事，首先要自己先做到。每个假期，不论是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还是研究生开题，我都会让学生广泛查阅文献。而我只有比学生看得多，才知道他们到底看没看，看得够不够。通常一个假期就要看很多文献摘要。虽然不是每个细节都知晓，但是通过摘要就能了解到学生是否看全。如果学生准备不充分的话，我会把下载的文献摘要标注后分类提供给他们，告诉他哪些地方没查到。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有时，学生们不太理解，会觉得我太严苛，但是等他们工作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老师这样做是对的。有位研究生工作后跟我说，“老师，上学的时候您就经常跟我说要提高效率，我始终没改掉拖沓的毛病。现在工作了，自己经常加班，才后悔当初没听您的劝导。”我现在也经常把这件事分享给我的学生们，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当学生心里有“疙瘩”时，我经常会找他们到我办公室单独谈心，往往在严厉批评后再加以真诚的鼓励。我觉得上大学、读研究生这个阶段，是最好的奋斗期，应该全力投入。尤其是女生，未来还要经历结婚生子，承担更多责任，干扰事业发展的因素会更多。如果这个阶段没有把握好自己，丧失进入更高平台的机会，把时间白白浪费掉，非常可惜。在学院学生求职的时候，我会帮助他们做职业指导。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我考取了全球职业规划师、劳动部职业指导师资格，可以从专业角度对学生们进行测试并解读，再结合他们的个人特质，以及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进行职业选择。我觉得，人有多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但对于什么是该做的事，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就我自己而言，很欣赏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做大事，那么就怀着大爱做些小事。” “点燃”学生兴趣，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笔者：您认为当今的大学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龚慕辛：我觉得做一名好老师，首先一定要把课讲好。当老师要靠自己来“修行”，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互联网时代下，学生们查阅信息更便捷，老师就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完善自我。其次，要“点燃”学生学习的兴趣。课堂上，真正能跟着老师思路走的学生，最多三分之一，那剩下的学生怎么办？就需要教师用自己的好奇心去感染学生，“点燃”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开拓他们的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人成才，成为各具特色的人才。再次，培养创新精神，课上要给学生“留白”。作为老师，不要在课上繁说细讲，应当留给学生更多思考的空间。老师可以提出问题，不同基础的学生回答是不同的。再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设定一个高度，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同时，对于创新精神的理解，也不应过于狭隘。不一定只有产生智慧的火花才是创新能力，如果对一个具体问题能有些新的解决办法，也是一种创新能力。毕竟我们培养的学生最后走上社会，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劳动者，但是普通劳动者也需要这种创新能力。 不能用一种医学的长处来否定另一种医学笔者：自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医和西医就一直存在争论。您对中医怎样理解呢？龚慕辛：中医不同于西医，中医不仅是治病的学问，它天生就具有哲学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中医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等方面更具有指导意义。中医讲求凡事要适度，就是“中”。比如，中医治病的时候会告诉患者，吃了药病好了七八分后就不能再吃了，需要靠身体天然的调整恢复正常。我觉得，这里面就蕴含着哲学层面的认识。中医认为，疾病就是一种不平衡，经过调整达到平衡就可以了，不必要非把病菌消灭。中医治疗疾病是“一人一方”，在中医里有“同病异治”，也有“异病同治”。比如，老年人、中年人和孩子都患了风寒感冒，但由于患者体质、生病的季节、所处的地域不同，用药也不同。所以对于中医，很难全用现代科学的“实验可重复性”进行评价。实际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我们不能用一种医学的长处来否定另一种医学，中西医的融合能带给中国百姓最大的福祉。 将中医药事业传承好、发展好笔者：入行近30年，您怎样看待中医药？龚慕辛：我觉得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越学越觉得宝藏丰富。不仅仅是理论上，还有治疗疾病的药物及方式，甚至包括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就像我现在研究的吴茱萸汤，实际上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一个经方。当我们用现代的医学理论去阐释它的时候，会发现古代先贤，在当时没有病理学、化学这样一些现代学科的背景下，仍秉持医者仁心、躬行实践，对疾病的认识、用药的方式方法却达到非常精准的程度。可能短短两三行字，仔细琢磨，都有非常深刻的道理。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伤寒论》，但在做过研究后，又会有很多新的体悟。中医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瑰宝，我们要将中医药事业传承好、发展好。 把控品质，让中医药走出国门笔者：可以给我们介绍下您目前进行的研究吗？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启发？龚慕辛：我觉得做中医药领域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传统中医药蕴含的科学内涵，先阐释清楚原理，再进一步优化。以我目前在做的吴茱萸汤研究为例，吴茱萸汤是治疗虚寒性偏头痛的经典方剂，在我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使用历史，不仅中国人在用，日本人也在用。我们研究团队经过动物实验筛选优化出吴茱萸汤中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入血，在脑中分布也很少。一般的观点会认为，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必须被吸收进入血液一定量才能起效，如果进到血液中很少，更难进到脑当中，怎么能治疗偏头痛呢？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吴茱萸汤可以通过作用在肠道，升高血液当中的神经递质，再抑制三叉神经节中与痛觉敏化相关的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释放，治疗偏头痛。原理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标准化的工作。即便每味中药的克数相同，由于药材的产地不同、采收季节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也会导致药效千差万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药的时候，进行科学的优化，确定每味药有效成分需要达到的标准。把控药材品质，才能保障中医药走出国门，在国际上真正得到认可。 促进中西医结合，努力实现弯道超车笔者：谋划好“十四五”发展蓝图，在学校迈向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学院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龚慕辛：学校擘画了“十四五”发展蓝图，中医药学院也制定了学院的建设发展规划。在中医药的发展历史上，医、药是不分家的，像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学名家，都既是医学家，又是药学家。未来，学院将充分发扬医药融通的传统，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让学中医的同学通晓药理，让学中药的同学也打好坚实的中医基础，培养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在学科建设上，利用丰富的临床资源，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争取在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及中医药的基础研究方面作出新突破，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调动更多老师，一起倾心培养学生笔者：多年来，您都是党务工作和专任教师“双肩挑”，还曾是学院承担授课门数和课时量最多的教师。您是如何做到兼顾教学、科研，同时又做好学院的管理工作呢？龚慕辛：每当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多时，我就会想起父亲曾经说的，“人干不同的事情就是一种休息”。比如，我忙完行政工作，再去做些教学方面的准备，换下脑子就是休息。我很喜欢给学生上课，当自己特别累的时候，我会首先选择备课来缓解疲劳。我一直相信教学工作是，教师有一分用心投入，学生就会有一分长进。在我看来，行政工作对于教学科研也是有促进作用的。作为一名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有限的，而作为一名学院的管理者，可以调动起更多老师的积极性，一起倾心培养学生。 沉下心来，甘坐“冷板凳”笔者：新征程新挑战，您对从事中医药领域研究的青年教师有哪些期待？龚慕辛：生命科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科学，想要做出真正的大成果，必须下一番苦功夫。希望青年教师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甘于坐“冷板凳”。研究时不能避重就轻，什么热门就做什么，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解决的不是真问题。要树立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直面领域内的最根本问题，解决行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要觉得难题像大山一样高就畏难，哪怕把大山撬下一块碎石来，那也是解决真问题。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姜俊吉

