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他一生坚持的梦想，“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他始终秉持的信念，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以下简称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带领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走向国际前沿的吴昊。他攻坚克难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延长近40年，让众多家庭重获温暖与希望；他用行动践行着传染科医师人文关怀的职责，守护并援助每一颗脆弱的心；他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危受命，毅然奔赴抗击疫情第一线。他持之以恒精钻医术，心怀人民弘扬医德。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时，他说：“多读书、读好书，用自己所学，拯救更多的患者，这会让我们受益一生。坚持对医学的热爱与崇敬，做一位勇于担当的医务工作者，在平凡中追求卓越，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童年慰藉与家庭教育

“我母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早也是最好的老师。”

我于1959年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市，小时候我在母亲身边长大，她是镇上中学的校长。童年时代，我的伙伴都是比我高几届的学生，他们教会我下棋、剪贴报纸、吹拉乐器，还有各类体育运动。在乡野间的生活丰富有趣，童年的快乐奠定了我的性格基础。

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在童年时就阅读了“四大名著”和《艳阳天》等中国小说，到高中后又阅读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增长了我的见识，无论是对我后来的考学写作，还是对我思考方式的形成都大有裨益。作为医生，阅读使我对自身的认知、对科研的掌握、对医疗的看法、对教学的理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父母的教育理念是主张孩子应该以鼓励为主，而不是打压式教育，他们不会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他们希望我能够一直保持谦虚而自信的状态，努力学习，认真掌握知识，长大后能够为祖国作出贡献，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会敝衣粝食。我母亲更理解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希望我能读大学，她认为大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母亲的鼓励和指引开启了我的人生之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在大学时代养成的重要习惯是多读书、读好书，这个习惯对我的一生都有帮助，大至看病，小至做讲座，我都有提前翻阅群书的习惯。”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当时毕业生的去向是当兵或者下放工厂，工农兵大学生一定要工作两年以上，才有推荐资格报考大学。我在工厂做了两年工人后，于1978年考上徐州医学院（今徐州医科大学）。我在学校报考和专业选择方面听取了父母的建议，父母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教导我，认为学医能够对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医学院。

上大学后，每个同学都努力学习、看书，我也同样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大学5年时间，我有4个暑假都没回家，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学习，回想起来当时已然是废寝忘食的状态。此外，我课后还经常去图书馆，把老师讲解知识时涉及的有关图书全部借过来阅览，如果找到了一本好书，学习起来就会更得力。记得高中时我们班有位同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总能在全校200多人中考第一名，他的学习方法是提早启动、尽早复习。当时我们的课业负担很大，上完自己的课都很不容易，他却能在高考前提早一年半开始复习，反复做模拟试题，最后在高考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他身上，我领悟到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提前作准备，当你有准备的时候，成功的把握会更大。

开启传染病事业

“有些人会认为从事医学事业很艰苦，但我不觉得，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我认为医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淮安市传染病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在大学时，传染病学只是基础科目之一，工作之初我又认真全面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巩固传染病学的知识。1990年，我在首都医科大学攻读传染病学硕士研究生，师从汪俊韬教授，学习传染性疾病的诊疗技术，当时主要是肝炎方向。

汪俊韬教授曾说：“临床专家分两类，一类专家能看病，但是说不出来是什么病、为什么能够看好；还有一类专家，不仅能看病，而且能够说出来是什么病、为什么用这个治疗方案能把病治好。第二类专家更难，更需要巩固夯实基础、全面地掌握知识。”为此我经常抓住琐碎时间学习。我当时从事的是肝炎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华内科杂志》刊登有肝炎指南，我就在晚上值班时抽空对指南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我之后的肝病诊断治疗很有帮助。

创新艾滋病诊疗模式

“我们的治疗水平接近国际水平，能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延长30年到40年，比预计寿命仅缩短10年。”

为适应新形势下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的需要，我由肝炎临床和基础研究转向了性病和艾滋病研究。2000年，北京佑安医院成立感染性疾病科，我担任主任。2002年，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实验室成立，我担任负责人。

2005年，我申请课题时，产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的初步想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科研水平比较薄弱，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主要是以关怀为主。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病患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生命基本只能维持3年左右。最初，我们接触的患者一般都是很快就去世了，后来能活几个月。但随着治疗药物的变化，根据个体差异制定医疗方案，并利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用“唐草片”作为临床中成药，目前已能够使感染者的寿命延长30年到40年。

由于艾滋病位居全世界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之首，国家非常支持艾滋病实验室的建设。为了加强艾滋病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于2016年牵头建立了北京市艾滋病重点实验室，开展了性病、艾滋病的病毒载量、耐药检测等新技术的研究，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深知现代医学发展不仅要求临床诊疗水平不断提高，消除艾滋病歧视也非常重要。尤其相对于其他疾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具有特殊性，在医学诊疗上现阶段无法治愈，并且还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为此，“北京佑安爱心家园”建立了新型医疗护理模式，主要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更全面的帮扶，减轻感染者在社会中所面对的各种压力。

我的妻子也从事传染病临床研究，深知我国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因此她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鼓励。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也是我不断探索前进的重要动力。

临危受命　守护SARS病房

“接到指令后，我第一个走进了SARS病房。我当时预判，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病毒还是可防可控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

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由广州开始，蔓延到北京后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北京佑安医院迅速进入了“备战”状态，我身为感染科主任，担任了北京佑安医院的防疫总指挥，主持SARS的救治工作。接到指令后，我第一个走进了SARS病房。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由于一直在传染病医院工作，防护措施非常齐全，我当时预判，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病毒还是可防可控的。而且我认为自己身体也不错，即便感染了也不一定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的情况比我们预计的更加严重，最初的救治过程很漫长，对于治愈标准也不确定。收治的病患主要是疑似感染者和已经感染的医务人员。我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佩戴着口罩，每天大约有10个小时都在病房里奋力抢救重症患者，为患者一一制定诊疗安排，同时还要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心情。我还向患者公布了个人电话，24小时随时接听。

可喜的是，经过几天对治疗方案的摸索，我们总结出了SARS诊疗常规和出院标准。2003年4月9日，被治愈的SARS患者从我们病房走出，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舞！随后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康复。也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我，我将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平凡中追求卓越

“科普不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已经发生的疾病也能够通过科普获得更好的治疗。

通过科普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还能够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从医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医学事业是我最好的选择。与同行交流时，大家都认为即使自己会因高强度工作而疲惫，但能够为患者解除病痛，还是非常欣慰的。

近些年，我一直专注于精进自己的医学水平，特别是现如今互联网教学完备且便捷，我时常强调要保持勤奋，利用琐碎时间加强学习，做到“苟日新，日日新，月月新”。

医生除了救死扶伤的职责外，还应积极参与到健康维护、疾病预防、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全过程中。我时常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科普教学，教授大家如何预防、诊断、治疗艾滋病等疾病。科普不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的疾病也能够通过科普获得更好的治疗。通过科普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还能够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作为医生需要有医者的担当和责任。我们不是华佗，也不是扁鹊，不会具有超出常人的诊断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可以在治病时保持100%的责任心，可以在病房里24小时守护着患者。作为一名医生，只有勇于担当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才能够在平凡中成长，在平凡中追求卓越。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吴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