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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中心主任王殊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作为中国人集资建立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建院已10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北大人民医院)拥有众多优势学科和“王牌”科室,乳腺中心便是其中之一。成立30多年以来,乳腺中心是如何让患者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在新的历史阶段,倚靠顶级优质医疗资源,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怎样的规划?带着这些问题,本刊采访了乳腺中心的“掌舵者”王殊。 对研究者和患者来说,这都是最好的年代1992年,被誉为北大人民医院“三把刀”之一的张嘉庆,在从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研习归国后,有一个预判:针对乳腺疾病,应该整合乳腺肿瘤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外科手术、化疗、放疗等多个学科,“综合诊疗能让患者最大获益”。于是在时任院长的支持下,张嘉庆建立了乳腺疾病的综合诊治中心,也是北大人民医院拥有的“老字号”品牌之一——乳腺中心。回忆这段往事,王殊常常赞叹张嘉庆的理念先进:“我们老主任30年前创新性的预判,奠定了乳腺中心发展的高起点,同时背靠国家级综合性医院的优势平台,乳腺中心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仅被同行认可,也让众多患者受益。”困扰基层医院的妊娠期乳腺癌、乳腺癌术后患肢淋巴水肿、乳腺癌遗传基因诊断等特殊病例,在北大人民医院并不少见。除了病房不时出现的妊娠期乳腺癌患者,王殊还提到了另一类让她颇为惦记的患者——年轻的乳腺癌患者。早年间她接诊了一位25岁的乳腺癌患者,经过规范化治疗、生育力保存、乳房整形、求学、求职、结婚……多年后王殊收到患者母亲的来信,患者不仅身体健康,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对此王殊很开心:“患者生命得到拯救的同时还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的家庭,这对医师来说是很大的成就感。”2023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的一篇研究显示,女性乳腺癌是中国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年轻一代的乳腺癌发病率迅速增加,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死亡率在上升。据预测,到2030年,全国将有超过40万的新诊断病例和超过10万的死亡病例。我国乳腺癌日益增长的疾病负担不容忽视。作为专科综合诊疗的先行者,也是该学科30多年的观察者,王殊梳理了乳腺癌诊疗在国内的发展过程,她说:“以前国内外在治疗理念、药物、技术、药价上有差距,但现在差距在缩小。国内外规范化治疗程度都在提高,国内大部分三甲医院在分类、分型、分期、治疗方案等方面与国外基本接轨。而我国乳腺癌患者具有三个自身的特点,一是乳腺癌发病年龄比较年轻,通常是45 ~ 55岁,比国外整整年轻了10岁。年轻乳腺癌患者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包括药物治疗、生育保护、总体生活质量的管理等。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患者数据相对多,很多学者在此领域有针对性的特色研究,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指南。二是乳腺小且致密,症状不明显,在手术影像诊断方面,如钼靶检查,看不清楚的概率很大,且患者在检查时的体验感差。根据我们的经验,利用超声诊断更适合亚洲人。三是从外科手术来讲,年轻患者对外形美观有要求,需要医师有较高超的手术技巧。这些差异,让我国乳腺癌治疗也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年轻患者有乳房重建的需求,国内腔镜手术比国外做得多。二是根据国人的情况,我国的制药企业在免疫治疗等领域有创新性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步,为患者提供了与国际同质化的用药理念,同时也给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平台。总之,随着这些年与国外频繁的交流学习,我国乳腺癌临床诊疗和研究的水平已经从对国际诊治方案的观望、跟随到目前的同步,甚至在部分研究领域有突破。对乳腺癌研究者和患者来说,现在是最好的年代。” 从患者的角度做临床科研与世界一流的医疗机构相比,我国的医疗创新高地——大型公立医院,在建设和发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像王殊一样的临床研究者从未停下脚步,她说:“我们要让患者从更少的毁损性治疗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和乳腺中心的创始人张嘉庆教授一样,王殊也为乳腺癌诊疗方式摸过脉:“现在这个领域更关注综合治疗和精细治疗,手术范围微创化、化疗药物精细化,更注重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看出未来的趋势会是降阶治疗。而作为研究者,我们要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会发现每一个临床的小问题其实都具有高价值。”众所周知,早期发现及有效治疗,可以降低乳腺癌的死亡率。北大人民医院乳腺中心的早期诊断在全国名列前茅,每年初诊乳腺癌1000余例,其中原位癌的比例接近20%,I、II期乳腺癌比例超过75%,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乳腺中心多年的临床和研究积累。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标准腋窝手术方式,已经由腋窝淋巴结清扫逐步发展为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显著降低了手术的并发症。然而,活检中如何安全有效显示单个淋巴结和淋巴系统,至今依然是个难点。不同类型、各有优缺点的注射式淋巴结示踪剂应用在临床中,其中检出率高的核素法需要特殊的试剂、设备和核医学医师配合,可能具有放射损伤且价格昂贵,在我国并没有大范围推广。因此,早在2010年,王殊团队就把目光放在了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的示踪剂研究上。王殊介绍道:“我们碰到的难题,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也会遇到,包括价格贵,学科配合度要求高,医师、患者对核素的安全性有一定担心或恐惧等问题。大家都需要一种检出率高、假阴性率低、长期随访结果可以媲美现在使用的标准示踪剂,同时,这种示踪剂能找得到、找得准,价格适中。”当全世界的研究者都在主攻一个问题时,不同国家研究者的思考和解决路径常常会出现“不约而同”的现象。2010年,国外部分研究者在关注吲哚菁绿作为示踪剂之时,国内前哨淋巴结活检正处于起步阶段,彼时的王殊团队提出了用自发荧光物质示踪前哨淋巴结的方法,按照标准的循证医学框架进行,在北大人民医院率先开展吲哚菁绿示踪的前哨淋巴结活检术。2018年,一项关于110家国内大中型医院的调查研究显示,约62.7%的医院单纯使用蓝染料示踪剂,21.8%的医院常规使用纳米碳及荧光等新型示踪剂,仅15.5%的医院联合或单纯使用核素示踪剂。而王殊也一直在关注国内外相关发展情况:“欧美国家针对荧光示踪剂的研究做得比较多,但最初的数据其实来源于亚洲。如今,在非核素示踪剂中,荧光示踪剂是主流之一。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新技术的大范围推广,需要有绝对优势。现在的荧光示踪剂的效果可以和核素一样好,但没有绝对优势比核素做得更好,乳腺癌前哨示踪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尽管还未出现最理想的示踪剂,但国内众多关于荧光示踪剂的研究,还是为很多乳腺癌患者提供了较为精准的分期,因而也让更多患者拥有了保留腋窝的机会,提高了生活质量。2016年,王殊团队研究的可与核素示踪剂媲美的吲哚菁绿示踪剂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除了让临床研究成果惠及更多的患者外,30多年来,乳腺中心坚持乳腺外科医师亲自进行超声诊断、乳腺X线摄影、乳腺磁共振(MRI)读片,提高了医师对乳腺癌诊断的准确度;把每周一次的大查房打造成多学科会诊(MDT)的平台,乳腺外科与放疗科、骨肿瘤科、麻醉科、疼痛医学科等医院优势科室密切合作,在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综合治疗、癌痛管理、介入诊疗等过程的各个阶段,汇集了顶级医学专家的集体智慧;积极顺应患者需求,开设乳腺水肿康复门诊,将乳腺癌淋巴水肿的早诊早治纳入诊疗流程……通过追求满足患者期望和客观利好的一系列综合举措,不断让患者体验到医学技术发展和医学人文精神带来的就医获得感。管理者应让医师实现自身价值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学科建设。对科室来说,保障患者安全是本,提升质量是关键,推动本学科人才培养、强化科学研究、做好精准管理则是科室管理者的重要抓手。2014年,当外表清秀、性格柔和的王殊担任乳腺中心主任时,对乳腺中心了解不深的其他科室同事都替她捏了一把汗,乳腺中心大咖云集,基本都是王殊的师兄师叔辈,在外人看来,从医20年左右就能担任一家大型专病中心的主任,且周边都是“长辈”,压力一定“山大”。对于这样的疑问,王殊的回答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中心从我们老主任创立后传下来的风气和氛围就是宽松、温和、和谐的。这些师兄师叔辈的医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彼此很了解,将心比心,自然相处融洽。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医院有着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政策,给予科室足够的自主权,减少了科室的内耗。具体到科室管理者,由于团队成员本身都极为优秀,管理者的作用应该主要是为大家搭建一个工作舒心、可以实现职业价值的平台,尽可能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让临床上的‘长板’更‘长’,同时,在临床上要规范化,对患者要全程管理,坚守底线。”为人处事一向低调的王殊,对临床科研十分看重,即使在手术、门诊都已排满的情况下,她每周都会坚持与团队共同探讨国际上最新的学科发展情况:“医师不仅对生命要有敬畏,也要有一颗去改变的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要发展与创新,就要在临床研究的领域不断延伸,让团队持续成长。医学领域的未解之谜众多,医学研究不进则退,我们必须思考更前沿的问题,加快跟随国际医学发展的脚步,并作出突破,产出优质的科研成果,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患者更快地获益。”这些年,除前哨淋巴结新型示踪剂,乳腺中心还在诸如乳腺癌循环肿瘤细胞、蛋白质芯片预测指标、乳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等乳腺癌诊治前沿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2020年乳腺中心参与的“分子影像导引的乳腺癌诊疗一体化研究及临床应用”项目荣获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二等奖。 