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寿玢 探索创新是临床营养的生命力

发布时间:2021-12-31 12: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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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寿玢,1925年4月出生于湖北宜昌,是我国著名临床营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际需要,杜寿玢在国内研发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开展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提出在医院成立多学科营养支持小组。她为我国临床营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求学迎来人生转折

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杜寿玢:我出生在湖北宜昌,兄弟姐妹共有12个,但最后只有3个男孩和3个女孩活了下来,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我的父亲虽然出生在乡下,但自学成才,最后考入了公职,在海关工作。当时家人觉得这是个“铁饭碗”,祖父说考上海关能挣钱了,就不用再念书了。父亲是想念书而念不成,所以他说不管多困难,都得让我们每个人有上学的机会,后来我们兄妹6人都考上了大学。

我小学是在宜昌念的。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到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我们全家也都跟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宜昌,后来战火蔓延,又从宜昌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最初我们住在万县城里,后来遇到了空袭,就想办法搬到了乡下。 

这一时期,南京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也搬到了万县的乡下,我从初三到高三都就读于这个中学。这个中学从师资、教学质量以及办学历史来讲,都是很有名的,在校期间我每年都考第一名。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每年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直接保送到金陵大学,我有充分的自信,觉得一定可以被保送。但是没想到,我高中毕业时,由于金陵大学没有女生宿舍,所以不收女生,我就被保送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化学系,这也是当时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

后来,受战争影响,燕京大学也从北平搬到了成都,我想去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两个学校都有化学系,不能转校,于是我选择了冷门的家政系,从而顺利考入了燕京大学。1946年跟随学校搬回了北平。 

 

北京协和医院: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杜寿玢:燕京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那里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学后,燕京大学举办了迎新会,有很多小社团来招收我们新生参加。这种小社团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宣传宗教,但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已经慢慢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有很多地下党员在里面组织活动、联系群众。

去燕京大学之前,对我来讲,把书念好就行了,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过问。但来到燕京大学后给了我很大一个改变,就是念书之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迈进临床营养大门

北京协和医院: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您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

杜寿玢: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有分不开的联系。北京协和的医学预科、护士预科都在燕京大学,营养专业也是这样。我先在燕京大学念营养专业,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有一个营养师培训班,就是把所学的营养知识再继续深入,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就和3个同学一起报名,经过1年培训,结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请您谈谈营养师培训班。

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营养科是和医院同时成立的,成立后就有营养师培训班,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停办,这个培训班也就停止了。直到1948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著名营养学家周璿当了营养科主任以后,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培训班,我们就是培训班恢复后的第一批学员。

这个培训班的培训制度和美国的完全一样,用的教材是美国的教材,实习也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培训班有两位老师,一位就是营养科主任周璿,她用中文主讲;还有一位外国的营养师,她用英文讲,这样我们对专业知识就能从中英文两方面同时了解。

除了专业教师之外,还会请各科的教授来讲各自的专业知识,比如像妇产科的林巧稚教授、外科的曾宪九教授等。我们班只有7个人,是小班,按道理讲派一位讲师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很重视营养,都亲自来讲。特别是曾宪九教授,他说根据几十年的外科工作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有一些外科的重症患者,虽然安排了优秀的医疗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但最后还是去世了。他发现,这些患者不是死于他本身的疾病,而是死于营养不良。所以,他说营养很重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的教导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外科设立了外科代谢与营养实验室,使营养学又前进了一步,这在国内是领先的,有许多过去认为根本没法治疗的患者,因为营养的改善转危为安。

 

北京协和医院:培训班除了上理论课以外,还有哪些内容?

