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寿玢，1925年4月出生于湖北宜昌，是我国著名临床营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际需要，杜寿玢在国内研发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开展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提出在医院成立多学科营养支持小组。她为我国临床营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求学迎来人生转折

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杜寿玢：我出生在湖北宜昌，兄弟姐妹共有12个，但最后只有3个男孩和3个女孩活了下来，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我的父亲虽然出生在乡下，但自学成才，最后考入了公职，在海关工作。当时家人觉得这是个“铁饭碗”，祖父说考上海关能挣钱了，就不用再念书了。父亲是想念书而念不成，所以他说不管多困难，都得让我们每个人有上学的机会，后来我们兄妹6人都考上了大学。

我小学是在宜昌念的。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到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我们全家也都跟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宜昌，后来战火蔓延，又从宜昌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最初我们住在万县城里，后来遇到了空袭，就想办法搬到了乡下。 

这一时期，南京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也搬到了万县的乡下，我从初三到高三都就读于这个中学。这个中学从师资、教学质量以及办学历史来讲，都是很有名的，在校期间我每年都考第一名。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每年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直接保送到金陵大学，我有充分的自信，觉得一定可以被保送。但是没想到，我高中毕业时，由于金陵大学没有女生宿舍，所以不收女生，我就被保送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化学系，这也是当时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

后来，受战争影响，燕京大学也从北平搬到了成都，我想去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两个学校都有化学系，不能转校，于是我选择了冷门的家政系，从而顺利考入了燕京大学。1946年跟随学校搬回了北平。 

北京协和医院：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杜寿玢：燕京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那里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学后，燕京大学举办了迎新会，有很多小社团来招收我们新生参加。这种小社团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宣传宗教，但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已经慢慢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有很多地下党员在里面组织活动、联系群众。

去燕京大学之前，对我来讲，把书念好就行了，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过问。但来到燕京大学后给了我很大一个改变，就是念书之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迈进临床营养大门

北京协和医院：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您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

杜寿玢：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有分不开的联系。北京协和的医学预科、护士预科都在燕京大学，营养专业也是这样。我先在燕京大学念营养专业，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有一个营养师培训班，就是把所学的营养知识再继续深入，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就和3个同学一起报名，经过1年培训，结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营养师培训班。

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营养科是和医院同时成立的，成立后就有营养师培训班，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停办，这个培训班也就停止了。直到1948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著名营养学家周璿当了营养科主任以后，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培训班，我们就是培训班恢复后的第一批学员。

这个培训班的培训制度和美国的完全一样，用的教材是美国的教材，实习也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培训班有两位老师，一位就是营养科主任周璿，她用中文主讲；还有一位外国的营养师，她用英文讲，这样我们对专业知识就能从中英文两方面同时了解。

除了专业教师之外，还会请各科的教授来讲各自的专业知识，比如像妇产科的林巧稚教授、外科的曾宪九教授等。我们班只有7个人，是小班，按道理讲派一位讲师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很重视营养，都亲自来讲。特别是曾宪九教授，他说根据几十年的外科工作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有一些外科的重症患者，虽然安排了优秀的医疗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但最后还是去世了。他发现，这些患者不是死于他本身的疾病，而是死于营养不良。所以，他说营养很重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的教导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外科设立了外科代谢与营养实验室，使营养学又前进了一步，这在国内是领先的，有许多过去认为根本没法治疗的患者，因为营养的改善转危为安。

北京协和医院：培训班除了上理论课以外，还有哪些内容？

杜寿玢：我们先在厨房实习，了解厨房的工作事务，比如，每一个岗位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达到顶班劳动的水平后才有资格到病房去。到病房除了看病历、了解各项检查指标外，还要了解患者的籍贯、喜好，这些都了解清楚后才能开始设计膳食。但我们没有处方权，老师要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经过她们签字确认后才有处方权，所以营养科的要求很严格。周璿主任告诉我们，她在实习时，当时的营养科主任跟她讲，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就是一个“严”字，一定要“严”字当头。