专病中心的专科人才培养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专科医师?这是很多科主任的案头课题。在探讨人才培养时,王殊首先介绍了医学生培养的不同理念和专病中心的特点:“医学生的培养理念与医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横向,研究面广。许多老教授常讲,不是一个好的内科医师,同样做不了一名好的外科医师,我也很认可这个理念。二是纵向,在专科化的领域,精细化地发展。人不是病理切片,而是一个整体,具体的病种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例如,虽然已确诊是乳腺癌患者,但每位患者都各有特点:患者耐受力如何,是否有高危因素;治疗是根治术还是微创,是先用药物治疗,还是用术后化疗方案;做保乳术,应该选择怎样的切口,会让后续整形手术更顺利;术后的患者如何预防患侧水肿,乳腺癌患者的直系亲人是否会有遗传的概率?其中涉及的面非常广,此时专病中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专病中心的专科医师会得到更系统的培训,能为患者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对于具体的培训方式,王殊也谈了自己的思考:“首先要通过系统性的专科培训来培养专科医师,乳腺中心因为病专、患者多,医师培养周期相对短。”她举例道:“在乳腺超声诊断方面,我们中心的年轻医师一般3个月就能出师。秘诀也很简单,专攻一点,日复一日高频度地通过门诊了解不同乳腺肿瘤的主观异同,再通过超声具体查看,接着进行手术。所以在乳腺癌诊断方面,我们年轻医师看得精、看得准,水平非常高。”“其次是鼓励、激发年轻医师保持对职业的敏感度和创新性。”王殊认为,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应该承担更多高质量医学创新的引领工作:“优秀的临床医师,会积累很多珍贵的临床经验,科室管理者应该鼓励年轻医师主动挖掘,将临床经验总结形成研究文章和成果,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临床研究者。”“最后是注重床边教学,在临床实践中,真正按教科书生病的病患是没有的。”很多年轻医师苦恼于在病历完成、跟随老师手术、换药等琐碎的日常工作中如何积累临床经验,对这些医学生碰到的问题,王殊很理解,然而她也强调:“这是医学学习的必然过程,年轻医师要学会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规划时间,灵活运用在病床边学到的零散知识。遇到疑难病例,治疗要尽可能从理念、思路、逻辑性、实用性上合理,如果没有类似的证据,就要遵循循证医学合理推理,不能推诿患者,这些对医师的综合能力是特别大的考验,所以年轻医师必须到临床当中去磨炼。”在采访的最后,王殊谈到了当下正火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大语言模型:“年轻医师也要关注这些最新科技的发展,思考让科技为我所用。随着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相信未来的医师借助新技术会让乳腺癌患者享受到更加精准、高效的治疗,增加生存率、提高生活质量。”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孟莛
    发布时间:2023-12-20
  • 她热爱护理事业,工作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她在抗美援朝时期参加志愿手术队,先后任供应室护士长、手术队秘书,因出色表现荣立个人三等功。她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护理委员会委员,多次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先进工作者、优秀护士,曾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共产党员、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就是著名护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原护士长凌秀珍。 坎坷求学 终圆白衣天使梦笔者:您的读书经历是怎样的?是怎么成为一名护士的?凌秀珍:1923年,我出生在河北安新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儿时家庭困难,我在11岁那年才受保定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保定西关长老会思罗医院护士长启爱德的影响,由教会资助去了保定西关福音女子学校上小学,之后又到通县富育女子中学(今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上初中。我很早就喜欢护士。小时候得沙眼,教会医院的护士免费为我治疗,我特别感激,也很想拥有帮人治病的本事。初中毕业时,山东德县博济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来招生,我立马报了名,顺利入学。1941年,受抗日战争影响,学校宣布解散。只上了2个多月课的我们没了安身之处。为了生计,我在纺纱厂工作了近20个月。一方面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另一方面是等待机会继续去读护校。1943年8月,山西太谷仁术医院(今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人民医院)护士学校招生,我终于又回到了日思夜盼的护士学校,学习文化课、操作课、解剖学、药理学等课程,理论课上完以后还有临床实习。那时我的功课和护理操作技术成绩都很好,还获得了奖学金。但没想到的是,1944年,学校受战争影响被迫停课、关闭,直到1946年才得以复校。复校后,我继续在学校学习,一直到1948年毕业。 辗转西东 缘定协和笔者:毕业后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您后来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凌秀珍:毕业后,我先是去了山西太原的第七防疫大队,主要工作是打防疫针。之后到了北京的东四钱粮胡同妇婴保健所做护士工作。然后又到了府右街南口的儿童医院(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在那里做了一个月的夜班护士。1948年,我回到钱粮胡同新成立的第十一防疫大队。由于我一直很想在医院里做护士工作,于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填写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报名单,之后很幸运地被北京协和医院聘用。就这样,1948年12月13日,我正式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在医院,我先是被分配到门诊,工作内容主要是陪着患者看病。后来,调到了妇产科,然后又到了内科。当时,内科病房的护士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毕业的,我在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例如,在病房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穿硬底鞋,要多在患者床旁巡视等。她经常在早会上讲课,也鼓励我们多和患者沟通。我觉得护士就应该这样,要严肃、庄重,也要可爱、温柔。从内科病房出来之后,我又去外宾病房工作了一段时间。1951年,医院要成立单独的神经精神科,就把我调到神经精神病房去了。 笔者:神经精神病房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凌秀珍:神经精神病房最初有20多张病床,分成大房间和小房间,中间设置活动区域。收治的主要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们有的神志完全不清楚,有的时清楚、时昏迷。医务人员在医疗、护理工作之外,还要防止患者自杀、伤人。病房里的门要保持锁着,以防患者跑出去。后来,神经精神科改为神经科,病床也增加到40多张,不再收治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只收治神志基本清楚、有神经器质性疾病的患者。由于这类患者昏迷、尿失禁的情况较多,护理工作量就会比较大。以尿失禁患者换尿垫为例,全院1/2的尿垫是神经科病房在用,可见换的次数很频繁。 抗美援朝 照护最可爱的人笔者:请您谈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的经历。凌秀珍:1950年年底,北京市组建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号召各个医院积极报名。我觉得这是个光荣的事,就报了名。得到医院批准后,1952年,我跟随手术队到了辽宁兴城第十三陆军医院担任供应室护士长。医院收治的都是些前线受伤的战士,开展外科手术较多。在那里,我和护士积极交流经验,规范流程,让工作更有序地开展。那时工作一有空余我就会去病房,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位患者,比如帮他们写信、念报、讲故事等。我深知他们需要心理上的安慰和帮助,这个过程也促使我成长。 人人当家 共同管好病房笔者:您担任神经科病房护士长期间都有哪些心得?凌秀珍:1953年,我返回北京协和医院担任神经科病房护士长。我认为,护士长带头做事很重要,并且在管理方面要多操心,带领科室护士团结一心向前走。有段时间,医院号召整顿病房,加强临床护理,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我集思广益,提出“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的理念,让大家都当家作主。通过建立陪伴制度、制作病床防护网、加强晨晚间护理、整顿病房环境、规范物品管理等措施,缓解了病房拥挤,保证了患者安全,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此外,通过宣扬护士的好人好事,鼓励护士多去巡视患者情况,组织护士参加护理业务培训等激励他们提升护理业务水平。 淡泊名利 与爱同行笔者:从萌生做护士的理想,到从事护理工作大半生,您怎么看待护士这个职业?凌秀珍:我选择了护士这个职业,到现在还是热爱这个职业,护士是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我学问不多、技术不高,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所以我好好做,在这一点上贡献我的力量。能帮助别人一点,我就很高兴。1986年退休后,科里挽留我,我也愿意继续工作,于是又在门诊服务了4年。 笔者:抗美援朝时您荣立了三等功,1981年您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3年又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而且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几十年过去了,对年轻人您有哪些寄语和嘱托?凌秀珍:对于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一是要听党的话,二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工作中要有所创新,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越的条件,争做德才兼备、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护士,争做中国护理界的“排头兵”。北京协和医院培养了很多医学与护理界的人才,他们工作严谨、精益求精,救治了无数疑难重症患者,这都是伟大的贡献。希望以后北京协和医院继续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与爱同行,再创辉煌。 (本文节选自凌秀珍护士长两次访谈记录,部分资料来源于凌秀珍个人档案)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2023年学风传承行动支持项目——科学家故事研习项目“弘扬科学精神 培育医者仁心”(XFCC2023ZZ091)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作者】董琳