编者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他一生坚持的梦想，“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他始终秉持的信念，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以下简称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带领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走向国际前沿的吴昊。他攻坚克难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延长近40年，让众多家庭重获温暖与希望；他用行动践行着传染科医师人文关怀的职责，守护并援助每一颗脆弱的心；他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危受命，毅然奔赴抗击疫情第一线。他持之以恒精钻医术，心怀人民弘扬医德。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时，他说：“多读书、读好书，用自己所学，拯救更多的患者，这会让我们受益一生。坚持对医学的热爱与崇敬，做一位勇于担当的医务工作者，在平凡中追求卓越，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童年慰藉与家庭教育“我母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早也是最好的老师。”我于1959年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市，小时候我在母亲身边长大，她是镇上中学的校长。童年时代，我的伙伴都是比我高几届的学生，他们教会我下棋、剪贴报纸、吹拉乐器，还有各类体育运动。在乡野间的生活丰富有趣，童年的快乐奠定了我的性格基础。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在童年时就阅读了“四大名著”和《艳阳天》等中国小说，到高中后又阅读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增长了我的见识，无论是对我后来的考学写作，还是对我思考方式的形成都大有裨益。作为医生，阅读使我对自身的认知、对科研的掌握、对医疗的看法、对教学的理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父母的教育理念是主张孩子应该以鼓励为主，而不是打压式教育，他们不会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他们希望我能够一直保持谦虚而自信的状态，努力学习，认真掌握知识，长大后能够为祖国作出贡献，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会敝衣粝食。我母亲更理解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希望我能读大学，她认为大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母亲的鼓励和指引开启了我的人生之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在大学时代养成的重要习惯是多读书、读好书，这个习惯对我的一生都有帮助，大至看病，小至做讲座，我都有提前翻阅群书的习惯。”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当时毕业生的去向是当兵或者下放工厂，工农兵大学生一定要工作两年以上，才有推荐资格报考大学。我在工厂做了两年工人后，于1978年考上徐州医学院（今徐州医科大学）。我在学校报考和专业选择方面听取了父母的建议，父母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教导我，认为学医能够对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医学院。上大学后，每个同学都努力学习、看书，我也同样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大学5年时间，我有4个暑假都没回家，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学习，回想起来当时已然是废寝忘食的状态。此外，我课后还经常去图书馆，把老师讲解知识时涉及的有关图书全部借过来阅览，如果找到了一本好书，学习起来就会更得力。记得高中时我们班有位同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总能在全校200多人中考第一名，他的学习方法是提早启动、尽早复习。当时我们的课业负担很大，上完自己的课都很不容易，他却能在高考前提早一年半开始复习，反复做模拟试题，最后在高考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他身上，我领悟到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提前作准备，当你有准备的时候，成功的把握会更大。 开启传染病事业“有些人会认为从事医学事业很艰苦，但我不觉得，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我认为医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淮安市传染病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在大学时，传染病学只是基础科目之一，工作之初我又认真全面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巩固传染病学的知识。1990年，我在首都医科大学攻读传染病学硕士研究生，师从汪俊韬教授，学习传染性疾病的诊疗技术，当时主要是肝炎方向。汪俊韬教授曾说：“临床专家分两类，一类专家能看病，但是说不出来是什么病、为什么能够看好；还有一类专家，不仅能看病，而且能够说出来是什么病、为什么用这个治疗方案能把病治好。第二类专家更难，更需要巩固夯实基础、全面地掌握知识。”为此我经常抓住琐碎时间学习。我当时从事的是肝炎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华内科杂志》刊登有肝炎指南，我就在晚上值班时抽空对指南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我之后的肝病诊断治疗很有帮助。创新艾滋病诊疗模式“我们的治疗水平接近国际水平，能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延长30年到40年，比预计寿命仅缩短10年。”为适应新形势下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的需要，我由肝炎临床和基础研究转向了性病和艾滋病研究。2000年，北京佑安医院成立感染性疾病科，我担任主任。2002年，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实验室成立，我担任负责人。2005年，我申请课题时，产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的初步想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科研水平比较薄弱，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主要是以关怀为主。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病患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生命基本只能维持3年左右。最初，我们接触的患者一般都是很快就去世了，后来能活几个月。但随着治疗药物的变化，根据个体差异制定医疗方案，并利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用“唐草片”作为临床中成药，目前已能够使感染者的寿命延长30年到40年。由于艾滋病位居全世界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之首，国家非常支持艾滋病实验室的建设。为了加强艾滋病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于2016年牵头建立了北京市艾滋病重点实验室，开展了性病、艾滋病的病毒载量、耐药检测等新技术的研究，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深知现代医学发展不仅要求临床诊疗水平不断提高，消除艾滋病歧视也非常重要。尤其相对于其他疾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具有特殊性，在医学诊疗上现阶段无法治愈，并且还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为此，“北京佑安爱心家园”建立了新型医疗护理模式，主要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更全面的帮扶，减轻感染者在社会中所面对的各种压力。我的妻子也从事传染病临床研究，深知我国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因此她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鼓励。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也是我不断探索前进的重要动力。 临危受命　守护SARS病房“接到指令后，我第一个走进了SARS病房。我当时预判，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病毒还是可防可控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由广州开始，蔓延到北京后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北京佑安医院迅速进入了“备战”状态，我身为感染科主任，担任了北京佑安医院的防疫总指挥，主持SARS的救治工作。