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军 一个大医生之路

发布时间:2020-08-27 1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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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和他的团队建立、发展并完善了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恶性疾病”的新型方案——“非去T细胞单倍型移植”。这个方案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成为国际上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的主流方案,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主动学习,修炼逻辑

早上七点十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院区,黄晓军教授开始查房,身后是十四个医生。一出病房,黄晓军就开始“挑战”患者的主治医生们:“为什么使用地米而不选择强的松?地米和强的松的区别是什么?这个知识层面的东西你们要首先搞清楚。”查房中,黄晓军还无时无刻不在向年轻医生们传递成长晋级的“秘诀”和“理念”。在黄晓军看来,“诊断”是临床医生们首要解决的逻辑关系。但恶性血液病大多病情复杂、变化快,一个症状出来,医生往往难以立刻做出正确诊断。“西医是诊断导向型。是什么疾病导致的?病理生理基础是什么?所有一切都要以诊断为中心。如何做诊断鉴别?第一靠知识和逻辑,运用临床上很多的指南;第二靠动态分析,根据病情变化不断评估、检讨、修正之前的诊断;第三靠经验,经验性治疗也是诊断鉴别的一部分。”黄晓军说,“经验就是让你去猜,你觉得它是什么?然后再用逻辑去证实或证伪。”

黄晓军要求医生们,每次查完房都应该回去“翻书”,知识性的东西翻教科书,研究性的东西翻文献。主动学习是黄晓军身上的一大特征。他喜欢自己看书、归纳,而不是简单听老师讲解。1987年,黄晓军考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研究生,一入学他就自己主动写综述。进入临床工作后,遇到患者出现发烧症状,找不出原因,黄晓军就去翻书、去学习,想方设法找到原因。

“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现在知识太多了,需要挑选、聚焦,这就更加需要主动学习。”黄晓军说。在他看来,青年医生首先要成为知识丰富、逻辑能力强的“匠人”,能用现有的医学知识、人文精神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向解决未知问题的“医学家”迈步。

挑战禁区,艰难起步

2016年2月18日,“美国骨髓移植会议(ASBMT)”在夏威夷檀香山开幕。这是国际血液研究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在黄晓军之前,还从没有中国人登上过这个会议的演讲台。这次,他应邀介绍了团队的研究项目“非去T细胞单倍型移植”。

骨髓移植,也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的有效手段。按照传统理论,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一致。但这种相合的几率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1/2,兄弟姐妹之间只有1/4。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供者来源就更加稀少。

要解决供者来源问题,最好的方案就是单倍型移植。所谓单倍型移植,简单说就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况下进行移植。因而患者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成为供者。但单倍型移植后,排斥率高达70%~90%,抗宿主病发生率高,患者生存率只有HLA相合移植的三分之一。因此,单倍型移植虽是研究的热点,但也是雷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血液病专家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去除导致排异的T细胞。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Aversa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这样就不会出现抗宿主的问题,但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感染排斥复发率升高。

黄晓军重复了意大利的技术方案,但疗效不好。“我们当时都跟着老外走,但老外的方法并不灵,我感觉大家对单倍型移植都没有信心了。”当时的黄晓军才三十几岁,事业刚刚开始。初生牛犊不怕虎,黄晓军暗下决心,必须把单倍型移植研究出来,并决定另起炉灶——用中国的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黄晓军回忆当年那股闯劲说,“创新更多的是一个需求、一股勇气、一种力量,是一个打破旧规则、动别人奶酪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思路”用黄晓军的说法是 “把T细胞的功能暂时管控起来,让它在早期不产生抗宿主病。等过段时间它们适应了,再把T细胞功能放出来,然后让它慢慢去抗肿瘤、抗感染。所以我们锁定了G-CSF”。G-CSF是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最早被用作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外周血内含有的T细胞数量是骨髓中的十几倍,但移植后发生抗宿主病的几率并没有显著差异,因而有人推想,G-CSF使得T细胞的功能发生了改变。

1996年,黄晓军开始带研究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带着学生们做起了体外实验,对G-CSF的机制进行系统的免疫耐受研究。此时的黄晓军只有一个想法和一些初步的研究,他的申请项目都没能获得批准。2001年前后,黄晓军从北大医学部申请到8万元创新基金。这个项目的申请成功给了黄晓军极大信心。“成长过程需要台阶,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台阶。”而今的黄晓军,手握科研经费何止千万,但最初的8万经费,如同种子,落地生根。

敢于担当,感恩患者

2001年,黄晓军遇到了第一例实施“北京方案”的患者。X先生是一个复发的自体移植患者,各种药物对他都无效。黄晓军对他说:“我们尽力使用了药物治疗,但疗效不乐观。如果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异体移植。”