    发布时间:2023-11-30
  • 编者按:罕见病诊治是世界级难题,体现医疗水平,事关群众福祉。做好罕见病诊治工作对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一些医务人员长期深耕于罕见病诊治和研究中,承担着罕见病诊断、治疗等工作,为罕见病患者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本刊“风采”栏目此次选登研究罕见病的医者文章,通过讲述医者在罕见病PNH领域的成长和贡献,充分展示医务人员“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风貌,传播社会正能量,树立行业良好形象,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血液病,由造血干细胞基因突变引起,全球年发病率仅为1~1.5/百万人口,属于极罕见的罕见病。PNH主要症状为血管内溶血、血栓形成以及骨髓衰竭,很多患者最终死于血栓或骨髓衰竭的并发症。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教授韩冰,是当前PNH这个罕见病研究领域的国内领跑者。作为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红细胞疾病(贫血)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罕见病PNH工作组组长,从医30年的韩冰主持了多项国内外多中心临床试验,涉及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PNH、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戈谢病、多发性骨髓瘤及各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各种罕见血液疾病等。笃志好学 立志用科学造福患者20多年前,韩冰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导师武永吉教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PNH的发病机制研究。当时PNH的治疗手段有限,以对症治疗为主,患者常因并发症死亡。其中一个病例给韩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患者是一位刚刚考上清华大学、很有前途的青年,确诊PNH后,他很快出现了门静脉血栓,继而出现门静脉高压、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后来,因为吃了一些不太合适的食物,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突发消化道大出血,就这样遗憾地离开了人世。PNH属于后天获得性疾病,多发于20~40岁的青年。他们正处于人生事业发展的美好年龄,有着很好的生活愿景,却因患上这种疾病,生活质量降低,甚至失去生命。这对于医者来说,是非常痛心的。补体抑制剂的出现,给PNH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韩冰在英国利兹圣詹姆斯教学医院交流学习时,依库珠单抗(Eculizumab)已经上市。韩冰记得,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士,一直想当妈妈,但由于疾病两次流产,还差点丧命。后来她使用了Eculizumab,成功度过了困难的孕期,生下了健康的宝宝。这个女士带着她的宝宝来随访时,正好被韩冰碰到,对她的触动非常大。通过这种治疗,PNH患者能够获得新生,可以出差、旅游甚至生育健康的宝宝,可以完成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人生体验。当时韩冰就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PNH患者也能使用这样的药物,获得这样神奇的治疗效果,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 潜心科研 延续“协和人”的使命回国后,韩冰潜心开展PNH临床诊疗及科研工作。2011年,“中国PNH病友之家”在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同年,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的领导下,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建立了中国PNH患者登记系统,2011—2017年全国共登记了1000余例患者,其中,北京协和医院登记了700多例。韩冰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关于PNH发病机制的研究、补体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及作用机制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组织编写了PNH及补体抑制剂的国内诊治指南和共识;其本人还担任了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罕见病PNH工作组组长。2023年,韩冰受邀加入IPIG(The International PNH Interest Group,一个国际性的专注于PNH治疗的专业组织),成为该组织中唯一的中国籍成员,参与国际指南的制定。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国际学界越来越被重视。历经百年,通过全世界研究者的一起努力,PNH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就有一代代“协和人”的贡献。19世纪末,人们开始认识PNH,后来北京协和医院刘士豪教授在《血液》(BLOOD)上首次报道了中国的PNH病例。1932年,英国的哈姆(Ham)医生创立了酸化溶血试验,用于诊断PNH;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发现流式细胞术检测CD55和CD59阴性细胞计数可以诊断PNH。紧跟国际步伐,北京协和医院张之南教授在国内首先建立了酸化溶血试验和蛇毒因子溶血试验及流式细胞技术诊断PNH,还建立了当时国内最大的PNH研究队列。在更加敏感准确诊断PNH的嗜水气单胞菌溶素变异体(FLAER)出现后,韩冰在北京协和医院率先应用,并在全国推广。目前这些诊断方法已成为诊断PNH的“金标准”,北京协和医院团队也因此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奖。 试验新药 为患者提供更多选择治疗方面,2007年,Eculizumab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上市,使PNH患者能够迅速控制溶血、脱离输血,减少血栓、肾功能衰竭、平滑肌功能障碍等溶血相关的并发症,是PNH里程碑式的进步。但由于价格昂贵,一直未在中国上市。2022年,Eculizumab终于在中国上市,价格远低于国外,且在逐渐降低,部分省份如山东、吉林,通过将疾病纳入商业保险的做法,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用药负担。这里有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故事。一位40岁女性,确诊PNH14年,因疾病并发的颅内静脉窦血栓、癫痫大发作危及生命,采取Eculizumab治疗后缓解。2021年,因为种种原因,患者面临Eculizumab断药风险,当时韩冰已是一种口服补体抑制剂(Iptacopan)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的中国区主要研究者,她建议患者采用拓展性同情用药的方式接受Iptacopan治疗。拓展性同情用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落地,如同在悬崖峭壁中开辟一条新路。共同的目标将医生和患者紧紧绑在一起,每天1~2个会议、近千封邮件往来,多方全力推进。终于,在北京协和医院张抒扬院长的大力支持和亲自推动下,在政府、医院、联盟、药企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历经83天,患者成功获得了这一新药的治疗。韩冰记得,2021年的端午节,当大家互祝“端午安康”时,各方人士齐聚在北京协和医院,共同见证“罕见病患者同情用药捐赠”的成功实施。装着赠药的小蓝箱由药企代表交给北京协和医院的药剂科,它不仅可以缓解这一位患者的病痛,更为一群罕见病患者点亮了“希望之灯”。补体抑制剂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赛道”。以Eculizumab为例,它不仅可以治疗PNH,也可治疗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重症肌无力、视神经脊髓炎等疾病。2021年,北京协和医院主导或参加了两种创新药珂罗利单抗(Crovalimab)和Iptacopan的临床试验,以及多项PNH新型补体抑制剂临床试验,其中也有我国的原研产品,如能最终上市,将为PNH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带来光明的前景。如今,北京协和医院在新型补体抑制剂临床试验方面与国外研究者并跑前行,国内的创新公司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患者用药可及带来更多希望。“尽管离攻克PNH还有漫漫长路,尽管治疗PNH的药物依然昂贵,但在征服疾病的道路上,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随着国家的发展,医保政策的完善,PNH治疗药物将走进普通PNH患者家庭。在人生的美好阶段罹患PNH是不幸的,但还有很多罕见病医生、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爱心企业在全力地奔跑着。请不要放弃!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我们共同努力!”韩冰说。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作者】陈明雁