接到指令后，我第一个走进了SARS病房。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由于一直在传染病医院工作，防护措施非常齐全，我当时预判，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病毒还是可防可控的。而且我认为自己身体也不错，即便感染了也不一定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的情况比我们预计的更加严重，最初的救治过程很漫长，对于治愈标准也不确定。收治的病患主要是疑似感染者和已经感染的医务人员。我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佩戴着口罩，每天大约有10个小时都在病房里奋力抢救重症患者，为患者一一制定诊疗安排，同时还要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心情。我还向患者公布了个人电话，24小时随时接听。可喜的是，经过几天对治疗方案的摸索，我们总结出了SARS诊疗常规和出院标准。2003年4月9日，被治愈的SARS患者从我们病房走出，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舞！随后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康复。也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我，我将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平凡中追求卓越“科普不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已经发生的疾病也能够通过科普获得更好的治疗。通过科普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还能够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从医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医学事业是我最好的选择。与同行交流时，大家都认为即使自己会因高强度工作而疲惫，但能够为患者解除病痛，还是非常欣慰的。近些年，我一直专注于精进自己的医学水平，特别是现如今互联网教学完备且便捷，我时常强调要保持勤奋，利用琐碎时间加强学习，做到“苟日新，日日新，月月新”。医生除了救死扶伤的职责外，还应积极参与到健康维护、疾病预防、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全过程中。我时常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科普教学，教授大家如何预防、诊断、治疗艾滋病等疾病。科普不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的疾病也能够通过科普获得更好的治疗。通过科普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还能够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作为医生需要有医者的担当和责任。我们不是华佗，也不是扁鹊，不会具有超出常人的诊断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可以在治病时保持100%的责任心，可以在病房里24小时守护着患者。作为一名医生，只有勇于担当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才能够在平凡中成长，在平凡中追求卓越。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吴 昊

作为一名精神病学的医者，曾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区主任的常锦如一直在强调人不仅要有强健的身体，更要有健康的心理，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她的一生从精神病学到儿童心理健康，在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兴趣所在。她认为，一个患者就是一个故事，只有治愈患者，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回到学校，才能为故事画上完整的句号。回顾自己的从医生涯，她说：“从事儿童心理健康虽然是平凡的岗位，但是职责神圣。我将终生关注儿童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降低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减少患者和患者家庭的痛苦，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幸运和努力并存“县里的中学离家有15里路，我每星期从家里去学校时都会背上粮食和煮熟的老玉米，这样可以节省伙食费。”我的家乡距离西柏坡很近，小时候，由于宣传队经常在村里宣传“男女平等”“女人也顶半边天”，使我们这里很多女孩子都有了入学识字的机会。虽然当时我年龄比较大，但还是跟着大家一起上学识字，并跟着解放军一起积极开展生产建设，我也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教育。上中学时，县里的中学离家有15里路，我每星期从家里去学校时都会背上粮食和煮熟的老玉米，这样可以节省伙食费。中学毕业后，我幸运地考上了北京的卫生学校，在当时拮据的家庭环境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医学。首先，我的父亲因为缺医少药去世较早，所以我想学医回来给村里人治病，让这种悲剧不再发生。其次，在我上中学之前，村里有几个姐姐小学毕业就离开家乡去参军，她们的经历激励了我，我也开始渴望离开家乡出去闯荡。就这样，我作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决定。来到卫生学校后，我怀着强烈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担任了学生委员和生活委员，并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让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增加了一份使命感，让我懂得要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初到岗位的压力“当感受到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后，我才深知任重而道远。”1958年毕业后，我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当时我怀着欣喜之心服从安排，但没想到从医院环境到治疗患者，我都无法完全地适应这份工作。首先，从医院环境方面来说，由于读书期间我经常到积水潭医院实习，看到了那里具有规模化、系统化的医疗环境。所以，我以为北京安定医院也具有同样的医疗环境，但没想到当时的北京安定医院办公场所只是一栋平房，设施简陋，甚至缺医少药，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其次，在治疗患者方面，由于患者大多数采取以“利血平”为主的单一药物治疗，副作用很大，主要表现为患者时常不自觉地流口水，所以病房的场面会令人感到恐惧。当老师带着同学们进入病房工作时，我却始终不敢进去，常常在楼道徘徊很长时间。此外，不只是工作压力，我还面临着社会压力。由于那时大多数人缺乏对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所以会对我的职业存在偏见。每当我从宿舍走去医院时，总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这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心理负担。但也正因如此，在同时感受到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后，我才深知任重而道远。正确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赶上医疗改革的东风，真正开始热爱精神病学。老同志的敬业精神也让我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做一名兢兢业业的白衣天使。”我对精神病学逐渐从陌生转为热爱，主要是因为经历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我有幸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1959年，医院安排我到民兵方队接受检阅，面对这样的机遇我倍感自豪。我们为此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和热情，每天都在太阳底下艰苦训练。检阅当天虽然距离天安门城楼较远，并且纪律要求走正步期间不能东张西望，但我的内心还是深受鼓舞。这次经历也成为我一辈子克服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源泉。第二件事，老同志的敬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老师姜佐宁带我们去查房，正当姜老师给一位患者做检查时，另一位患者突然从后面冲过来，将一碗面条倒在姜老师的脖子上。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受到了惊吓，唯独姜老师继续从容地为患者检查。等到全部检查完毕离开病房后，姜老师仍旧和蔼地讲述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告诉我们如何在做检查时保护自己，并告诉我们一定要确保患者永远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还有位护士，在给患者喂饭时，手指头被患者咬掉了，但她在康复之后依旧毫无怨言地继续为患者服务。每当看到医务人员对患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有一次，一位身患癔症的患者病发时打了我，等清醒后却主动向我道歉。我深知精神科的医务人员要有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所以我原谅了他。就这样，我逐渐懂得要用大爱来面对自己的职业。