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渊是我国儿科病毒研究方向的知名专家，她具有扎实勤恳的工作态度、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她将自己的美好青春奉献给了儿童病毒学研究事业。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她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回报祖国，不停钻研为人民造福；作为一名导师，她严格要求，注重交流，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实践。她不骄不躁，从不懈怠，一步一个脚印，誓言要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医疗环境，为祖国的未来保驾护航。回顾自己的儿科病毒研究生涯，她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为此脚踏实地、矢志不渝地创新，是儿科研究者刻不容缓的使命。”

上山下乡　磨砺成长

“我生在上海，父母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正直、诚实，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一生的信念和追求。”

1967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母亲觉得我身体素质不好，从小有胃病，不舍得我去农村插队落户。但父亲则教育我应该主动接受锻炼，开拓视野，给自己一个锻炼成长的契机。最终母亲妥协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主动报名插队落户。

上海市政府在开展上山下乡以前，组织知识青年各学习一门技术，希望我们能够到农村发挥自己的专长。我当时很幸运地被分配去学医。在这3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各科轮转，了解了传染病、儿科、妇产科等科室的医学知识。与此同时，我还有幸亲眼看到医师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从实践的角度去学习如何治疗。经过短期训练后，我跟随大部队开始了艰辛的下乡锻炼和医疗卫生服务。

由于路途遥远，我只能通过写信与家人联络。无论我向他们倾诉什么难题，父母都会不厌其烦地回信，给予我成长的智慧和勇气。这些书信往来所传递的人生信念和家国情怀，对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由于受过短期医学训练，当地的老乡和他们的孩子有一些头疼脑热就会来找我看病。但我并不是脱产的“赤脚医生”。我白天跟着生产队一块儿下地劳动，到了晚上才会去给他们看病。后来公社卫生院给我配了注射器后，我还会给他们进行输液治疗，深受当地老乡的欢迎。我开始爱上了这一行，从中体会到减轻患者痛苦的快乐。

东北的冬天夜晚长，时间充裕，我就用来自学。我向周围的人借来了高中课本学习，有问题就去请教当时来到农村的高校老师，他们非常愿意教我。后来我参加高考，被吉林医科大学（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录取，成为一名医疗系的学生。毕业后我做了将近3年的儿科医师，接着又考上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首都儿科研究所从事呼吸道病毒的研究。

海外深造　报效祖国

“在国外第3年的时候，正好是科研积累最多、能频繁发表文章的时候，而且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访问学者合同还没到期。但我还是决定回国，把高科技实验室建起来，为研究所提供一个优秀的基础研究平台，带动国内儿科研究的发展。后来有人问我后悔回国吗？我说我不曾后悔，因为从我出去学习时就打算要学成回国的，没有想过不回国。”

工作几年后，我主动申请去海外继续深造。1988—1991年，我在美国NIH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从事轮状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国际上对新发现的人C组轮状病毒的分子结构和序列还不清楚，我作为访问学者被安排到这个研究课题组。

接到任务后，我需要独立设计方案，仔细、规范地做好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国际上建立了C组轮状病毒的基因文库，并确立了该病毒具有抗原活性的结构蛋白编码基因，同时也证明感染人与猪的C组轮状病毒有很高的同源性。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轮状病毒的基因型别，这个成果也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后来被国外学术杂志广泛引用，并被收入美国病毒学权威著作和病毒性腹泻研究的相关专著。

在第3年的时候，我和NIH的合同还没到期，但我收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领导的一封信，希望我能尽快回国，参与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的申报工作。我最初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对我来讲，能够回国参与申请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而且这对我们研究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当时没有犹豫，既然有回国的契机，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

在我和所里几名回国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很快成立并投入使用，还成功申报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后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科研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儿童病毒感染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方向，也是我无数心血浇灌耕耘的花园。我最在乎的是我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真正造福于儿童、有益于我的祖国。”

在我们实验室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始终要求大家关注时代社会的发展，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要让科研成果切实为儿科临床服务，让研究方向切实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家国情怀的熏陶下，我们的实验室在数次大型传染病暴发的紧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要获得流行病相关的信息，比如像儿童重症手足口病、甲型流感H1N1等，我就会组织大家把对应的研究方法都提前建立起来。在这种防患于未然、与社会需求息息相关的科研指导思想下，我们针对流行病取得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时，我们病毒研究室的呼吸道病毒诊断方法派上了用场，减轻了医院隔离病房不足的压力。

基于这样的病原研究储备，我们不仅对来就诊的儿科患者可以及时做病原检测，还可以通过上级主管单位及时向媒体通报、向群众做宣传。而且，每次面对大型的流行病暴发，我们都能凭借病原研究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平台，发挥出特有的作用。

脚踏实地　薪火相传

“我不喜欢说教，但会在工作中对学生严格要求。年轻的一代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同我的家庭对我的教育一样，我也会更加注重言传身教，行胜于言，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实验教学中，我一直要求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地做实验，要实事求是地展示自己的实验结果，同时更强调科研方法和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如果学生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那固然是最好的，如果得到的结果不是学生所预期的，这没准也是一个发现新问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盲目、武断地苛责学生，而是和他们一起探索发现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教学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很多具有较高天赋资质的学生，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带领学生精进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我总会告诉他们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更需要家国情怀。这决定了一个医师的视野和格局，医师的品德修养也决定了从医的高度。希望他们勇于创新，为国家、为儿童做实事。

以人为本　促进儿科健康发展

“2013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为中国儿童的就医环境奔走呼吁，力图创造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儿童就医体制。”

我国儿科面临着医师紧缺、专科医院少等难题。所以，我在当人大代表时，一直致力于公益性儿童医院的建设问题。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这项建议后来影响了国家相关决策，促进了国内儿童医疗机构的投入与发展建设。

我们病毒研究室除研究各类病毒的致病性以外，还尝试将分子生物学方法与经典病毒学方法相结合，对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毒病原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建立了分子病毒学诊断技术平台。这样就使我们不仅能够更快地诊断出儿科常见的轮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等，还能及时应对新发和突发的病毒感染疫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毒病原监测平台已经可以及时监测北京市儿童感染性疾病病原谱变化规律及流行趋势，特别是能够对感染性疾病在流行季节或高峰期进行动态监控。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及时把病毒流行的最新动态向上级有关部门通报、与临床机构沟通等方式，为政府决策、为临床诊治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在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这些年病毒研究室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国外相关实验室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工作达到并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每年都能拿出新的研究结果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所做的工作也逐渐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家国担当　义不容辞

“在这次波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咱们国家才能够及时地控制住疫情。一旦哪个地方出现疫情反扑，咱们都能够很快地控制住。”

每当走进实验室，我的脑海里都会不时闪现当年上山下乡时农村简陋的医疗环境。短短几十年，中国的医疗技术和水平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离不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党中央的领导。我很骄傲于国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机制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我们的研究室因为硬件和资金的保障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反映了新中国医疗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目前我们国家无论是在对病原的检测试剂方面，还是在病毒的分析、疫苗的研制等方面，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和不错的成绩，但我们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拼搏，不能懈怠。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外的研究动向，追踪国际前沿丰富的科研内容，为祖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科研人员要记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上，让家国情怀成为医学研究工作的精神力。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钱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