    发布时间:2023-10-30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甄橙谈医史学科发展与变迁 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背景下,2023年4月,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以及“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法学家高铭暄等多位院士和著名专家,在“首届北京大学医学博物馆论坛”上发出了组建中国医学博物馆建设联盟的倡议。在这次论坛上,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甄橙教授表达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的心声。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组织者,她认为:“新时代的医史工作者有责任努力建设医学博物馆,将医学博物馆作为展示我国传统医学文化和现代医学成就的重要窗口,展现医学家的精神,为增强民族自信、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文化支持。”甄橙师从我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医史教育家程之范教授,迄今已从事医学史教育工作30年,近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动医学史教学、研究、医史资料收集与医学博物馆建设四者紧密结合。   与医学博物馆的缘分始于1994年出身于教师家庭的甄橙,从小对教师职业充满了敬佩。然而在她上小学的前夕,姥姥因为罹患肿瘤去世。幼年时期对死亡的疑惑,最终促使她在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医学院。“刚开始,我和周围很多同学的观念一致,好像一迈进医学院,就可以给人开方看病了。但学习后才发现,医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以今天的北医为例,有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医学人文学院等,其中又有很多分支学科。医学体系非常复杂,医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然而,一门课程的出现改变了甄橙的人生选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一门叫‘医学史’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高中时我对历史学科很感兴趣,担任班长并兼任历史课代表,所以当时就选了这门课程。课程的主讲教师是程之范教授。”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甄橙都会带着愉快和敬佩的语气:“程教授的医学史课,思路清晰、语言幽默,他旁征博引,可以非常清晰地描绘出医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引发了我很多思考,因此在毕业时我就认定‘这是我的专业’。”199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甄橙,信心满满地入职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以下简称北医)医学史教研室,成为程之范教授门下的一名助教。“当时程教授已经70多岁了,教研室有5位老师,主要担任教学工作的有我和另外一位年轻教师。”1994年,初出茅庐的甄橙接到来自北医的第一个科研任务:代表医学史教研室,协助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与日本蓼科财团合作,在日本长野县茅野市建立汉方蓼科中医药展示馆,一方面展示我国的中医药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开展健康养生宣传。汉方蓼科中医药展示馆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医学相关的史料、医疗器具和中草药,主办方还邀请了北大医院中医科的医师现场指导养生方法和药膳制作。回想起几十年前为汉方蓼科中医药展示馆策划展览文案,甄橙不禁感叹与医学博物馆的缘分早已埋下:“这次工作开启了我对医学博物馆更深入的理解,原来博物馆还可以结合实践活动,让参观者对医学有更切身的体会。”所以,当甄橙在2005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她抓紧空余时间,参观了英国的多家医学博物馆:建在圣·托马斯医院车库旁边的南丁格尔博物馆;圣·玛丽医院内容纳3位游客就无处下脚的弗莱明实验室博物馆;坐落在伦敦妇产科学会内、隐藏于抽屉墙内的产科历史展览;被移入伦敦科学博物馆内的惠康医学史博物馆⋯⋯“有些医学博物馆的规模虽然很小,而且展品大多数都是图片,但保留的实物却非常珍贵。”国外积极保存和传播医学史的做法,让甄橙很感慨:“西方医学自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及时收集保存相关史料和实物资料,对在世的医学老专家开展口述访谈,虽然研究中国西医史的学者少之又少,但中国西医史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容忽视。”2015年,河南驼人集团找到了甄橙,集团创始人王国胜诚恳地说:“当前中国成立了很多医疗器械公司,但医学发展中的物证史料尚未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集团要建一座大型的医学博物馆,希望可以科学地收集并展示这方面的史料和实物,这将对后人很有教育意义。”王国胜的话打动了甄橙,“驼人集团先后建成了以西医学为主体的大型医学博物馆和中国医疗器械博物馆。虽然作为企业办的博物馆,馆内藏品质量有待提高,不过这种观念和做法值得鼓励和提倡。一些废旧的医疗仪器,即使失去了使用价值,但是收藏在博物馆中,就可以实现从医疗价值到文化价值的延伸。”为此,她积极协助集团进行了多个展馆的文案策划与撰稿,并负责对博物馆建设中的文案问题进行解答。一期医学博物馆有8000平方米,由医学历史馆、中国护理史馆等7个场馆组成。2021年,二期中国医疗器械博物馆落成,甄橙负责了医学技术发展史馆和中国古代医疗器具史馆的文案策划和撰稿。两期博物馆共占地1.6万平方米,成为国内少见的非营利性民办医学博物馆。2023年,甄橙积极筹备了“首届北京大学医学博物馆论坛”,她说:“30年的医学史教研路,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定要把医学史专业研究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既要发挥专业优势,也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在了解到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发展规划后,甄橙结合医学史的工作特点,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医学博物馆文化研究。2021年,作为课题负责人,她成功申请到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开展北京医学博物馆文化和传播创新研究。   冷门绝学的“新突破”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历史学通常被视为冷门专业。因此,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倡研究历史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医学史专业可谓冷门中的“边缘”,而甄橙主要研究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更是“边缘”中的“冷板凳”。她介绍说:“中国传统医学是独立于西方医学系统之外的医学体系。因此,我国的医学史事业发展有独特的特色。”通常人们会把“中国医学史”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这是一种局限性的看法。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以后,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医学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甄橙笑着补充说:“当然,中国传统医学史是我国医学史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我国中医高等院校几乎都开设了中国医学史课程,但是在西医院校中,医学史课程设置尚未普遍,很多西医院校甚至没有专职的医学史教师。在我国目前已有的医学博物馆中,也是传统医学博物馆居多,许多中医药大学都建立了中医史博物馆和中医药博物馆。而现代医学博物馆建设多是专业或专科博物馆,如人体解剖博物馆、口腔博物馆、心血管博物馆等,国家级现代医学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2022年,甄橙作为首席专家,组织全国5所医学院校,成功地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了全国首个医学史方向的学术团队项目“中国医学史视域下医药文化遗产资料挖掘整理研究”。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标准,以研究专项的形式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价值的冷门绝学。此项目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常年做冷门研究的学者们,甄橙开心地表示:“我们还实现了一个创新突破,扩宽了目前对‘中国医学史’的理解。多年的医学史教学和研究经验,使我认识到要打破把‘中国医学史’等同为‘中国传统医学史’这种观念上的藩篱。”于是,甄橙在冷门绝学团队项目的研究过程当中,率先提出中国医学史不仅包括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也包括中国近现代医学、中国少数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历史。而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红色医药的历史同样属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范畴,值得深入挖掘。因此,西医学者、中医学者、医史文献学者、少数民族医学者、党史研究者、历史学者、计算机学者、语言学者等都广泛地参与到项目中。甄橙说:“新时代医学史的研究要打破学科固有的界限,在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下团结合作,才能够做出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我想这也是冷门绝学医学史团队应该完成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从“绿叶”到“灯塔”在互联网平台“知乎”上有医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医学生为什么要先学医学史?医学的发展毕竟要‘向前看’,那‘往回看’还有什么意义呢?”回答这个提问前,甄橙提到了一件她做程之范教授的助教时发生的趣事。20世纪90年代,程之范教授在一次课堂上,和学生们谈到了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的问题。“程教授非常肯定地预判,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一定会从医学中产生,而且一定会与中医学相关。他说,中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目前,我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多局限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科学家搞清楚原因,那得诺贝尔奖就是必然的。”2015年,药学家屠呦呦因在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了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印证了程之范教授的预言。甄橙笑着说:“这个趣事告诉我们,医学史是一门非常有意义的交叉学科,它能够阐明医学发展的全貌、启发我们发现医学发展的规律、总结医学成就的原因、分析医学史上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医学史独特的地方。通过回顾过去,联系现实,放眼未来。”从1600多年前的《肘后备急方》中脱颖而出的青蒿素,则代表了医学史研究的另一个作用,“保存文献、挖掘精华”。