但X先生是独生子,没办法找到HLA全相合的异体供体。因为有体外试验的基础,黄晓军认为,用G-CSF来诱导免疫耐受,进行单倍型移植或许能成功。X先生非常配合,“他问我,能不能考虑让他父亲给他提供造血干细胞。”此时,黄晓军反而犹豫了。“我还真不一定敢做,对于G-CSF的机制我们还不是太清楚,可能有用,但也不一定。”黄晓军坦诚地将自己的顾虑告诉患者。“黄医生,我这个病从一开始就是你给治疗的,我已经多活了两年多了,这次复发,如果不做,我也就没机会了。即便不成功,也可给你积累经验,所以你就大胆地去做吧!”X先生同样坦诚地回答并鼓励黄晓军。在彼此真诚的沟通和患者的鼓励下,黄晓军毅然与患者一起承担起风险。很幸运,他们成功了。

这给了黄晓军很大的震撼。“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医生的信任,使我有勇气跨出这一步。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方案可能永远停留在体外实验,永远停留在动物实验,甚至永远停留在想象之中。”黄晓军说。

现在,黄晓军教授常常鼓励年轻医生们要有担当。他视“风险”为“挑战和机遇”,他说:“一个医生如果不敢面对风险,那他绝对不会成为大家。大部分人被风险的大浪压下去了,只有顶着风险的人才能冒出来。”

他还常说,医患沟通非常重要。门诊中,常有患者纠结是用骨髓库里的全相合还是用家人的半相合,黄晓军首先会征求患者的倾向性。需要患者做决定的事情,医生一般不能代劳。对于病情复杂的住院患者,黄晓军要求主治医生们每天向他汇报情况。即使在车上或会议间隙,他也会挤出时间,分析判断患者的病情走向,指导医生注意事项。黄晓军面对患者,看到的不仅是“病”,更是患了“病”的人。“患者感谢我,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而我内心也在感谢患者!因为他们用生命让我完成了创新之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黄晓军这样说。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2001年,黄晓军的第一例“非去T细胞单倍型移植”患者,奇迹般地存活并康复出院。黄晓军很欣慰,也更加谨慎。“这就有希望了。”这一年,黄晓军完成了五例单倍型移植。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并不代表就成功,一个好的临床方案需要持续稳定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黄晓军说。2004年,当案例数达到一百时,黄晓军在一个小型内部会议上通报了他的结果。但黄晓军的数据却受到同行质疑,当时的黄晓军觉得自己很“冤”,但事实和数据能够说明一切,黄晓军团队的成功案例数继续上升。2007年,黄晓军正式向媒体报告好消息: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来源难题破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建立“HLA不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体系”,从配型、抗排斥、抗感染和复发等诸多环节有效解决了难题。

下一步,黄晓军要带着他的方案走向世界。2009年,黄晓军应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邀请去作报告。当时,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干细胞移植中心。那里的同行专家对他既有怀疑,又还想听听。尽管如此,黄晓军并不畏惧,他认为,这就是中国人发出声音的机会。除了争取“说”的机会,他还努力 “坚持”,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方案可行,坚持不断地完善它。

在黄晓军的坚持和团队的努力下,研究成果接踵而来:他们证明了G-CSF和抗胸腺球蛋白诱导免疫耐受、外周血和骨髓移植物混合应用是移植成功的关键,初步阐明上述因素通过调节性T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等发挥作用;单中心研究证实单倍型移植治疗急性白血病总生存率优于单纯化疗及脐血移植,达到了与非血缘供者移植等同的疗效等等。随着黄晓军方案的不断完善,成功案例不断增多。“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工作让全世界的血液专家们已经接受了单倍型是可行的。”黄晓军说,“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会感悟到很多东西,也会因此变得更强大。”

“带不出团队,就是我的失职”

2005年,黄晓军接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常说:“考核我作为所长干得好不好,不是看我个人成绩是否突出,而要看我是否带出了一个人才团队。”2016年,以黄晓军为学术带头人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应用基础研究”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这是目前我国学术影响力大、竞争激烈的创新人才类项目。

黄晓军很严厉。他自认“性格强势”,关起门来“训”医生毫不留情。但在外面,所有他能为团队成员争取的利益,一个也不放过。黄晓军管理团队,很擅长“让团队成员们各尽所长”。

在团队核心成员的小组会上,黄晓军鼓励他们:“既然把你们放在重要岗位上,就要勇于承担责任。要不断给自己塑形,形成自己的特色。一群努力的、优秀的人聚在一起,同舟共济,才会形成一个团队伟大的力量。”“我们以解决患者的问题为导向,还需要把年轻人再往前推一推,造就更多的领军型人才。”黄晓军说。

黄晓军有理想,但这个“理想”他从不细说。在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因为有理想,所以从上医学院开始,我们就希望给患者解决问题;因为有理想,我们渴望解决全球未曾解决的医学难题;因为有理想,我们发展创建形成了一个有理想的团队,使得我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无所畏惧,永怀初心!”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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