第三件事，我到医院不久，刚好赶上当时的医疗改革，主张解放思想、解除约束，让患者过上正常的生活。由于精神疾病患者心里并不承认自己患病，攻击性较强且抗拒治疗，所以，以前的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会受到约束。解除对患者的约束后，我们开展了包括工娱治疗、心理治疗等在内的综合治疗。这不仅让病房重获安静，护理工作变得更加有条理，还极大地改善了医患关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积极参与综合治疗，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努力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每当看到有患者痊愈出院回归家庭和社会，我都感到无比欣慰。向儿童心理健康进军“因为儿童的心理比成人更加复杂，所以幼年时期心理有障碍往往会毁了一生。”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当时，我挑选了一批具有爱心、细心和童心的医师，建立了集家庭、学校、医院于一身的综合性儿童病房。我们组建了一个关于儿童多动症的科研课题小组，对104例临床病例进行分析与研究，研究成果被原北京市卫生局评为科技二等奖。虽然起步不错，但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儿童心理治疗和成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属于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我们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摸索，首先在儿童患者的确诊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儿童的抽象思维较少、形象思维较丰富，儿童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有其年龄的特征，不同年龄儿童的同一种表现，在诊断上是有所差别的，有时被认为是病态，有时则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大多数情况下，儿童的表达能力较差，需要医师更加细致入微地去观察，这比治疗成人患者更困难。所以在确诊时就需要医师具备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不能因为误诊给儿童造成更多的心理伤害。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需要培养健康的心理、坚强的性格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才能成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是孩子活动的主要场所，父母和老师对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儿童心理治疗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和家长、老师的沟通与配合。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他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在家里发脾气时，常用打滚的方式表达不满；在学校受到老师批评时，他就在卷子上画叉。经过我的观察与了解发现，老师为了督促孩子写作业曾说过一些让孩子深感恐惧的话，所以孩子经常逃学躲在家里。我在协调沟通之后，建议家长改变环境和教育方法。经过医患之间不断地沟通与治疗，后来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稳步提升，人格也日趋健全，如愿考上了大学。从医数十载，我看着医院从单一的男病房、女病房，发展到儿童、老年、司法鉴定等不同的科室，不断制定更细致精准的治疗方案，医护教研也不断得到推广，医院的这些变化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儿童心理健康事关孩子的一生，每当看到他们走出阴影开启健康乐观的生活，我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和骄傲。学习、实践、思考是创新的基础“精神检查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是我从数十年如一日在病房中和同事、老师们并肩作战中获取的。”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师，需要活到老、学到老，更需要走在工作第一线，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北京安定医院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无法通过片子和化验看出病症，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患者把症状暴露出来，再通过逻辑、推理、判断等抽象思维来确定病情，所以整个过程难度较大。我始终都在临床中不断地积累着经验，并持续学习。我自己多年来总结出的诊治黄金法则就是“要会说精神疾病患者的话，要会和患者交谈”。如果直接表示患者有病，那他可能会感到被加害。但是，如果我们顺着患者说话，明确症状后再进行治疗，同时与家属合作，就有助于患者快速康复。我还因为提出这种人性化的诊治方案而参加了中美精神病学新进展学术会议，代表中国医师介绍国内儿童精神病学的最新成果。时至今日，精神卫生已不再受到误解和歧视，并在很多突发事件中，如在汶川特大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中，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精神卫生工作已经走向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如今各行各业都注重心理咨询和精神卫生，很多单位都设立了相关部门，我认为这是精神卫生在我国发展的巨大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胜于蓝。新时代，对医疗水平的要求更高。我期待青年医者传承老一辈的医德，不仅要爱岗敬业，还要充分热爱与钻研医学，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常锦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是位眼科专家，从医数十年来，他以精湛的技术让患者看到保留光明的希望。天道酬勤，出身农家的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路求索，学到了一身过硬的技术。留学归国，他将世界一流技术引进中国，让无数患者继续见证这美丽的世界。他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眼科医疗，十余年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他一路走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赤子之心，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回顾从医生涯，他说：“医生不需要什么回报，我常常被患者感动。每当患者复明，能亲自走来跟我说，‘医生，我能看得见了，你看我自己来了’，我都觉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让我在从医的道路上继续克服困难、坚定信念，做一名好医生。”桐城寒门读书郎 “父母这种终身学习、终身钻研的意志和品质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是激励我坚持研究与学习的重要精神动力。” 我老家在安徽桐城，父母都是农民，应该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尽管家庭条件比较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但父母依然省吃俭用支持我读书，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我的父亲是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不苟言笑的人。像大多数父亲一样，他总是默默地支撑着家庭的一切。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着最多的体力劳动，默默地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条件。我儿时的日子十分清贫，冬天要上山去打柴，父亲认为小孩挑担子会影响身高，所以从来没有让我挑过柴，对我十分关爱。直到现在，他对于我来说都是强大的精神支柱。 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是一个善于经营生活的人，在我们家乡方圆几十里内，母亲是出了名的能干。在粮食紧缺的日子里，无论盛夏还是严冬，母亲种植的蔬菜成为家里不可多得的加餐来源。另外，母亲手巧，周围村子婚丧嫁娶所需要的鞋子都会交给我母亲制作。虽然日子很苦，但是在母亲的操持下，我们家几个孩子仍然度过了相对美好的童年时光。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一句话：“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农民就要把种地做到最好。”在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下，母亲的种植技术几乎是村里最好的。母亲这种乐观善良、勤俭上进的品质，对我的求学生涯影响很深。 虽然母亲渐渐老去，但这种好学上进的品质依然没有磨灭。她80岁开始学写字，身体力行地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终身学习、终身钻研的意志和品质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是激励我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与学习的重要精神动力。少年立志出乡关 “当时我单纯地希望能用一辈子时间去当一个好医生或者一个好老师。非常幸运的是，我正在用一生去践行理想。” 我的求学经历既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时代际遇的选择。我读小学时，初中教育逐渐普及到乡镇，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就被招入了初中。