甄橙说道:“现代社会比较重视科学研究的应用价值,但如果没有一代代医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校注,互相印证,去伪存真,后人不一定能从古方文献中得到启发,中国首个诺贝尔奖可能又要推迟若干年。”医史学家的研究有助于为不同的医学学科找到精准的历史定位,医史教师则可以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医学的责任,认清医学的目的。很多北医毕业生在回顾求学生涯时,都会感叹医学史课程对自己的启迪作用。对此,甄橙深有同感:“程之范教授在医学史教学中有两个坚持。一是他认为医学史课程是一门‘桥梁’课程,当医学生已经有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临床基础知识后,学习医学史会对他们的医学路起到更有效的促进作用,因此他坚持医学史是北医大三医学生的必修课。二是他认为研究医学史必须有一定的医学基础,所以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都要求是医疗系毕业的。”然而,并不是所有医学高校都具有如此宽容的学术氛围和敢于尝新的勇气。医学史作为交叉学科,往往无法带来临床医学拯救生命的成就感,也很难直接创造耀眼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对医史学者治学严谨的要求却没有降低。在程之范教授的学生中,最终坚守在医学史领域的寥寥无几,甄橙是其中之一。回想自己在医学史领域耕耘的30年,甄橙总结为: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进步。“北医是医学力量雄厚的医学教育机构。在这样的环境里从事医学史研究,要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医学本身的内核问题出发,探究相关的历史发展。中国近现代医学史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莫过于收集史料和实物,为日后长久的历史研究打好扎实的基础。外史的研究风格在史学基础尚未扎实的情况下进入,很容易带偏医学史的研究方向,对医学史研究的发展不利,但我们也不是完全拒绝外史研究。在医学内外史之争的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优秀的医学史研究成果一定是内史外史兼顾,医学史料、社会文化分析和哲学分析融会贯通,相互结合的。”所以,在甄橙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除了医学专业相关的学生外,也逐步招收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教学上,甄橙不断探索更适合新时代需求的方式方法:“20世纪早期国内外的医学史博物馆主要用于医学史教学和研究。2005年前后,我组织学生课外实践,参观中国科技馆并参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医学史研究者可以通过揭示博物馆中文物的故事,做到让文物‘说话’,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医学是什么,医学史中有什么,医学史研究是为了什么。文物和史料会触动很多医学生,尤其是当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影响健康的主要疾病,而肝炎、结核病、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时⋯⋯医学史研究大有可为。”对于医学史学科的未来,甄橙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医学史课程更像是一门‘绿叶’课程。但从医学史学科的发展来说,未来的医学史研究对医学的作用应该是引领性的‘灯塔’。在深入研究医学历史的基础上,引领医学向新的高度和广度发展,为国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建议。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积极收集、保存医学史料和实物,支持文化挖掘研究。同时,推进医学博物馆建设,助推医学知识的传播。终有一天,医学史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孟莛
    发布时间:2023-10-30
  • 编者按:“游移方寸之间,诊治牙周天地”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刘怡的工作日常。她的工作内容可能没有“生死时速”的惊心动魄,却在一次次看似平淡的诊疗中不断为牙周病患者解除难以言明的痛苦。她常常说,自己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陪伴患者和他们的牙齿,这句话堪称是一份长情的告白。与“牙齿”初结缘“最开始萌生做口腔医生的职业愿望,是因为我的小学老师门牙之间的一颗多生牙。”我的小学老师是一位特别和蔼、爱笑的年轻教师。但是她笑起来时有一个小遗憾,就是在两颗门牙之间长了一颗多生牙。我常常盯着她的那颗小牙想,要是没有这颗小牙就好了,那样的话老师一定会更好看。这便让我萌生了长大后成为牙科医生的愿望。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将华西医科大学的口腔医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作为报考志愿,后来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   恩师领路“在这三位导师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同的信念。第一是要相信自己,第二是要坚持不懈,第三是要勇于创新。直到现在,我也常常以这些信念来鼓励我的学生。”在华西医科大学的求学生涯中,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老师们非常儒雅,会特别认真地给我们讲解教材;也非常严谨,每个细小的操作都会要求我们反复训练。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训练是用蜡块“雕牙”。牙齿雕得好不好全凭对于牙齿三维解剖结构的了解,只有看清楚每颗牙齿的形态,才能真正地雕好牙齿,在将来为患者治疗时把牙做得漂亮。当我们进行“雕牙”训练的时候,老师会给每个学生发一大块蜡和一套工具。从前牙到后牙,要求我们把每一颗牙齿的三维形态都雕出来。我们在宿舍不分白天黑夜地训练,手磨出好多泡,真是没少费功夫。本科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那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准备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章锦才教授经常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虽然你现在做的是编辑工作,但毕竟没有脱离口腔医学的领域,如果自己知识水平不够,怎么能去修改别人的论文呢?”在章锦才教授的鼓励下,经过努力,我通过了考试,成了他的研究生,也明白了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在读博士阶段,王松灵院士则教会了我“持之以恒”。王松灵院士曾经做过慢性阻塞性腮腺炎的分级分类研究,他对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病例特别感兴趣,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过去的病历找不到。王院士并未放弃,不懈努力寻找过去的病历资料,为他后来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极为关键的基础。这个故事教导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够获得理想的成绩。我在美国南加州大学(USC)读博士后的时候,施松涛教授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科研是要创新,要敢于革命”。他总对我说,如果照着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去做科研的话,至少晚了5年的时间,你只有敢于创新和革命,敢于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和问题,真正能解决临床问题,才算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只有创新,才有意义。   编辑、学者与医生的三重身份“口腔业界很多‘大咖’当年的毕业论文都是由我来编辑的。”《华西口腔医学杂志》是一本非常有名的口腔医学中文杂志,当时国内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都发表在《华西口腔医学杂志》。而作为编辑,我在当时能接触到很多优秀的文章、文献,因此也学会了如何去设计一个好实验、如何去写一篇好文章、如何对文章进行润色。那段在杂志编辑部的磨炼,对我来说是受益终身的。现在我们也在进行一些临床研究,我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不是跟实际临床完全不搭边的内容。我更希望能从临床中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在实验中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再回到临床中实际地解决问题。   长久的陪伴与关怀“牙周科里虽没有生死时速,但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真的挺要命。”口腔科患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有当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层次以后,才会注意口腔的问题。虽然口腔问题不是什么重大疾病,但如果一个人的牙出了问题,总是会觉得浑身都不舒服,生活质量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口腔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些患者的治疗持续了十几年,并且都是定期就诊,所以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长久的陪伴”。这些“老病号”们从最开始求医时的将信将疑,到后来严格按照医嘱要求执行,他们在漫长的坚持中体会到了治疗的效果。 注重宣传科普“牙周科医生这份职业普通又不平凡,尽可能帮患者保住每一颗天然牙,让人们都能享有健康的口腔和灿烂的微笑,是我十几年如一日的宗旨。细心、耐心、恒心,则是我的行医守则。”我们都知道“一口好牙是我们最好的名片”,拥有一口好的牙齿,不仅能给外貌加分,同时也能够保证全身的健康。牙周病的治疗对于整个口腔生命周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口腔健康,一些患者有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医师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宣传和科普的工作。以洗牙这件事为例,以前部分老百姓认为洗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会导致牙齿变松、变酸、牙缝变大等。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反复科普与宣传教育,目前每年定期洗牙的人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宣传和科普还是很有效果的。   专业解决患者就诊困难的“一体化治疗团队”“一个人、一个科室的技术再超前也无法完全解决患者的病痛,为了解决许多重度牙周炎患者常常要在口腔医院不同科室转诊等问题,我组建了一支‘牙周病一体化治疗团队’。”