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地坛医院）的王克荣护士长被誉为“艾滋病患者的知心大姐”。在37年的护理生涯中，她始终践行着“把患者放在第一位”的庄重誓言，工作中她无微不至地照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亲人般给予关爱，像朋友般倾听烦恼，许多感染者从她的温情中汲取力量，获得生的希望。多年来，王克荣一直走在“艾滋病反歧视”行动第一线，身体力行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以及消除艾滋病歧视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我热爱传染病护理工作，从走上护理岗位的那一天起，就立志做一名好护士。”

三十余载漫漫关“艾”路

    “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起带头作用。再说传染病医院也要有护士呀！便答应了下来。”

    1984年，我从北京护士学校毕业，分配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咱们班有两个传染病医院的名额，几个同学都表示坚决不去，你是团支部书记，传染病医院离你家也近，你去可以吗？”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起带头作用。再说传染病医院也要有护士呀！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坛医院工作。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很感谢身边的同事和前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还记得刚到医院时带我的王护士长，她性格直爽，对待患者仔细耐心，干活特别有冲劲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穿着凉鞋冲洗走廊的情景。她对工作的热情，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随着工作的深入，1997年3月，我轮转到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担任副护士长。那时候我对艾滋病不是很了解，即便工作时严格按照规范穿戴好隔离衣、帽子、口罩、手套等，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不过，在接触到第一位患者老李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老李是在爆炸事故中为救同事、抢救国家财产而受伤的，因在抢救时输入了大量的血浆，后来老李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听完老李的故事后，我真的很感动，心想：“他不就是英雄吗？他是值得所有人尊重的。”所以，在为老李做护理时，我紧张的情绪逐渐消失了。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会刻意关注他们的身份。有一次，我们与患者一起吃盒饭，其中有一位患者就不经意地对我说：“护士长，我不吃肉。”我心想既然他不吃，就夹到我碗里吧。这其实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他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特别激动地说：“王姐，我的家人都做不到这样。”看着他热泪盈眶，我的内心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肯定要把护理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人。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比如之前有一位患者在手术中癫痫发作，我担心患者窒息，就给他的口腔里塞上牙垫。不料他突然控制不住，咬了我一口，尽管我已经按要求佩戴了双层手套，但他还是一下子咬到了我的手指头，痛得我赶紧把手抽了出来。当时手套被咬破了，我便第一时间到流动水下冲洗。虽然看到手上有两个通红的大牙印，但用酒精擦拭时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手指应该没有被咬破，于是我戴上了新的手套继续操作。有人问我当时怎么还能坚持到抢救结束，因为对我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抢救患者才是最重要的。

温柔驱散感染者心中阴霾

    “作为咨询者和陪伴者，我们更应该从本职出发，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内心的压力，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从多年临床护理的经验出发，我总结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即“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在生理护理方面，我们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情况多加关注，比如并发症、病毒载量等化验指标，强调服药的依从性、机会性感染的相关护理、打针输液等。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护理往往更加重要。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曾跟我讲：“还不如得恶性肿瘤，赶快死了算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比较特殊，因此很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带有一种病耻感。同时，由于社会大众对这个疾病不了解，他们还会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如有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被家人接纳。我作为咨询者和陪伴者，更应该从本职出发，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内心的压力，使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作为医务人员，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告知”。我印象中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一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单亲母亲希望我在她儿子上大学以后，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后来我们就把她儿子请到咨询室。他之前一直以为妈妈来医院是因为关节不好，我告诉他，你妈妈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这位母亲一直想亲自告诉孩子，但没有勇气，所以当我在旁边给她做了铺垫后，她就说了出来：“其实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好多年了。”听完，孩子就愣住了，我走上前去进行安慰，他把妈妈搂在怀里，妈妈的压力终于释放，流下了眼泪。后来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看着他搂着妈妈肩膀在楼道里越走越远，我心里既欣慰又感动。