读初二时全国恢复了高考，我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突然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经过刻苦学习，我成功考取了桐城中学，已然是那个年代小村庄里罕见的知识分子。 桐城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教学质量过硬的重点高中，在当年就有80%的升学率。我在桐城中学读高中时的目标就是要考上重点大学。参加高考那年，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420分，我考了427分，选择了医学，并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医学生。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想起了父辈病弱的身体，眼前浮现出村里“赤脚医生”的身影。农村非常尊重基层卫生工作者，无论谁家有病都去喊“赤脚医生”，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医生能治病救人和救死扶伤。我很幸运地通过高考实现了梦想，并正在用一生去践行。 我本科期间的专业是临床医学，大学期间始终埋头学习，所以成绩比较好，每年都能拿奖学金。在毕业面临统一分配工作时，我可以自由挑选。当北京同仁医院来学校挑选优秀毕业生时，该院眼科杰出的医学成就，吸引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其作为自己的从医方向。塞纳河畔学技术 “我发现法国人做眼部肿瘤手术不像我们必须将患者眼球摘除，他们可以实现保住眼球的同时‘消灭’肿瘤，我当时就立志要缩短这种差距。” 20世纪80年代，北京同仁医院准备和法国医院合作，建设中法友好医院。1994年，我获得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感觉中国和外国的差别真的太大了。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巴黎的时候，连飞机上的安全带都不会系，更不用说使用巴黎的各类现代化设施了。当时法国医院里用的很多医疗器械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了，我在旁边看着特别心疼，就想办法回收。有位护士跟我关系很好，就帮我把那些器械都清洗消毒干净，包好了给我，我回国时就带回了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儿”。这只是当时中法差距的一个小方面，至于大型医疗设备和诊疗水平的差距就更加大了。我立志要缩短这种差距。 我所在的医学院文献资料非常丰富，所以，除了出门诊和有手术工作安排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图书馆度过。图书馆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地方，那时候国内要想获取国外的一些资料很不容易，无法用昂贵的胶片相机将整本书全部拍下来。图书管理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免费帮我复印书籍文献，对我帮助甚多。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几乎天天都在观摩玻璃体手术，后来我发现法国人做眼部肿瘤手术，不像我们必须将患者眼球摘除，他们可以实现保住眼球的同时“消灭”肿瘤。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使我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知识，也给我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启发。结束为期1年的留学生涯后，我回国后的5年间都在整理我的所学，并将其应用到国内的眼科实践之中，以此来不断缩小中外之间的差距。光明送进千万家 “这么多年来，我在眼科领域没有多少贡献，但有一点贡献足以使自己心安理得，那就是我让中国黑色素瘤患者不用再摘眼球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获得光明。” 黑色素瘤是恶性程度特别高的肿瘤，如果患处在眼睛的话，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把眼球摘除，其后果就是以失明的代价保全生命。我回国后首先要攻破的难关就是在实施眼部黑色素瘤的手术治疗方案时，争取以不摘除眼球的方式医治患者。经过反复的试验，我最终研究出一套通过玻璃体手术来做肿瘤局部切除的方法，而且做得比外国人更加精细、更加成功。这一手术为患者带来了福音，缩短了我国与西方眼科手术之间的差距，令我感到格外骄傲和欣慰。目前这一手术已经趋于世界领先水平，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我为自己的医疗成果能够赢得患者的尊重和信任而感动。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17年的一天，204位黑色素瘤患者集体做了一面3米长的大锦旗，上面写了一首诗，还有每一位患者的签名。这其中有几位患者的肿瘤都已经转移了，生存期只有半年左右，但依然派代表到北京将这面大锦旗送给了我，令我深深为之动容。 由于上述手术治疗方案特别复杂，很难在全国的医疗机构普及，为了减轻更多患者的痛苦，我又花了20年的时间去做保眼的另外一个治疗方法——巩膜敷贴放射治疗。黑色素瘤对放疗很敏感，回国后我就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专家们一起进行逆向工程仿制。后来，当国产的巩膜敷贴器逐渐普及后，这种新的保眼治疗方法就成了治疗黑色素瘤的首选方法。现在，这种治疗方法基本实现了全国普及。 经过20余年的实践，中国人的黑色素瘤治疗现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基本实现了和世界一流医疗水平一样的治疗水平，甚至术后效果更佳。随着该项治疗方案的普及，全国眼部黑色素瘤患者除了来我们北京同仁医院外，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接受这种治疗方式。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广济天下患者心 “在我们的努力下，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眼科中心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经过多年的扶持发展，该眼科中心可以保证藏区的绝大部分眼科疾病在西藏就地解决。” 除了在北京的医院工作之外，我还致力于改善基层医疗卫生状况。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而且每年都会“三下乡”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服务，所以深知农村的医疗状况。 由于每次下乡只能接诊一小部分患者，对当地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做得还不够，从那时起我便立志要为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整体医疗水平而努力。要 让当地人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最重要的是提升当地医师的治疗水平。 最近20年来，我们组建了一个同仁眼科讲师团，每年都会去边远地区详细了解当地医师面临的困难。缺技术，我们就进行技术培训，为当地医师进行手术示范、现场教学培养。通过我们的付出，当地医师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真正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04年，我第一次去西藏就觉得一定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看病，这是我当时一个最大的愿望。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确实有待提高，有的老百姓无法用普通话交流，去内地看病总会遇到各种障碍。 我从2009年起就致力于视觉健康公益事业，2013年借纪念北京同仁医院老院长张晓楼诞辰100周年的机会，我发起成立了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两大目标：一是基层医师培训，二是留守儿童视觉健康。这个基金会成立以后，吸引了很多社会力量的关注，后来影响力扩大到了全社会。儿童视觉健康在社会得到推广之后，我们开始在西藏筹建眼科中心，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并向社会征集资金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眼科中心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在我们的持续努力下，该眼科中心可以保证藏区眼科患者的绝大部分疾病在当地解决。 在我从医35年的职业生涯中，党和国家给予我很多荣誉。在这些荣誉里面，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白求恩奖章，这是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最高奖励；另一个是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当时是互联网评选，能直接体现全国老百姓的认可程度，为此我很自豪，并且愈发觉得自己是一名能够经得起考验、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光明大使”。我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必须在一线工作中通过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积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一本书一本书地阅读，在点点滴滴的努力中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用一生的信念去追求。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魏文斌