我是一位牙周科的大夫,用同行一位老师的话说,“牙周”就是“载颌之舟”。近些年,牙周的专业学科发展得很快,而且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一旦牙周不好,那么所有的治疗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只有牙周好了,才能让口颌更加健康。一个人、一个科室的技术再超前也无法完全解决患者的病痛,不论是种植、正畸,还是修复,基础治疗的第一步都是牙周治疗,这使得牙周科成为口腔交叉学科的枢纽。为此,我针对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组建了一支“牙周病一体化治疗团队”,以优秀的精英团队、专业的治疗技术、优质的服务水平为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全面、有效的治疗,目的就是解决老百姓需要在多科转诊中挂牙周科号而费时费力等问题,同时也能让我们的医疗流程更加顺畅、治疗方案更加有效。   工作上收获的肯定,使我更好地服务并体贴患者“正是因为我收获的荣誉及鼓励,让我更能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很多事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2020年,我获得了“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这个奖项让我印象深刻,也尤为自豪。作为一位临床的研究工作者,我们的本职就是要为患者服务,我们所做的所有科研及其成果,最终都是希望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我们的患者。这个奖项的获得,诠释了我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医师,在工作上获得的鼓励和肯定,让我越来越坚定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也让我更能从患者的角度去思考,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工作,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供稿)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作者】刘怡
    发布时间:2023-09-28
  • 她始终坚守临床救治最前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救治经验。她长期从事冠心病的临床和冠脉微血管的研究,在国内成功研制出左心声学造影剂,同时建立了心肌声学造影成像技术和分析方法,应用左心声学造影从心肌微循环水平对冠心病心肌缺血进行了系列基础与临床研究。她为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作出突出贡献,2022年被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授予“鲐背荣誉”。她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刘伊丽。 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坚守临床一线刘伊丽生于战火纷飞的1933年。1950年,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在中国东北边境。“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口号如燎原之火般熊熊蔓延到刘伊丽心中。高中时期的刘伊丽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后来,由于新中国更需要一批专业的医务人员,刘伊丽便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学医,开启了从医之路。大学毕业后,刘伊丽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东北军区第十一军医学校。那是一个刚刚创办不久的新学校,也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前身之一。刘伊丽在此处精心打磨临床诊疗能力,勤勤恳恳地服务临床一线的患者。“我喜欢临床,我一辈子揪着临床不放。”从医之路漫长而艰辛,刘伊丽一走就是70多年,即使后来脱下军装乃至退休多年,她依然初心不改。如今,90岁高龄的她仍然经常待在科室,只要医院有急危重症患者,哪怕是凌晨,她都随叫随到。许多接触过她的患者感慨道:“能遇到刘伊丽教授这样的医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世界也属于老年人!”作为科室里最年长和最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她一直不断学习,不断钻研。她认为:作为一名优秀医师,要有危机意识,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要站在知识的顶端,争取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守正创新,研发中国超声造影剂“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刘伊丽在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后开始走向研发领域,尝试将自己的经验与巧思运用到超声诊断的研究中。在阅读文献时,她偶然间发现一篇文章上说:将带有气泡的超声造影剂注射到血液里,可以更清楚地实现微细血管和组织血流灌注,达到与增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媲美的效果。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超声造影剂,她觉得这个结论很神奇,便一头扎进了超声造影剂研发的世界中。她拿出了当年去美国留学的那股劲儿来,从如何制作造影剂泡泡开始,一点点地做基础研究,频繁地来往于国内外各大学术会议。每次去国外开会她都带着问题守在有关专家的台下或壁报旁,专家一讲完课她就迎上去探讨有关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先后带领了47位研究生投入此项研究,最终在实验室里造出了合适的微泡,并以此开展了大量动物实验。2006年,刘伊丽研究出的超声造影剂成功拿到国家一类新药证书,这意味着允许进行大规模生产。但此时,厂家发现实验室所应用的工艺不能应用于大规模生产,换了多个厂家都未能接受这个项目。“我当时都觉得我这个泡泡要变成泡影了。那么多年的工作都白费了吗?当然不甘心。”于是,她带领药学部团队深入药厂车间,探讨大规模生产微泡的工艺和流程。就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刘伊丽团队研发的二代造影剂一步一步通过了临床前研究和三期的临床研究,2019年,经过多年的艰苦历程,二代造影剂终于获国家批准生产上市。该产品是一款采用冻干技术生产的蛋白微球超声造影剂,效果比同类进口产品更突出。在欧美国家,该类型产品已被多个国际指南推荐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除了注重科研,刘伊丽还注重知识的传承。2006年、2021年,她分别主编了《对比超声学》《超声造影学》两本书,将自己在超声造影领域的毕生所学通过系统地归纳,整理成书,毫无保留地将技术教授给更多需要的人。 甘为人梯,孜孜不倦为国育才刘伊丽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40多年党龄。从医从教多年,她始终不忘党员身份,孜孜不倦、乐于教学。在她的努力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点。作为心血管内科的博士生导师,她培养了20名硕士生和27名博士生,2004年被授予“伯乐奖”。刘伊丽认为培养学生必须和世界接轨:“要让年轻人知道世界上最前沿的专家正在干啥。”为此,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送出数位年轻骨干到美国相关专业机构进修学习。刘伊丽认为,患者是医学知识的源泉。她之所以坚守在临床一线,不仅是为了治病救人,更是为了在医学生的培养上做力所能及的事。85岁的她开始将病例制作成演示文稿,以“刘伊丽教授微课堂”形式向临床医师传授心得。2021年,她又主编《心血管精选病例及点评》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50个病例。而总结病例的工作从未停歇,目前又一个50例的病例编写已完成,正在进入出版流程。她表示:“要把记载了100个病例的两本书作为我90岁向心血管内科学的献礼。” 一心为公,举贤任能助学科攀高峰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的心血管内科,刘伊丽仍然十分感慨。那时科里除郑巨福医师外,没有一位医师经过心血管专科培训。当时连最基本的用于冠脉介入的金属三联三通都没有,科室每次都要从其他医院借回来消毒后使用。在这样的形势下,1984年,51岁的刘伊丽临危受命担任科主任:“当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重新看到希望的时候,就特别珍惜今天,想把过去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于是,她踏上学科建设的新征途。“我是科室第一个开展冠状动脉造影研究的。”刘伊丽担任科室主任后,首次提出要成立亚专科。她认为一个学科应该是由很多亚专科组成的,比如现在的心血管内科是由6个部分组成:冠心病团队、电生理团队、超声造影团队、科研团队、无创诊断团队、护理团队,每个部分由一名骨干牵头。而科室主任最主要的职能是协调和激励所有的人,让大家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科建设就应该是一代接着一代干,让年轻人有机会展示才华。”她认为学科发展不能仅靠科室主任一个人能力突出,而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前进,否则难以在学科发展上有所建树。因此,当年科室换届时,她力排众议向医院党委推荐科研能力更突出的年轻骨干到管理岗位,就是希望科室能跟上学科发展前沿。她说:“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是没有个人利益,坦坦荡荡,一心为公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年满九旬,但刘伊丽谈论起学科发展依然激情澎湃。她最新的梦想是建立评估冠脉微循环的介入手段,将心肌声学造影提高到更深层的认识。她把这个梦想写在了办公室的小黑板上,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作者】宁习源 凌伟明
    发布时间:2023-08-28