杜寿玢:我们先在厨房实习,了解厨房的工作事务,比如,每一个岗位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达到顶班劳动的水平后才有资格到病房去。到病房除了看病历、了解各项检查指标外,还要了解患者的籍贯、喜好,这些都了解清楚后才能开始设计膳食。但我们没有处方权,老师要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经过她们签字确认后才有处方权,所以营养科的要求很严格。周璿主任告诉我们,她在实习时,当时的营养科主任跟她讲,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就是一个“严”字,一定要“严”字当头。

以前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理论,比如蛋白质是干什么的、脂肪是干什么的,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患者以后,我才了解到营养究竟起什么作用,理论就联系实际了。营养培训班在1948年以后办了4期,但每期人数都很少,一共才培养了22个人。实习结束后,我们变成正式的营养师,这样我就开始了临床营养工作,一干就是60多年。

 

临床研究填补国内空白

北京协和医院:请谈谈您和临床科室合作开展研究的情况。

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有很多专家非常重视营养,像内分泌专家刘士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其中有不少关于营养的内容。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到底吃了多少、剩了多少,而不是单看供给患者多少膳食。所以他就建议周璿主任设计一个代谢膳食,这在当时别的医院是没有的,只有我们有,这也是科研需要。

我配合刘士豪教授做了“严重烧伤患者氮摄入量”的研究。一般来讲,烧伤面积超过50%救治的希望就不太大了,但如果加上营养改善,救治希望会大幅提高。烧伤面积越大,需要的蛋白质就越多,这是书上都有的知识,但究竟需要多少呢?当时国内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在刘士豪教授设计的这个研究中,吃的部分全由我负责,排出去的部分由外科实验室负责,我们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讲明了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

什么叫科研?很多人把科研看成是高精尖的、少数专家的事情。但我认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问题,去钻研它、解决它,这就叫科研。

 

北京协和医院:您早期在国内开展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研发了糖尿病食物交换份法(一种简化的饮食管理工具),请谈谈这两项研究。

杜寿玢:营养治疗在国外有很多研究。1981年,加拿大有一位博士提出了“血糖指数”的概念。他做了血糖指数的研究,发现吃同样的碳水化合物,到人体内所引起的血糖高度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我想中国的食物和外国不一样,结果应该也不一样。于是,在1985年,我就开始研究中国食物在人体内的血糖指数,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进度和国外接近了。

过去糖尿病治疗采用主食固定法,控制食物摄入,少吃主食当然血糖就低下来了,甚至于不能吃水果,患者很痛苦。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况下80%的患者营养不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了。我们做完血糖指数的研究后,经过临床试验,可以为糖尿病患者选择食物提供依据。

我们在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怎么才能更好地交流,那就是我讲的话患者能听懂,患者讲的话我们也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别的国家都有食物交换份法的运用,中国还没有。我先研究了国外的做法,认知到要使食物多样化、让患者和家属与医务人员有共同语言,每个国家的方法都应该不一样。美国是用15克碳水化合物作为交换份,日本是用80千卡热量作为交换份,我们不能抄人家的,必须设计我们中国自己的。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90千卡热量的交换份。为什么是90千卡呢?因为中国以前实行了一段粮票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吃多少粮食,正好半两粮食就是90千卡热量。所以,我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符合我们实际的食物交换份,让糖尿病患者得到一个平衡膳食,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后来我又设计了医用教学食物交换份模型。

 

促成中国首家疾病分类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1964—1966年您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请谈谈这段工作经历。

杜寿玢:由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比较早,又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除了在营养科以外,医院把我调出来两次,其中一次就是让我到内科当党支部书记。这是对我的器重,因为内科是医院里的一个大科室,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认可。作为党员我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但又觉得我不能离开我的专业。因为营养专业被取消了,我担心后继无人,所以经过我再三的要求,后来又回到了营养科。

 

北京协和医院:您第二次离开营养科是去做什么?

杜寿玢:1975—1979年,我调到门诊部当主任,门诊部有很多部门,比如病案室、住院处等。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宝,从建院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知道原来病案室的王贤星主任有一个想法,就是编写中国的“疾病分类”。于是我就找了内科的李恩生、外科的王述武、病案室的马家润等人,我们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来北京协和医院参观,他们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后,就让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的首家疾病分类中心(今WHO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60多年,您对临床营养专业有哪些寄语和期待?

杜寿玢:北京协和医院的特点是严肃、认真,医生都是兢兢业业守在岗位上,一刻也不离开患者。我们的主任也教导我们,只要接触临床,你就是医务人员,就得严肃、认真,差一点都不行。临床营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还要继续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患者的需要、临床的需要就是研究方向,要通过科研促进临床发展。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董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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