钱渊是我国儿科病毒研究方向的知名专家，她具有扎实勤恳的工作态度、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她将自己的美好青春奉献给了儿童病毒学研究事业。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她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回报祖国，不停钻研为人民造福；作为一名导师，她严格要求，注重交流，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实践。她不骄不躁，从不懈怠，一步一个脚印，誓言要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医疗环境，为祖国的未来保驾护航。回顾自己的儿科病毒研究生涯，她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为此脚踏实地、矢志不渝地创新，是儿科研究者刻不容缓的使命。” 上山下乡　磨砺成长“我生在上海，父母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正直、诚实，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一生的信念和追求。”1967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母亲觉得我身体素质不好，从小有胃病，不舍得我去农村插队落户。但父亲则教育我应该主动接受锻炼，开拓视野，给自己一个锻炼成长的契机。最终母亲妥协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主动报名插队落户。上海市政府在开展上山下乡以前，组织知识青年各学习一门技术，希望我们能够到农村发挥自己的专长。我当时很幸运地被分配去学医。在这3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各科轮转，了解了传染病、儿科、妇产科等科室的医学知识。与此同时，我还有幸亲眼看到医师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从实践的角度去学习如何治疗。经过短期训练后，我跟随大部队开始了艰辛的下乡锻炼和医疗卫生服务。由于路途遥远，我只能通过写信与家人联络。无论我向他们倾诉什么难题，父母都会不厌其烦地回信，给予我成长的智慧和勇气。这些书信往来所传递的人生信念和家国情怀，对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受过短期医学训练，当地的老乡和他们的孩子有一些头疼脑热就会来找我看病。但我并不是脱产的“赤脚医生”。我白天跟着生产队一块儿下地劳动，到了晚上才会去给他们看病。后来公社卫生院给我配了注射器后，我还会给他们进行输液治疗，深受当地老乡的欢迎。我开始爱上了这一行，从中体会到减轻患者痛苦的快乐。东北的冬天夜晚长，时间充裕，我就用来自学。我向周围的人借来了高中课本学习，有问题就去请教当时来到农村的高校老师，他们非常愿意教我。后来我参加高考，被吉林医科大学（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录取，成为一名医疗系的学生。毕业后我做了将近3年的儿科医师，接着又考上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首都儿科研究所从事呼吸道病毒的研究。海外深造　报效祖国“在国外第3年的时候，正好是科研积累最多、能频繁发表文章的时候，而且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访问学者合同还没到期。但我还是决定回国，把高科技实验室建起来，为研究所提供一个优秀的基础研究平台，带动国内儿科研究的发展。后来有人问我后悔回国吗？我说我不曾后悔，因为从我出去学习时就打算要学成回国的，没有想过不回国。”工作几年后，我主动申请去海外继续深造。1988—1991年，我在美国NIH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从事轮状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国际上对新发现的人C组轮状病毒的分子结构和序列还不清楚，我作为访问学者被安排到这个研究课题组。接到任务后，我需要独立设计方案，仔细、规范地做好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国际上建立了C组轮状病毒的基因文库，并确立了该病毒具有抗原活性的结构蛋白编码基因，同时也证明感染人与猪的C组轮状病毒有很高的同源性。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轮状病毒的基因型别，这个成果也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后来被国外学术杂志广泛引用，并被收入美国病毒学权威著作和病毒性腹泻研究的相关专著。在第3年的时候，我和NIH的合同还没到期，但我收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领导的一封信，希望我能尽快回国，参与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的申报工作。我最初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对我来讲，能够回国参与申请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而且这对我们研究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当时没有犹豫，既然有回国的契机，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在我和所里几名回国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很快成立并投入使用，还成功申报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后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科研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儿童病毒感染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方向，也是我无数心血浇灌耕耘的花园。我最在乎的是我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真正造福于儿童、有益于我的祖国。”在我们实验室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始终要求大家关注时代社会的发展，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要让科研成果切实为儿科临床服务，让研究方向切实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家国情怀的熏陶下，我们的实验室在数次大型传染病暴发的紧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获得流行病相关的信息，比如像儿童重症手足口病、甲型流感H1N1等，我就会组织大家把对应的研究方法都提前建立起来。在这种防患于未然、与社会需求息息相关的科研指导思想下，我们针对流行病取得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时，我们病毒研究室的呼吸道病毒诊断方法派上了用场，减轻了医院隔离病房不足的压力。基于这样的病原研究储备，我们不仅对来就诊的儿科患者可以及时做病原检测，还可以通过上级主管单位及时向媒体通报、向群众做宣传。而且，每次面对大型的流行病暴发，我们都能凭借病原研究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平台，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脚踏实地　薪火相传“我不喜欢说教，但会在工作中对学生严格要求。年轻的一代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如同我的家庭对我的教育一样，我也会更加注重言传身教，行胜于言，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实验教学中，我一直要求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地做实验，要实事求是地展示自己的实验结果，同时更强调科研方法和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如果学生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那固然是最好的，如果得到的结果不是学生所预期的，这没准也是一个发现新问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盲目、武断地苛责学生，而是和他们一起探索发现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教学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很多具有较高天赋资质的学生，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带领学生精进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我总会告诉他们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更需要家国情怀。这决定了一个医师的视野和格局，医师的品德修养也决定了从医的高度。希望他们勇于创新，为国家、为儿童做实事。以人为本　促进儿科健康发展“2013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为中国儿童的就医环境奔走呼吁，力图创造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儿童就医体制。”我国儿科面临着医师紧缺、专科医院少等难题。所以，我在当人大代表时，一直致力于公益性儿童医院的建设问题。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这项建议后来影响了国家相关决策，促进了国内儿童医疗机构的投入与发展建设。我们病毒研究室除研究各类病毒的致病性以外，还尝试将分子生物学方法与经典病毒学方法相结合，对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毒病原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建立了分子病毒学诊断技术平台。