  • 她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婴幼儿变态反应的临床诊治工作。1982年建立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特殊实验诊断方法,在国内诊断该病,先后建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免疫印迹技术(IB)检测特异免疫球蛋白E(IgE)和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的方法,使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诊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她编著了《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解读过敏》,并参与编写《实用变态反应学》《临床变态反应学》《变态反应学》等多本专业著作,于2011年获得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她就是我国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文昭明。 受家人影响选择从医笔者:请谈谈您的成长,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从医。文昭明:我是四川成都人,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长大,家里很重视教育。我的姑姑是妇产科大夫,叔叔曾担任过四川省防疫站站长。小时候我得胃病,就是姑姑为我治疗。所以我后来学医,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48年,我考上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学的是儿科,于1954年毕业。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去西藏笔者:请您谈谈去西藏自治区(简称西藏)工作的经历。文昭明: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的,那时分配结果是保密的,每个人会有一个红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纸条,写着被分配的地方,我被分配到了西藏。抵达拉萨50多天后,我被分配到日喀则市的日喀则人民医院工作。那里的医生都是汉族人,但是要用藏语看病,因为那里的藏民听不懂汉语。我去的时候,医院已经有儿科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大夫,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余德钫。当时患者不多,没有病房,只有门诊,我就看门诊。 扎根新疆边干边学23年笔者:请您谈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工作经历。文昭明:我离开西藏是在1956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任务先去拉萨护送一批孩子回成都,接着就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一干就是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工作繁忙、多彩。那时儿科床位有120张,最多的时候达到140张。科里的医生来自各个民族,大家融洽共处,共商科室大事,我在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为了精进业务,科里派我到北京儿童医院进修。进修期间,我听了邓金、胡亚美、江载芳等很多儿科专家的讲课,对邓金提到的水电平衡紊乱的纠正很感兴趣,之后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笔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时,有印象深刻的病例吗?文昭明:受当地气候的影响,那里的小孩冬天容易患肺炎,夏天容易腹泻。每逢这两个季节,科里都要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任务很重。一次夜里,值班的住院医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6岁的腹泻患儿,输液后心跳加快,问我是考虑心肌炎还是补液不足。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情况,我立刻赶到病房,掀起患儿的被子,轻轻揉孩子的肚子。哗啦一声,孩子拉了一床水便。原来大孩子和小婴儿不一样,婴儿拉的次数多,但量不一定多;大孩子拉的次数少,但量多。确定是补液不足后,我们即刻为患儿补液,果然,补液之后患儿的症状就缓解了。所以说,临床观察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帮助我们明确诊断,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观察中学到东西。我还诊断治疗过一例肺炎合并低钠综合征。患者是一个6个月大患有肺炎的孩子,病情很严重。有一天,我工作完又去病房听他的肺部,觉得他的肺炎已经在好转了,可为什么又陷入昏迷、病情越来越重呢?我请急诊医师为他做了生化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血钠很低。我算了算,要纠正过来,应该给他静脉输入3%的氯化钠液84毫升。那时没有心电监护仪,我就拿来一条棉花丝,贴到他的鼻子上,他一呼吸,棉花丝就会轻轻地动。我用听诊器听着他的心跳,请护士尽可能慢地推液,眼睛盯着棉花丝,一直到静脉推液结束。2小时以后,孩子打哈欠了;4个小时后,他睁眼了;12小时后,我们喂了他30毫升牛奶;24小时后,孩子大声哭了,要喝母乳。慢慢地,患儿身体恢复了健康。 笔者:您在新疆时参加过巡回医疗队吗?文昭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巡回医疗每年都有。一个医疗队大概十来个人,到全区各地给大家看病。有一次,我们遇见了一个出血的孕妇。妇产科大夫说需要输血,我是队长,血型也匹配,就带头输了200毫升血,一个18岁小伙子也跟着我献了200毫升血,孕妇后来就抢救过来了。除了巡回医疗外,其实还有很多紧急任务,都得随叫随到。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 从儿科医师到变态反应科医师笔者:您后来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契机是什么?当时科里情况怎么样?文昭明:1980年,我被调到北京工作。一开始是安排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工作,后来张庆松教授将我要到变态反应科,我就开始从事变态反应工作。那时变态反应科已经建科一段时间了,但还算是一个小科室,科里大概也就10人左右。我在那里边干边学,学脱敏治疗、皮肤试验等,后来才成了变态反应科医师,开始独立看病。 笔者:您在国内较早诊断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能聊聊确诊这一疾病的过程吗?文昭明:我来变态反应科不久,发现有的“哮喘”跟一般的哮喘不一样。一般的哮喘患者肺部没有阴影,但我发现有一位“哮喘”患者不但肺部有阴影,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总IgE也特别高。通过不断地查资料,我发现了一种病叫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名字虽然长,但把这个病说得很清楚:病因是变态反应性的,侵犯的部位是支气管和肺,病原是曲霉菌,主要是曲霉菌中的烟曲霉。我请技术员查找沉淀线,果真在患者的血清中查出了抗烟曲霉的沉淀抗体。后来,我们科实验室的负责人乔秉善老师在患者的痰中发现了分生孢子梗,这就说明曲霉菌在患者的支气管里生长繁殖,确诊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这项研究后来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还获得了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成果奖。 笔者:变态反应科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文昭明: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举办全国性的变态反应大会,影响力就扩大了。变态反应事业也兴旺起来,很多医院都开始成立变态反应科。我们还举办进修班,进行系统的培训,每个进修班学员人数都不少。因为我是儿科毕业,也做了多年儿科工作,进修班主要安排我讲婴幼儿变态反应。 年过半百也要学出成绩笔者:听说您后来去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文昭明:1993年的一天,医院外事处突然通知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要资助我出国访问学习。我后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的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学习了9个月。那时我已经60多岁了,仍然决心在外学出成绩来。在那里,我主要是在变态反应科学习,看他们出门诊,参观实验室。在原计划6个月的访学期间,我尽量去了解ABPA相应的内容。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ABPA可追溯的最早的病例,应该是1938年的一个6岁孩子。于是就和科室“大佬”、国际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理查德·洛基(Richard F. Lockey)一起写文章并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我还记得其中一篇就是ABPA的综述。每天早上科里都有专门的学习会议,有一天他们请我讲ABPA的内容,得到广泛好评。后来,科室的人主动提出为我增加3个月的访问时间,并接纳我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国际会员,这为我了解学科最新进展提供了方便。 笔者:这段访学经历对您回国开展工作有什么影响?文昭明:回国后,因为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变态反应学,最好让老百姓也知道,我开始写医学科普书。我写了《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解读过敏》等,加起来有上百万字。我没有其他的嗜好,就是喜欢坐在电脑旁,写我想写的东西。虽然现在退休了,我还在不断地写。 医生和患者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笔者:对成长中的年轻医生,您有什么嘱咐?文昭明:医生要不断学习,累积经验。每看过一个患者,我都会做记录。以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信息,当时,只能靠自己手写记录本。我先后写了9本,记录了约9000例次病例,这对积累经验很有帮助。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共同对抗病魔!要爱患者,关心患者,用毕生的精力去济世救人。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作者】李苑菁
    发布时间:2023-08-25