    还有一位女患者，她之前和丈夫在广东经商，后来两人都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虽然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得病后家人都很害怕，不敢与她接触。当时艾滋病患者需要严密隔离，所以病房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我们就一直担任着她家人的角色，比如给她买东西、订报纸等。有一次她想吃西红柿，我买了两个又大又红的送给她，她当即掏出200块钱给我，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她说：“给您的孩子买个礼物吧！”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不久后，这位女患者去世了，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遗书，上面写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无法报答，就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希望你们好好搞科研，能救救和我一样的人。”我当时一边看遗书，一边流眼泪。她是北京地坛医院第一位捐献遗体的艾滋病患者。

爱心坚守“红丝带之家”

    “我热泪盈眶，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曾经照顾过但已经去世的患者，我在想他们要是能坚持到现在该有多好呀！”

    现在艾滋病的治疗手段和患者生存环境相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当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宣布时，我热泪盈眶，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我曾经照顾过但已经去世的患者，我在想他们要是能坚持到现在该有多好呀！现在不仅药品种类多了，而且质量、效果也越来越好，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感也下降了很多。以前北京地坛医院的病房虽然可以陪护，但很少有患者家属愿意前往，现在病房里前来陪护的家属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大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接纳程度提高了。当然，“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和行动还是任重道远。

    2005年，“北京红丝带之家”正式注册成为社团组织，北京地坛医院领导决定让我做“北京红丝带之家”的专职护士长，在医务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帮助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关怀工作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几年前，“北京红丝带之家”积极参与了四川省凉山州的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北京地坛医院对接的是越西县，医院感染中心派出艾滋病专科医师在当地县人民医院出门诊、带团队。“北京红丝带之家”在凉山培训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同时，还成功孵化了“凉山红丝带之家”。因为当地是彝族聚集区，所以我们找了一位彝族志愿者在“凉山红丝带之家”帮助当地感染者，现在“凉山红丝带之家”已经正常运转三年了。

    三十多年来，北京地坛医院培养出了艾滋病防治领域顶尖的医疗团队，包括张福杰主任、赵红心主任、伦文辉主任等优秀医师。赵红心主任治疗机会性感染的水平在全国顶尖，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慕名而来。在艾滋病诊治领域，北京地坛医院的病理、放射、化验等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拥有较多经验。普外科、妇产科、骨科、心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学科的发展，更是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服务，缓解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地坛医院门诊每天接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150人，住院患者约75人。在我们医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住院并不是都住在感染科病房，而是根据感染者所患疾病，分别住在外科、妇产科、心内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不同科室。

    现在，北京地坛医院、“北京红丝带之家”和社会组织三股力量已经拧成一股绳开展相关工作，服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且逐渐形成了“五位一体”模式。外部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包括中央和北京市财政支持，不仅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还专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综合医疗支持和人文关怀，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到“北京红丝带之家”看望、慰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医务人员。还有众多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先后到访过“北京红丝家之家”，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窗口。

永远开机的生命热线

    “为了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时都能联系上我，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睡觉时还会放在离耳朵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怕听不到电话铃声。”

    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有我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现在想想，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记得有一位叫小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时，他醉酒骑摩托车，遇上车祸导致股骨粉碎性骨折，被紧急送到离事发地最近的一家医院。没想到手术前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情急之下小夏拨通了我的电话。在多方积极协调下，小夏被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医院紧急成立专家救治小组，和外请的专家一起给小夏实施了髓内针固定手术。

    为了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时都能联系上我，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睡觉时还会放在离耳朵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怕听不到电话铃声。后来我和我的患者还达成了一个共识，有急事打电话，没急事发微信，我看到一定会回。所以，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拿出一部分时间给他们回微信，解答大家的问题。

    即便如此，还是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半夜打电话给我，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包括醉酒、车祸、夫妻打架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有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晚上11点多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能打新冠病毒疫苗。其实，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遇到困难选择给我打电话，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我的信任。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今“北京红丝带之家”的工作团队逐渐壮大，他们承担起了更多的咨询服务，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为感染者答疑解惑。

    2012年，我当选了党的十八大代表，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才可以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医务人员所面临的困难传递给党中央，同时还能把党中央的精神转化为卫生健康行业需要落实的内容进行宣传。党的十八大以后，我还参加了宣讲团，这是一个宣传“艾滋病反歧视”的平台，旨在通过宣传反歧视，让大家正确认识艾滋病，好好保护自己。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王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