这样就使我们不仅能够更快地诊断出儿科常见的轮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等，还能及时应对新发和突发的病毒感染疫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毒病原监测平台已经可以及时监测北京市儿童感染性疾病病原谱变化规律及流行趋势，特别是能够对感染性疾病在流行季节或高峰期进行动态监控。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及时把病毒流行的最新动态向上级有关部门通报、与临床机构沟通等方式，为政府决策、为临床诊治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在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这些年病毒研究室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国外相关实验室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工作达到并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每年都能拿出新的研究结果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所做的工作也逐渐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家国担当　义不容辞“在这次波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咱们国家才能够及时地控制住疫情。一旦哪个地方出现疫情反扑，咱们都能够很快地控制住。”每当走进实验室，我的脑海里都会不时闪现当年上山下乡时农村简陋的医疗环境。短短几十年，中国的医疗技术和水平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离不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党中央的领导。我很骄傲于国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机制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我们的研究室因为硬件和资金的保障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反映了新中国医疗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目前我们国家无论是在对病原的检测试剂方面，还是在病毒的分析、疫苗的研制等方面，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和不错的成绩，但我们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拼搏，不能懈怠。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外的研究动向，追踪国际前沿丰富的科研内容，为祖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科研人员要记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上，让家国情怀成为医学研究工作的精神力。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钱　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地坛医院）的王克荣护士长被誉为“艾滋病患者的知心大姐”。在37年的护理生涯中，她始终践行着“把患者放在第一位”的庄重誓言，工作中她无微不至地照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亲人般给予关爱，像朋友般倾听烦恼，许多感染者从她的温情中汲取力量，获得生的希望。多年来，王克荣一直走在“艾滋病反歧视”行动第一线，身体力行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以及消除艾滋病歧视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我热爱传染病护理工作，从走上护理岗位的那一天起，就立志做一名好护士。”三十余载漫漫关“艾”路 “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起带头作用。再说传染病医院也要有护士呀！便答应了下来。” 1984年，我从北京护士学校毕业，分配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咱们班有两个传染病医院的名额，几个同学都表示坚决不去，你是团支部书记，传染病医院离你家也近，你去可以吗？”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起带头作用。再说传染病医院也要有护士呀！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坛医院工作。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很感谢身边的同事和前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还记得刚到医院时带我的王护士长，她性格直爽，对待患者仔细耐心，干活特别有冲劲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穿着凉鞋冲洗走廊的情景。她对工作的热情，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随着工作的深入，1997年3月，我轮转到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担任副护士长。那时候我对艾滋病不是很了解，即便工作时严格按照规范穿戴好隔离衣、帽子、口罩、手套等，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不过，在接触到第一位患者老李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老李是在爆炸事故中为救同事、抢救国家财产而受伤的，因在抢救时输入了大量的血浆，后来老李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听完老李的故事后，我真的很感动，心想：“他不就是英雄吗？他是值得所有人尊重的。”所以，在为老李做护理时，我紧张的情绪逐渐消失了。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会刻意关注他们的身份。有一次，我们与患者一起吃盒饭，其中有一位患者就不经意地对我说：“护士长，我不吃肉。”我心想既然他不吃，就夹到我碗里吧。这其实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他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特别激动地说：“王姐，我的家人都做不到这样。”看着他热泪盈眶，我的内心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肯定要把护理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人。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比如之前有一位患者在手术中癫痫发作，我担心患者窒息，就给他的口腔里塞上牙垫。不料他突然控制不住，咬了我一口，尽管我已经按要求佩戴了双层手套，但他还是一下子咬到了我的手指头，痛得我赶紧把手抽了出来。当时手套被咬破了，我便第一时间到流动水下冲洗。虽然看到手上有两个通红的大牙印，但用酒精擦拭时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手指应该没有被咬破，于是我戴上了新的手套继续操作。有人问我当时怎么还能坚持到抢救结束，因为对我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抢救患者才是最重要的。 温柔驱散感染者心中阴霾 “作为咨询者和陪伴者，我们更应该从本职出发，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内心的压力，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从多年临床护理的经验出发，我总结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即“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在生理护理方面，我们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情况多加关注，比如并发症、病毒载量等化验指标，强调服药的依从性、机会性感染的相关护理、打针输液等。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护理往往更加重要。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曾跟我讲：“还不如得恶性肿瘤，赶快死了算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比较特殊，因此很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带有一种病耻感。同时，由于社会大众对这个疾病不了解，他们还会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如有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被家人接纳。我作为咨询者和陪伴者，更应该从本职出发，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内心的压力，使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作为医务人员，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告知”。我印象中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一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单亲母亲希望我在她儿子上大学以后，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后来我们就把她儿子请到咨询室。他之前一直以为妈妈来医院是因为关节不好，我告诉他，你妈妈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这位母亲一直想亲自告诉孩子，但没有勇气，所以当我在旁边给她做了铺垫后，她就说了出来：“其实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好多年了。”