  •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工作日,位于府右街北口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此前,本刊曾采访了北京三甲综合医院首次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女性开设的少儿妇科门诊牵头人尹玲。除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的身份外,尹玲还是该院少儿妇科学组组长和妇科内镜培训中心负责人。据她介绍,已开设近1年的少儿妇科门诊(在疫情严重时停诊了两个月),到目前为止门诊量为1500多人。少儿妇科(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Gynecology,PAG)是儿科与妇科的交叉学科,与遗传学、性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等均有关联,目前依然是小众学科,但经过尹玲团队的努力,更多曾经迷茫无助的未成年患者,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了解自己疾病、缓解痛苦的地方。 小众的专业和迷茫的患者PAG是小众学科,对于很多医师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在介绍学科时就会遇到一个“小却重要”的难题——名称。在采访过程中,尹玲大部分时间会把少儿妇科称为PAG。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确定这个亚专业学科的准确中文译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PAG门诊名译为“小儿、青少年妇科”;深圳市儿童医院的PAG门诊名译为“青春期妇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PAG门诊名译为“小儿妇科”;北大医院的PAG门诊名,在经过学组成员的多番讨论后译为“少儿妇科”。众所周知,学术领域专业名词和术语的准确性、统一性,往往会影响这个学科中文文献、资料和标准的可读性及长远价值。精确的译名,对学科的交流发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译名,尹玲介绍道:“PAG在我国起步较晚,译名涉及学科的性质、范围、对象等,比如覆盖的患者年龄段,不同医院关注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导致各医院的门诊名称不统一。”然而,摆在国内PAG面前的发展难题不只是译名的统一。据了解,目前我国PAG没有高校课程、没有专业师资、没有诊治规范、大多数医院没有专职岗位也没有收费项目⋯⋯这个学科在国内“小众”到,历经20年仍处于“从无到有”的初级发展阶段。同时,对于未成年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求医无门的痛苦和“数以年计”的迷茫。17岁的小王(化名),从河南来到北大医院求诊。她出生后就比同龄人矮小,早年在其他医院被诊断为矮小症,经过治疗身高已经正常。患有矮小症的小王还有闭经问题,她的乳房、子宫和第二性征都未发育,患者几年前虽然也曾就医,但治疗效果不佳。小李(化名)在12岁左右被诊断为不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男性假两性畸形)。18岁时家里攒钱给她做了外阴整形手术,大学毕业后又做了人工阴道,遗憾的是两个手术都失败了。当尹玲接诊时,小李已经二十八九岁,剪了短发,乍一看像个男孩子。她说:“大夫,您能不能给我弄点儿药,让我的乳房长一长。如今结婚、生孩子这些事我都不想了,只是希望您能想办法让我的乳房长一长,也有些女孩子的特征,心里感觉会好一些。”这些四处求医却不断碰壁的病患,从医30多年的尹玲在开诊不满1年的少儿妇科门诊遇到过很多。她说:“PAG不是成年妇科的微缩版,它是一门纵横交错、综合性强的边缘学科,很多女性在成年前会遭遇先天畸形、炎症、肿瘤、性早熟、月经失调和生殖器创伤等疾病,如果能早期及时介入治疗,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效果,避免女性终生的痛苦。但国内专门针对PAG的临床专业人员寥寥无几,很多患者经常遭遇就医无门或误诊误治等情况,像小王和小李这样的患者,就诊过很多医院,却收效甚微。”其中缘由,尹玲分析说:“成人妇科医师在少儿妇科方面的基础知识有很大欠缺,所以遇到这类求诊人群,很难给她们做出正确诊断和规范用药,患者的病情就没办法得到控制。其实我对未成年人妇科疾病的很多知识也是空白的,国内相关学术探讨太少了。但就像我们医院的严仁英教授,她为了‘造福一群人’,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无数家庭的幸福作出重要贡献,我们浸染着‘厚德尚道’的百年院训,有着医者的责任和使命,也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减轻患者的痛苦。”于是,2022年6月初,尹玲向上级提交了成立少儿妇科学组和开设少儿妇科门诊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医院的支持。她作为牵头人,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相关事宜,终于在月底由妇产科主任医师、著名妇科内分泌专家李克敏、尹玲和3位优秀的主治医师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少儿妇科团队,开启了北大医院在国内少儿妇科领域的前沿探索工作。前文中的两位患者,在北大医院少儿妇科团队的精心治疗下,大约半年后病情就有了起色,小王的月经来了,子宫逐渐发育,小李病情也有所好转。同时尹玲团队利用网络平台,把特殊的患者聚在一起建立了微信群,进一步追踪她们就诊后的情况。 为什么要做少儿妇科?1982年就迈入北京医学院校门的尹玲有着妇产科大夫的典型特质:精力充沛、个性鲜明。她性格乐观开朗,常常未语先笑。对于PAG在国内发展面临的困难,她有清晰的认知:“国内除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深圳市儿童医院有专职的PAG医师且发展稳定外,其他很多医院这一学科目前大都是兼职医师,包括我们医院,因此,时常会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PAG在国内的推动缓慢,我估计至少要有三代人接力奋斗,这一学科才能发展起来,可能我都看不到它成为独立学科。但看着那么多人求医无门,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1965年年底,尹玲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她的奶奶曾是一名接生婆,父亲也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此家中常备的一些医学书籍让她对学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儿时的勤劳让尹玲不仅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惊人的耐力,还练就了一双可以左右同时操作手术器械的巧手。然而这些并不是她选择妇产科的主要原因,她笑眯眯地说:“因为要接生宝宝,迎接新生儿,妇产科医师是一个欢乐的职业。我觉得挺好,就选择了这个充满朝阳与希望的专业。”1988 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后,由于稳定的心理素质、踏实的处事风格和左右手都可以进行手术的特质,尹玲成了老师们口中值得信任的“巧姑娘”,最终她听从老师建议,选择了妇科。1993年,成为主治医师的尹玲师从国内著名妇科内镜专家刘运明教授。当时北大医院妇产科在腹腔镜方面的诊疗技术比较落后,医院派尹玲出国学习,她不负众望学到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使得科室的内镜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来,尹玲在普通妇科、妇科内分泌和微创手术方面的踏实积累,为如今她牵头开设少儿妇科门诊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这些是尹玲决定为推动我国少儿妇科发展贡献力量的客观条件,而她做这件事情的引线,则是20多年前在国外培训的一次偶遇。做事干练的尹玲从医后,为不断提升技能水平,经常会参加专业培训。2000年在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培训期间,有一件事她记忆犹新:“培训时认识的一位泰国医师问我课后能否去新加坡开设的中文培训班教授中文。我很自豪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播尽一份力量,于是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个志愿活动。中文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泰国的僧人,在之后的交流过程中,我的知了其中一位学员的经历。他家境良好,父母的愿望是让他大学毕业后,在寺庙里实习锤炼心智再去美国读研究生,将来成为工程师或者继承与医疗行业相关的家族事业。但在寺庙实习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继续做僧人。父亲追问原因,他说,‘当医师只是治病救人,你把这个人的疾病治愈了,如果他的品行不端,会继续去危害社会,而做僧人则可以医治人的心灵,教人行善事,成为有益于社会和家庭的人。’”这个僧人的经历引发了尹玲的思考,她想到读书时父母的嘱咐:“咱乡下人到城里看病不容易,你要当个好大夫。”所以在大学时期,尹玲就立下了“要为良医”的志向。30多年过去了,尹玲的年门诊量有万余人,每年手术量也有千余台,她救了很多人。“僧人觉得学医是救一人,佛教是救苍生,我很感动于他的奉献理念,但我认为发挥医者的社会价值,也能造福很多人。像推动少儿妇科发展,医师对疾病不了解,是摸着石头过河、抱着书本出门诊,可患者理解我们、信任我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共同为缓解病痛努力,医患成了教学相长的伙伴。而我们每帮助一位患者,则意味着未来会有几个家庭得到抚慰甚至是拯救。我相信聚沙成塔、聚少成多。” 学科的现在和未来医疗行业外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医学学科的发展,需要走多久的路,做多少琐碎却必要的事情。少儿妇科门诊开设后的1年里,尹玲继续主持调整疾病诊治规范,设计并指导论文写作,牵头筹备专业会议,业余时间写科普,接受媒体采访宣传学科,扩大学科影响力等工作,除非疫情影响,每周六仍坚持出少儿妇科门诊。2023年1月初,尹玲牵头组织了一个线上为期2天的少儿妇科相关全国性学术会议。对于会议效果,她很满意:“基本上每天有12000人左右的观看量。”会后尹玲组建了“C-PAG Club”微信群,群成员是国内19个省(区、市)开展少儿妇科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这是她为将来组建专业学组做的一部分准备。对于学组的重要性,尹玲解释道:“成立学组,是为了医教研协同发展,学组组建后可以定期讨论专业问题。少儿妇科的疾病很多都是特殊的,作为新兴学科,我们要规范特殊疾病应该如何诊断、如何治疗,在这方面北大医院愿意先行摸索,和同行一起交流探讨后总结一定的规律,然后再继续指导临床实践,这样学科自然而然会科学地发展起来。”尹玲还想组织开展一个全国多中心的未成年女性月经状况调查。她举例说明这事的重要性:“国内现在临床使用的很多数据和定义都是参照国外的,例如女孩儿初潮的年龄,未成年女性乳腺到底什么时候发育,乳腺发育需要多久,第二性征发育的时间,性早熟的定义等。但国外的饮食习惯、生活环境和我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内容是否真的要全盘接受,是否符合现在我国女性的现实情况,值得我们思考。此外,未成年女性的阴道微生态状况是什么样的?临床不少医师说未成年女性炎症感染率高,具体数据是多少,是否有城市和乡村、北方和南方的区别?所以我特别想做这样一个调查,这是我组建微信群的另一个目的。我们团队正在设计调查问卷,且联系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流行病学和统计学专业的老师修改完善,让问卷更科学。”此外,尹玲还计划着把自己多年来遇到的临床特殊病例收集起来,“至少出一本中国少儿妇科经典病例荟萃的书⋯⋯”学科在初级发展阶段,各种事情纷繁杂乱,尹玲常常感觉分身乏术。采访的最后,尹玲笑着“吐槽”了近期论文投稿的经历:“要推动学科进步,还需要积极给国内外专业期刊投稿,增加内外交流,开阔我们的视野。所以前段时间我们投了一篇论文,编辑反馈了几位同行评议,表示样本量太少。这说明审稿的同行还不太了解‘小众’学科,我们的样本量从本专业的视角来说并不少,足以作为‘小众’专业的临床经验刊登在期刊上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互相学习。”她乐呵呵地表示晚上回家后要给期刊写邮件,建议他们换几位“懂行”的评议专家,“如果编辑找不到,我可以帮忙推荐哦”,她开玩笑地说。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作者:孟莛
    发布时间:20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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