以前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理论，比如蛋白质是干什么的、脂肪是干什么的，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患者以后，我才了解到营养究竟起什么作用，理论就联系实际了。营养培训班在1948年以后办了4期，但每期人数都很少，一共才培养了22个人。实习结束后，我们变成正式的营养师，这样我就开始了临床营养工作，一干就是60多年。

临床研究填补国内空白

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和临床科室合作开展研究的情况。

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有很多专家非常重视营养，像内分泌专家刘士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其中有不少关于营养的内容。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到底吃了多少、剩了多少，而不是单看供给患者多少膳食。所以他就建议周璿主任设计一个代谢膳食，这在当时别的医院是没有的，只有我们有，这也是科研需要。

我配合刘士豪教授做了“严重烧伤患者氮摄入量”的研究。一般来讲，烧伤面积超过50%救治的希望就不太大了，但如果加上营养改善，救治希望会大幅提高。烧伤面积越大，需要的蛋白质就越多，这是书上都有的知识，但究竟需要多少呢？当时国内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在刘士豪教授设计的这个研究中，吃的部分全由我负责，排出去的部分由外科实验室负责，我们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讲明了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

什么叫科研？很多人把科研看成是高精尖的、少数专家的事情。但我认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问题，去钻研它、解决它，这就叫科研。

北京协和医院：您早期在国内开展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研发了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一种简化的饮食管理工具），请谈谈这两项研究。

杜寿玢：营养治疗在国外有很多研究。1981年，加拿大有一位博士提出了“血糖指数”的概念。他做了血糖指数的研究，发现吃同样的碳水化合物，到人体内所引起的血糖高度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我想中国的食物和外国不一样，结果应该也不一样。于是，在1985年，我就开始研究中国食物在人体内的血糖指数，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进度和国外接近了。

过去糖尿病治疗采用主食固定法，控制食物摄入，少吃主食当然血糖就低下来了，甚至于不能吃水果，患者很痛苦。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况下80%的患者营养不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了。我们做完血糖指数的研究后，经过临床试验，可以为糖尿病患者选择食物提供依据。

我们在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怎么才能更好地交流，那就是我讲的话患者能听懂，患者讲的话我们也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别的国家都有食物交换份法的运用，中国还没有。我先研究了国外的做法，认知到要使食物多样化、让患者和家属与医务人员有共同语言，每个国家的方法都应该不一样。美国是用15克碳水化合物作为交换份，日本是用80千卡热量作为交换份，我们不能抄人家的，必须设计我们中国自己的。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90千卡热量的交换份。为什么是90千卡呢？因为中国以前实行了一段粮票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吃多少粮食，正好半两粮食就是90千卡热量。所以，我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符合我们实际的食物交换份，让糖尿病患者得到一个平衡膳食，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后来我又设计了医用教学食物交换份模型。

促成中国首家疾病分类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1964—1966年您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请谈谈这段工作经历。

杜寿玢：由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比较早，又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除了在营养科以外，医院把我调出来两次，其中一次就是让我到内科当党支部书记。这是对我的器重，因为内科是医院里的一个大科室，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认可。作为党员我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但又觉得我不能离开我的专业。因为营养专业被取消了，我担心后继无人，所以经过我再三的要求，后来又回到了营养科。

北京协和医院：您第二次离开营养科是去做什么？

杜寿玢：1975—1979年，我调到门诊部当主任，门诊部有很多部门，比如病案室、住院处等。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宝，从建院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知道原来病案室的王贤星主任有一个想法，就是编写中国的“疾病分类”。于是我就找了内科的李恩生、外科的王述武、病案室的马家润等人，我们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来北京协和医院参观，他们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后，就让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的首家疾病分类中心（今WHO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60多年，您对临床营养专业有哪些寄语和期待？

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是严肃、认真，医生都是兢兢业业守在岗位上，一刻也不离开患者。我们的主任也教导我们，只要接触临床，你就是医务人员，就得严肃、认真，差一点都不行。临床营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还要继续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患者的需要、临床的需要就是研究方向，要通过科研促进临床发展。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董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