听完，孩子就愣住了，我走上前去进行安慰，他把妈妈搂在怀里，妈妈的压力终于释放，流下了眼泪。后来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看着他搂着妈妈肩膀在楼道里越走越远，我心里既欣慰又感动。 还有一位女患者，她之前和丈夫在广东经商，后来两人都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虽然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得病后家人都很害怕，不敢与她接触。当时艾滋病患者需要严密隔离，所以病房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我们就一直担任着她家人的角色，比如给她买东西、订报纸等。有一次她想吃西红柿，我买了两个又大又红的送给她，她当即掏出200块钱给我，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她说：“给您的孩子买个礼物吧！”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不久后，这位女患者去世了，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遗书，上面写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无法报答，就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希望你们好好搞科研，能救救和我一样的人。”我当时一边看遗书，一边流眼泪。她是北京地坛医院第一位捐献遗体的艾滋病患者。 爱心坚守“红丝带之家” “我热泪盈眶，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曾经照顾过但已经去世的患者，我在想他们要是能坚持到现在该有多好呀！” 现在艾滋病的治疗手段和患者生存环境相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当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宣布时，我热泪盈眶，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曾经照顾过但已经去世的患者，我在想他们要是能坚持到现在该有多好呀！现在不仅药品种类多了，而且质量、效果也越来越好，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感也下降了很多。以前北京地坛医院的病房虽然可以陪护，但很少有患者家属愿意前往，现在病房里前来陪护的家属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大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接纳程度提高了。当然，“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和行动还是任重道远。 2005年，“北京红丝带之家”正式注册成为社团组织，北京地坛医院领导决定让我做“北京红丝带之家”的专职护士长，在医务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帮助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关怀工作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几年前，“北京红丝带之家”积极参与了四川省凉山州的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北京地坛医院对接的是越西县，医院感染中心派出艾滋病专科医师在当地县人民医院出门诊、带团队。“北京红丝带之家”在凉山培训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同时，还成功孵化了“凉山红丝带之家”。因为当地是彝族聚集区，所以我们找了一位彝族志愿者在“凉山红丝带之家”帮助当地感染者，现在“凉山红丝带之家”已经正常运转三年了。 三十多年来，北京地坛医院培养出了艾滋病防治领域顶尖的医疗团队，包括张福杰主任、赵红心主任、伦文辉主任等优秀医师。赵红心主任治疗机会性感染的水平在全国顶尖，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慕名而来。在艾滋病诊治领域，北京地坛医院的病理、放射、化验等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拥有较多经验。普外科、妇产科、骨科、心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学科的发展，更是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服务，缓解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地坛医院门诊每天接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150人，住院患者约75人。在我们医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住院并不是都住在感染科病房，而是根据感染者所患疾病，分别住在外科、妇产科、心内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不同科室。 现在，北京地坛医院、“北京红丝带之家”和社会组织三股力量已经拧成一股绳开展相关工作，服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且逐渐形成了“五位一体”模式。外部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包括中央和北京市财政支持，不仅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还专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综合医疗支持和人文关怀，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到“北京红丝带之家”看望、慰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医务人员。还有众多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先后到访过“北京红丝家之家”，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窗口。 永远开机的生命热线 “为了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时都能联系上我，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睡觉时还会放在离耳朵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怕听不到电话铃声。” 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有我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现在想想，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记得有一位叫小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时，他醉酒骑摩托车，遇上车祸导致股骨粉碎性骨折，被紧急送到离事发地最近的一家医院。没想到手术前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情急之下小夏拨通了我的电话。在多方积极协调下，小夏被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医院紧急成立专家救治小组，和外请的专家一起给小夏实施了髓内针固定手术。 为了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时都能联系上我，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睡觉时还会放在离耳朵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怕听不到电话铃声。后来我和我的患者还达成了一个共识，有急事打电话，没急事发微信，我看到一定会回。所以，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拿出一部分时间给他们回微信，解答大家的问题。 即便如此，还是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半夜打电话给我，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包括醉酒、车祸、夫妻打架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有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晚上11点多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能打新冠病毒疫苗。其实，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遇到困难选择给我打电话，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我的信任。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今“北京红丝带之家”的工作团队逐渐壮大，他们承担起了更多的咨询服务，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为感染者答疑解惑。 2012年，我当选了党的十八大代表，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才可以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医务人员所面临的困难传递给党中央，同时还能把党中央的精神转化为卫生健康行业需要落实的内容进行宣传。党的十八大以后，我还参加了宣讲团，这是一个宣传“艾滋病反歧视”的平台，旨在通过宣传反歧视，让大家正确认识艾滋病，好好保护自己。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王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